“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下)

作者：路宪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那么对“信阳事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信阳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平、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李俭波赴信阳解决信阳问题。在鸡公山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包括地委委员，各县书记，地专直党委书记，地委各部。会上首先由杨蔚平讲话：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由于执行中央“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统购统销，政策上犯了错误，积累得多了些，给群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组织处理。

接着，我代表地委作了检查。头次检查摆事实多，把省里安排的一些情况叙述出来。杨讲：路宪文同志的检查摆事实多，思想检查不够深刻，大家提意见。后来我又作了第二次检查，这次主要讲思想。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不敢正视错误，不可能，也不敢认识错误的实际，所以着重从个人方面检查，如骄傲自满、居功自傲、不关心群众以及官僚主义等。

在检查前，省委书记杨蔚平指定要点三个县委书记的名（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基）批判。说王搞男女关系，杨用鸭绒作被子，并让几个城市女人做，马反右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打死了，并把他们评定为三个坏分子。当时我思想不通，认为这是历史上处理过的，和死人没什么关系，就轻描淡写说了几句。散会后，杨蔚平训了我一顿：叫你点名，你点得不痛不痒，你为什么不敢点，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怕他们揭发你？结果杨又亲自点名，并把马龙山看管起来。原定把王汉卿调鸡公山做调查研究，把杨守基调到省科委，他是水利土专家，还没走，就被叫到会上批判了。

会上党校书记闫仲儒对我发言过于激烈，说：路宪文不是工作问题，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当场受杨蔚平的批评，说他无限上纲。杨让我写个地委常务会总结。杨看后说不管用，太啰嗦，文字太长，内容太复杂，杨亲自主持党委会议作决议。

会上我要求给处分，杨坚持不给，同来的几个省委领导也同意给我处分，调其它地方工作，杨坚持不给处分，说这是大方向问题，路宪文代表大方向。

会议上，省委还带了电台，每天把会议情况向在北京开会的吴芝圃汇报，常委会议决议也送交了吴芝圃。吴说：会议开得很好，路宪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

吴芝圃从中央开会回来，在大会上讲：信阳死了那么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经验教训，不作组织处理。

9月份，到省委开会，传达在罗马尼亚共产国际会议上中苏关系情况。省委要我在省委全会上作了检查。这次检查还是说过程多，思想检查不深刻。吴芝圃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

在此阶段，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

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61年谈，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告诉中央后，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后来中央又派李先念、陶铸、谭震林、王从吾、徐子荣、王任重等代表中央来河南处理问题。

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上攀下连，最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

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据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处躲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

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许多地富反坏右兴高采烈，乘机对干部打击报复。

省委常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

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

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放人。据信阳地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一场轰轰烈烈的党内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停了，使我党避免了一场悲剧。

第三阶段：1962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我落实材料。由于当时思想认识糊涂，不敢说真思想，材料仍不能落实。

河南省委副书记何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他到农村作了调查，村上老百姓给他说实话：这事也不能光怪地县委书记，上边给他们要粮，他们不给也不行。

回来后，他对信阳问题作了结论上报中央。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这以后一直没有回话。到63年9月，省纪委刘名榜和湖北调来的另一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问题已批下来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我一份，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

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赵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检查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训斥我：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

然后去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党籍）判三年徒刑，定渎职罪，降5级级别，按15级发生活费）。

出来后才知道，原来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

过了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办了。

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了。

信阳发生饿死人问题，我作为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是难辞其咎的。但是信阳事件处理的结果却存在着问题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对。信阳地委及下面的干部虽然客观上执行了左倾路线，但是这些干部从主观上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按照省委的指示办事的。这些干部都是听党的话，积极为党工作的。按照党在当时的路线犯了错误，怎么能说是敌我矛盾呢？

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应当对信阳事件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从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中完全可以得出。我是当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对公社化问题我有重要责任），对河南省委的错误决策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未能进行有力的抵制，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定我打击报复罪，违法乱纪是错误的。

信阳地区出现的告状信等几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我的意见。如信阳县委书记写匿名信说人民公社搞坏了，饿死人了等，是省委转来匿名信令我查处的。60年到光山县白雀园公社视察工作，回来后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死人情况。我立即派人去检查，检查人员回来后，县委把这个人逮捕了（小学教员），我听后很生气，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放人，赔礼道歉。

信阳专署建筑公司一个干部（党员）用地委的信纸，以地委的名义批评信阳县官僚主义，饿死人等，信阳县委找到地委办公室，经查查出了这个人，地委指定单位对他进行批判。正在讨论处理，中纪委李坚同志来信阳视察工作，提出不让处理，就停止了。如果我这些也算打击报复，那么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言，反映浮夸情况，省委说张反党，把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算不算打击报复？省委一个副书记在潢川对一个调查死人的民政厅干部进行批判，说他思想右倾，给三面红旗抹黑，不适应生产救灾工作，批判后送回省里。这又算什么？民政厅一位老红军干部（处长）张甫要向中央告状（死人问题），省委副书记杨蔚平立即派人把张甫从火车站接回，并用给张甫老婆安排工作的办法，说服张甫不要告状，这是什么手段呢？我并不存在打击报复人的问题，当然更构不成打击报复罪。

作为地委领导，我多次下去调查和了解一部分情况。我对农民无粮、饿死人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同时我不顾一切向省委要来了粮，又设法部署从其他方面弄粮，还多次到下边布置安排救灾粮的发放和救治病员。路遇生病群众，我给粮票给钱，劝他们回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确尽了自己的努力。说我见死不救，我认为不正确。如果说渎职的话，应该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是他们隐瞒事实不报中央，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用反右倾的手段继续征粮，把下边的干部和群众逼入绝境。

光山县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斗争中，打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向地委报告福洪畏罪自杀，地委立即派检察院、纪委同志组织去检查。因当时正在反右倾，群众不敢说实话，布置了个假现场，死人也已埋了，工作组回来向地委作了报告，地委专题报告了省委，省委也没表态。把这也定成我的罪状，说检查不认真，这是不确切的。

在信阳期间的工作，我承认有脱离实际的问题，可那不是我要脱离实际，而是那股左倾思想，那条左倾路线脱离实际。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说自己十全十美，但是我决没有违法乱纪。当我们向中央申诉时，又把我们这些受重处分的干部说成是违法乱纪，则更是错误的。

公社化以后，每年都发生坏分子偷盗宰杀公社耕牛的事，为了保护公社财产、生产力，对这些事采取了打击措施。1959年秋冬，宰杀公社耕牛的事件越来越多，地委研究认为，坏分子趁灾情破坏人民公社，就派公安处检察院研究了个政策，对地富反坏右判刑，对贫下中农进行批评，并订了八条政策（内部掌握）。结果处理得多了些。在处理“信阳事件”时说，群众饿着肚子，杀个耕牛你还判刑，属违法乱纪。反过来说，随意杀公社耕牛，就不违法乱纪吗？

1959年10月以后，征购没结束就发现群众外流，逃荒要饭情况。11月份，外流人员增多。根据省里的指示精神，组织了收入外流机构。地委决定公安局副局长韩仁秉和民政局共同负责办这个事。以流窜作案的刑事犯罪分子，由公安局查处，对群众外流的，由民政局负责收流，送回原地。规定群众每人每天8两粮食。由于管理人员多吃多占，群众吃不到。那年冬季下雪很多，因发现每次下雪，公路上就有死人，地委就让各县社每次下雪派人到公路上去收容，谁饿死谁负责。

在基层干部中有口头禅：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我在会议上讲过坏人是少数的，好人是多数的。收容外流本是大好事，确实减少了人员死亡。在处理“信阳事件”时，说我把外流群众当流窜犯，否定外流收容工作，这也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扩大了收容外流的缺点，否定了收容外流的成绩，这是不切实际的。

当年，省财委副书记李绍禹，潢川县委书记梁得柱到踅子区视察灾情，中午公社准备了好几个菜，我发现后立即纠正，马上让端下去，并批评了他们。艰苦朴素是我一贯的美德，为给我定罪，把这些说成我的支持，我不能接受。

对于一个错误路线下积极工作而犯有错误的同志，中央一贯强调在处理犯错误同志时应弄清当时的具体情况，弄清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而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党所倡导和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要错罚相当，我什么时候都不否认自己在信阳饿死人问题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处理的结果和定罪是不妥当的，不公的，不能真正起到挽救人，教育人的作用。

“信阳事件”发生的内在历史和社会的主要原因就是左倾路线，而贯彻庐山会议之际，也是左倾路线把“信阳事件”推上顶峰之时。不幸的是，左倾路线指导下犯左倾错误，上级又用左的方法处理，不实事求是地定罪，当时受重处分的县级干部22人，受刑事处分的600多人，受撤职以上处分的6000多人。正如胡耀邦同志后来在批示中讲的：当时河南省委在处理信阳问题时，有许多不妥之处。把路宪文他们当反革命抓起来是错误的，处理人过多过重。省委承担责任很不够。

中央纪委某同志讲：“信阳事件”处理时，性质定错了，应纠正。我们当时参与了这件事，如需要我们检讨我们检讨（文革后期讲的）。叫河南省委戴苏理出来处理，戴苏理不干。

左倾路线已酿成严重后果，而处理“信阳事件”却以左反左，可见左倾思想在党内影响之大，错误的东西，在党内市场之大。因此分析造成“信阳事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是必要的，通过信阳事件总结其经验教训更是必要的。

通过“信阳事件”的反思，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斗争，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

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已在全国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环境，使许多正确的意见得不到反映，加之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也给党内的有些高级领导人搞宗派主义，谋划取私利提供了条件。

当时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吴芝圃与潘复生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也存在着权力矛盾。潘复生作为省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并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及征购粮食的看法，这本是很正常的，但是吴芝圃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并连带上了杨珏、王庭栋，把它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打垮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后来又打击了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六人以及张申等持不同意见的许多同志。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吴芝圃的权利欲得到实现了，更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没人能抵制了，也没有人再敢抵制了。左倾思潮在河南泛滥成灾，左倾路线在河南畅通无阻。河南开始出现大量饿死人的问题，还以反右倾为手段，打击说实话的同志，使问题不能及时真实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掩饰这一真相，使左倾思想继续推行，危害进一步扩大，直到信阳问题的出现，严重后果已经产生。由此可知，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正派的作风，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是执行正确路线，防止、抵制错误路线，避免重大错误后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2] 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曝“信阳事件”真相

[3] 朱健国：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

[4]李　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