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的绣花风俗图片:《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

作者：塞外李悦    新闻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 149    更新时间：2007-5-13
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大都是一夜成名。不知什么时候就火了个余秋雨，不知什么时候又火了个易中天，紧接其后还火了于丹。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任。她还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做为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她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于丹教授在《北京晚报》上说自己四岁就学《论语》；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她指的中华版的书是指中华书局出版的书。
于丹教授的火，并不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头衔并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是因为这位“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还同时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这样她能够有机会在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讲读《论语》心得。
于丹教授依靠强大的央视传媒，在国内一举成名。随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尽管我认为这个书名有修辞毛病，但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60万册。而盗版书的数量就不得而知了。在我居住的塞外古城呼和浩特是在2006年12月初先出现盗版书，随后书店才有正版书进来。
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以《“小妮子”为大众找回孔子》为题，报道了于丹热的情况：“上周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教授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连续9个小时签售《论语心得》12600本，中关村图书大厦当日售出14000本。本周，几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该书继续忝列榜首。昨天，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买书的人络绎不绝。书店干脆在一层最显著的位置摆出布告：买《论语心得》的读者，请去收银台直接付款。于丹激活了《论语》，《论语》成就了于丹。”
14000人排队买一本讲解《读语》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现象——我不是说数字可疑，而是说这种文化现象可疑。我也是四岁背四书五经(其中包括《论语》)，后来看到了许多解读《论语》的书，印数都很少。于丹教授依靠央视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增加了知名度，有了强势媒体的宣传，固然是她的书销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她之前也有许多作者上了百家讲坛，其著作销量虽大增，但也比不上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热销盛况。要研究于丹这种突然走火一夜成名的文化现象，就得先读读她的这本大作，书里才会有解释这一现象的密码。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
《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于丹的书很像是为了寻找“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而找到了《论语》，从中找到“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理论依据。按照于丹之意，似乎孔子已经告诉我们过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方法。我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快乐”的。
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下面我们先对她曲解的地方进行改正，以给读者一个正解。
1. 于丹在她的大作的第9页上提到“子贡问政”。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孔子非常强调国家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曾在《论语·子路》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在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上“信则人任焉”是说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别人当然不是主体。
《论语·子张》中还有：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认为后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段话是说：君子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役使人民，如未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虐待自己。君子取得信任，随后才能给别人进忠言，如果没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
可见《论语》在多处谈到“信”时，国家、君主和君子都是话语主体。于丹错将民(百姓)当成主体，与上面能“足食”、“足兵”的主体不一样了，讲不通了。她索性错下去，又将“信”解释成“信仰”，于是“民无信不立”就被于丹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了。我怀疑于丹在这儿是有意曲解这句话，为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不立”的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以便“上”和“君”就可以指责百姓没有信仰而误国了。
2.于丹在这本书的16页上提到孔子《论语·雍也》中的话：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于丹随之解释这段话的后半段，她说：“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在这里，“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像于丹所说“从身边小事做起”，这二者是很不相同的，“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才能“推己及人”也!
3.于丹在其书的40页上，引用了《论语·里仁》上的一句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于丹解释说：“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事君数”中的“事”当“服事”讲，而不能当“有事没事”讲。同样“朋友数”是指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而不是“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这段话准确地讲应是：“服事君主频繁无度，就会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就会遭受疏远”。两种解释是有区别的。
4.于丹在其书43页上引用了《论语·里行》上一段话：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于，义子与比。于丹解释说：“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 “适”在此处应是“莫”的对立词，“莫”在此处当“不可”讲，“适”则当“可”讲，就准确了。那么这句话应解释成：“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不随意认可，也不随意否定，要以义为依据。”
《论语·微子》有一段孔子论述逸民的话，孔子说：“虚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最后一句，孔子强调他与逸民的不同在于“无可无不可”，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无适也，无莫也”也是“无可无不可”之意，所以于丹解释成“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则违背了孔子的真意。
5.于丹还在44页上引用了《论语·为政》上的一段话：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力，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于丹在解释这段话最后一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时说：“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接着她又强调说：“这段话多实用!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对我们今天不是照样有用吗?”随后她意犹未尽，又讲了一段寓言，并说：“这个寓言，可以用来解读《论语》中的‘言寡尤，行寡悔’这句话。”
于丹费了这么多笔墨去讲这六个字，却不知她将“尤”字讲错，“尤”在此处应当“过错”讲，而不能当“指责、抱怨”讲。因此“言寡尤，行寡悔”，应解释成：“说话过错少，行动悔恨少”。
6.于丹在书的47页，引用了《论语·子罕》的一段话：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于丹这样解释：“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
当做官的人，穿丧服的人，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要从这些人面前经过，他就小步快走，这表示对这些人的一种尊敬。
对有官位的人，应该表示尊敬；对身上戴孝的人，他们是遭遇不幸者，也应该表示尊敬。对盲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更应该表示尊敬。你不要打扰他们太久，不要惊扰了他们的伤痛，你应该悄悄地从他们面前经过。”
于丹误将“冕衣裳者”当成“做官的人”、“有官位的人”，或许于丹女士官本位思想过于严重，见到冕就想到官帽子。这段话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原文是将“齐衰”排在“冕衣裳者”之前，译成白话也应该是“穿丧服的人”在前。但于丹却特意将“做官的人”放在“穿丧服的人”之前，可见于丹女士对“官”是情有独钟的，在她心目中“官”比任何人都有分量和地位。
7.于丹在书的47页中写道：“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问他的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说：‘修己以敬’。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子路一听，做到这四个字就能当君子了?不会这么简单吧?于是又追问，说：‘如斯而己乎?’这样就行了吗?
孔子又补充了一点说：‘修己以安人。’在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法让别人安乐。”于丹将“修己以敬。”解释成“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错在没有解释出“敬”的正确含义。“敬”在这里不应当成“恭敬的态度”，而应当成“恭慎做事”之意。
我认为于丹在这儿解释成“恭敬的态度”是为了贴近她全书的主题，也许她本人也觉得这么解释是有些牵强，但她更知道突出主题的重要性。主题才是她读《论语》的主要心得，才是她出书、在“百家讲坛”上演讲的目的。她的主要心得在该书的6页上如是说：“《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于是“恭敬的态度”就和“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合拍了。
8.于丹还将“修己以安人”曲解成“在修炼好自己的前提下，再想法让别人安乐。”其实词句上的本意只是“修养自己而安抚别人。”“安”是当“安抚”讲，不能当“安乐”讲，何乐之有?“乐”是于丹教授强加上去的，这种“强加”，是有意为之，虽牵强，但还是为了这本书的主题服务。
主题是：“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论语》所传递的“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只要学会，每个人都能获得“内心的安宁”和“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你们看，于丹教授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怎样美妙的人生挂图呀!
欢乐、快乐、安宁将日夜环绕在我们身边，不能没有乐，不能没有!如果实在没有，那就设法加上，好在还有个“安”字在，那就在后面加上“乐”，好在还真有一个可爱的词叫“安乐”。对了，于丹一定知道还有一个歌呢!里面有一句歌词也提到了安乐，那歌词是“大雁在草原上飞翔，是为了寻找安乐。”
9.我们按照于丹大作的从前到后的顺序，挑她的曲解《论语》之处，已经到了她大作的56页。在这一页上，于教授写道：“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说，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
于教授的毛病又犯了，又向上加东西了，加上她的私货了。其实孔子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有修养的儒者，不要做一个无修养的儒者。”很简单很明了，没别的意思。于教授为何要加上“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还是为主题思想服务吗?
当然是要为主题思想服务了!于教授写此书不完全是为赚稿费，还要用她的思想引导读者呢!她是要引导广大读者修身养性的，她不愿“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当然也就更不愿意看到有人“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了，她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这一页上于丹教授还引用了(《论语·宪问》)上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她的解释是：“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今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取悦于人。”
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也无不可，但是因孔子此处是讲“内圣”之学的，所以孔子的“为己”是讲一种身心受用的学问，一种自我修行之功。“提高自己”只是一种空泛的不准确的注释。因此，孔子的这句话应解为：“古人学习着重的是自己身心的修养，今人学习是为了装点门面，给别人看。”
我这样给于丹教授挑毛病，似乎有“鸡蛋里挑骨头”之嫌，但是孔子的语录不能仅仅从字面上讲，要从他整个思想的高度上去理解，才更为准确。
10.到59页了，于丹教授写道：“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孔子讲的这句话已经成为格言在民间流传，意思很简单，说的就是“君子知道的是义，小人知道的是“利”。“义”在这儿应当一种德行来讲，是作人应有的一种德行。于教授是当“宜”来解，从字面上看虽是可以的，但“宜”的具体形象是模糊不清的，远不如“德行”清晰。“宜”并不能涵容公平正道，要求别人公平待我，我也要公平待人等道德内容。因此用“宜”并不准确。于教授用“宜”，是为了说：“走的是一条适宜的正路。”以衬托出“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论语》上多次提到“义”，孔子并没有给“义”下过定义。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给义下了定义，他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于教授用“宜”解“义”，显然是从韩愈这儿来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我认为“义”是指的一种德行，是因为“义”的繁体字是“義”，是由羊和我两个字合成的。在孔子的时代合成“義”字的“羊”是一种装饰品，就像如今也有人把羊头挂在家里的墙上一样。在古代那“羊”是放在人的头上的，就是一种面具，面具放在“我”之上，成为假我。别人若能透过面具看清真我，那目光就是公正的，公正就是一种德行。《论语》中多次提到“义”的地方，只有当“德行”讲才能讲通，当“适宜”讲就不通了。
例如《论语·宪问》中写道：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例如《论语·季氏》中写道：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还例如《论语·子张》中写道：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以上我举的三例中的“义”都是当“一种德行”讲的，不能当“宜”讲。于丹大约真的要引导广大读者跟上她“走一条适宜的正路”，所以硬是将“义”解成“宜”，不是为读者想，仍是为主题服务，为思想服务，于教授可不是缺乏思想的索隐派，于教授也不会没道理地强词夺理。于教授“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怎么会是没思想没道理的凡妇俗女呢?我们很快就要谈到她的思想和道理，只不过要在给她挑了曲解《论语》之错之后，请读者拭目以待吧!
对了，别忘了于教授还特别喜欢适宜的温度!就连她这本书的后记的题目都是《〈论语〉的温度》，多么温暖的题目啊!是“适宜的温度”令于教授将“义”解释成“宜”。啊!多么美妙的适宜的温度啊!“可以让千古人群温暖地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了殊途同归的价值。”(此段话选自于教授的《〈论语〉的温度》，只有于教授才能在这样枯燥的后记中流露出充满诗意的语言，她也该感谢那适宜的温度了!)
11.书归正传，还是给予教授继续挑错吧!于教授在她的著作的60页上写道：“君子还有第三个标准，就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就是说：“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里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头却从来不争，他也决不拉帮结派，谋取私利。”孔子所说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很好懂，也很好解，孔子就是说：“君子庄重自尊不与人争，合群却不结党拉派。”
孔子的这句话丝毫没有“谋取私利”之意，“谋取私利”是于教授强加上去的私货。因为“结党”并不见得为“营私”，“结党”与“营私”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于教授加进“谋取私利”，还是要为她的主题服务，她是要劝读者抛弃私利的，不加进去，又怎么抛掉呢?
12.还是在60页，于教授写道：“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举个例子，许多人在一起，大家的观点肯定会不完全一样，当各自说出自己的观点时，一个真君子是会认真倾听的，他能够理解和尊重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同时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就既保证了集体的和谐，又保留了不同的声音。我们今天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音和谐地融入到大的集体的声音中。
小人则刚好相反，他是‘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生活中经常会看见这样的场面：大家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领导的话还没说完，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对对对，领导说得真好，什么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之类的溢美之词说了一大箩筐；可是到会后他转脸就会对别人说，哎，这个领导说的都是什么啊?我一点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于教授举了例子反而把简单的内容复杂化了，把格言式的语录世俗化了。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实在说：“君子调和而不混同，小人混同而不调和。”
于教授所谓：“把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音和谐地融入到大的集体的声音中。”正是“不同而和”，与君子的“和而不同”恰恰意思相反。“小人同而不和”不是说当面同意，背后又不同意。于教授也许弄不清这句话的真正原意，就用世俗化方式举例来打比方。我以为“和”指的是调和，“同”指的是“等同”。用而今的方式来讲，和就是矛盾的统一，同则是绝对的统一。孔子之所以主张“和”而反对“同”，是主张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和，不同意将等级取消并混同之。
《论语》有几处提到这种观点，例如《论语·学而》中写道：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的这段话是说：“礼的施行，以和谐为贵。前代圣王的治道，好在这儿，大小事都遵照这一原则。有行不通的时候，知和谐为贵而求和，不用礼仪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在这里，“礼”就是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及相应的礼节仪式，其主要作用是区别差异。在礼的前提下进行调和，而不是将等级取消进行混同。有子的这段话与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一个意思。《论语》中还有一处孔子的话，与它们有相同的意思。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于教授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她在61页上写道：关于君子和小人行事的不同，孔子还有一个表述，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周”就是能够团结照顾到很多人，他以道义为准则与人交往，所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真君子不管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欣，感受到照应。
“比”这个字，字形像两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这句意思是说，小人喜欢结成圈子，他不会融入大集体。
比如说开一个Party，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小人呢，他会和他最要好的人躲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好像他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还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境界不同。
于丹教授以为“比”的意思是“两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紧挨”就结成了小圈子。所以她将“小人比而不周”解释成：“小人喜欢结成小圈子，他不会融入大集体。”而“君子周而不比”在她的解释下，成为了“君子能够团结照顾到很多人，融入大集体，而从来不结小圈子。”这样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就在于是否结小圈子了。
如果将“比”当成“齐”与“同”来讲，全句就可以解释成“君子调和却不混同，小人混同却不调合。”意思就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相近了。这两段话从内容上应该是相近的，讲的是同一件事。
13.于丹教授在63页上写道：孔子十分讨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少言寡语，但他的内心无比坚定、刚毅。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已经成为民间格言，4岁就读《论语》的于丹教授一定知道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想要在说话上谨慎迟钝，在行动上敏捷。”这与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速也。”是意思相近的。
然而于丹教授特意不提“行动的敏捷”，却偏说：“内心无比坚定、刚毅”。这显然又是于丹教授加上去的。“内心”与“行动”是两个没有关联的词组。《论语》原文根本没提到“内心”。又是于丹教授在偷梁换柱，将“行动”偷换成“内心”。这种有意曲解不同于她的无意曲解，无意曲解是因她的理解有误而造成，而有意曲解则是明知故犯。为何明知故犯?
还是为了她的主题服务!于丹教授具备女性普遍具有的内心精细的特点，无论有意曲解时，还是无意曲解时都念念不忘她的主题。她的主题是要让广大读者得到内心的平安。这在当前的商品社会、物质时代之中，是多么伟大的创举啊!内心!内心!她不提“内心”行吗?她感兴趣的不是行动!将不感兴趣的换成她孜孜以求的东西，她并不以为是个错误。
14.在64页，于丹写道：在孔子看来，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主义。君子从来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中，他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容器存在的。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
“君子不器”四字被于丹教授实解了，解释成“一份职业”，殊不知《论语》上这四个字是一种比喻，是说君子不要像各有其用的器皿一样，用固有的模式来局限自己才德的发挥。用这个比喻强调君子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性。就像孔子在《论语》中说：“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用觚的变形来喻道的变异。于丹教授可能过于执着她四岁学《论语》时的记忆，没有弄得明白，记得我四岁学《论语》时先是背诵，就连“觚”字也是写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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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李悦，男，文艺评论家、剧作家，素有“塞外鬼才”之称。１３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漠王》、《千金公主》。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婚礼上的刺客》，电视剧《大清蒙古王》、《活出个样儿》、《唐人街的故事》受到观众好评。其中《活出个样儿》荣获第二十届电视剧飞天奖及１９９９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论语〉可以乱讲吗——批评于丹》一文原发表于天涯论坛，指出于丹解毒《论语》的14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