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到底有没有用:中国国民党军统（8）大案之军统来历——前身是1932年4月01日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

闲话军统（26）
　　1.2 “箱尸”案之后的王天木
　　1934年春，王天木因卷进“箱尸”案，经蒋介石批捕后，判处无期徒刑，就关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丙地”。
　　按：“箱尸”案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大体就是王的手下因故误杀了个人，肢解后，找了个不明就里的黄包车给拉走了，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结果被查获归案。
　　我很奇怪的是，以王天木的聪明智慧，怎么会办出这种没头没尾的事情。
　　王天木是什么人？学过军校、学过法律、当过检察官、现在是正牌的特务头子，他不会杀人？杀了人不会处理？
　　所以此中必然另有隐情。当然了，有何隐情，就不是我们这些后人可以妄加揣测的了。
　　据说案发后，原拟判死刑，经戴笠再三缓颊，改为无期，实际上也只关了两年，因对日形势越来越紧张，正在用人之际，就给放了出来。
　　抗战开始，王天木担任军统华北区区长。1939 年，军统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打击，上海区被“76 号”破坏，原有人员如周伟龙等因长期在上海工作，已经呆不下去了，这时戴笠又想起了他的这位老朋友，令王天木重新组建军统上海区。接替他任华北区区长的，就是陈恭澍。

　　王天木到了上海以后，由于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跟当地的同事弄不到一块去，手下人不怎么听他的，工作难于开展，搞得十分苦恼。
　　1939年夏天，军统上海区人事科长陈明楚被“76 号”逮捕后投敌，首先出卖的，自然是区长王天木，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王天木落水做了汉奸。
　　王天木的落水，后果很严重，首先是上海站濒于瘫痪；其次，他的老下级，天津站特务裴级三叛变，把华北区整个交给了日本人，区书记曾澈被捕，区长陈恭澍仅以身免。
　　按：曾澈也是英雄，以他为首，曾组织了一个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1939年9月27日，因裴级三叛变，曾澈被捕。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苦刑而坚贞不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捐躯，年仅27岁。
　　关于“抗日杀奸团”的事迹，网上很多，大家自己搜吧。

　　第三，1939 年底，在王天木的协助下，“76 号”又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等来了个连锅端，傅等被捕后集体落水。
　　按：特务一旦叛变，其危害往往出乎想象。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彼此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推倒一个就是一遛，逮着一个就带出“一窝”。大家都是原来的同事，谁心里想什么事都清楚，所以劝降也就特别容易，几句话的事，所以一叛变也是“一窝”。上海“76 号”的成员，除了当地的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以外，其“中坚”力量，基本都是原来的国民党特务，不是中统的、就是军统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王天木的落水，使戴笠怒不可遏，严令军统上海区，对王天木予以制裁。亲手安排这个计划的，就是他王天木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陈恭澍。
　　在制裁中，王天木很“奇怪”地逃过一劫。这一段，咱们以后再说。
　　抗战胜利以后，王天木自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逃往东北，后辗转赴台。
　　按：陈恭澍后来也去了台湾，跟王天木还是朋友。这俩人这一辈子，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居然都得以高龄善终。俩人之间，一会儿是同僚、一会儿当前后任；一会儿是师徒、一会儿又变成了敌手，且互相都曾经使对方身处严重的危机。
　　但只有一样不改，即终身彼此以朋友相交，也是一段传奇。
闲话军统（27）
　　1.3 王天木之后的天津站
　　天津站是大站，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把以后的情况一并介绍一下。
　　王天木因“箱尸”案被拘禁之后，第二任天津站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出生于1903年，也是位奇男子。
　　王子襄是个西医，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经八百的医学博士。

　　王的加入军统，还是因为他的妹妹王玉梅。王家在北平，而且是名门望族，王玉梅是北平“名媛”，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就这样认识了戴笠，然后又介绍了王子襄。
　　王子襄大体知道戴笠他们这帮子人干的是什么“勾当”，但奇就奇在他不但不反感，反而特别向往，多次与戴笠谈，希望帮他做点什么，不要报酬都可以。
　　戴笠当然高兴了，王一直在天津行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按：由于戴笠的特务处在当时还不大为人所广泛认可，连郑介民这样的“自己人”都嫌当特务“丢人”，因此戴总希望多拉些高层次的人进入特务处。所以戴笠手下能人、奇人真是挺多，且不说军校一、二、三期的学长比比皆是；大学生、“海归”也多得很；还有象王天木这样的，都当到一个省的检察长了，居然也屈尊到他手下当特务。当然了，戴笠驭人的手段从此也可见一斑。
　　适逢此时王天木出事，刚加入特务处的王子襄，一步登天，直接当上了天津站的站长。戴笠同时要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加以关照。
　　正好此时特务处要求“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二人，这俩人都躲在天津。而天津站由于王天木出事，把他手下的人都划给了北平站，所以这两项任务，就交给了陈恭澍。因此陈经常在平津两地往返，与王成了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不到几个月的工夫，王子襄突然死了。

　　王子襄有个奇特的爱好爱好，喜欢以身试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人都这样。陈恭澍回忆说，他曾经见过王子襄往自己胳臂上打针，起初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吸毒，后来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拿自己做试验，还曾经劝过他，太危险。王子襄只是笑笑，显然是没听进去，终于是在这最后一次试验中出了事，年仅30岁。
　　1934年的天津站流年不利，一年里换了两任站长，“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任务又恰好很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由陈恭澍“一肩挑”了。
　　按：吉鸿昌和石友三这两个案子，都是陈恭澍经手的，搞得拖泥带水、七零八落不说，陈恭澍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居然闹出畏罪潜逃的“糗”事，我们在谈陈恭澍的时候再讲。
　　其后，裴级三的叛变，使得整个军统华北区的组织体系被破坏殆尽，天津站从此一蹶不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军统局天津站才被重新建立起来。

 

　　闲话军统（28）
　　2、三大杀手之二 ——赵理君
　　戴笠手下的三大杀手，王天木和陈恭澍，都是文武双全，包括其他一些处、站级的大特务，沈醉、文强等等，提笔能写诗、动手会杀人，实在是一等一的人才；连戴笠的警卫王鲁翘都会写文章。如果没有当特务，这些人干别的，也照样错不了。

　　赵理君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心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没干过的，心里也得哆嗦。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很详细地描绘了他在第一次制裁汉奸时的心路历程。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几天都不愿意说话，闷闷不乐，再没有提到过此事，即便他因此事受到嘉奖，也没有见他有任何沾沾自喜的表现，就是这个原因。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

　　赵理君，生于1902年，四川人，有人说他是黄埔五期的，我没有查到。还有的说他原本是上海的流氓，这不对。
　　戴笠什么人都用，但他不用流氓，他可以与流氓交朋友、可以运用流氓做事情，但他决不会把一个流氓招进正式编制，原因咱们前面说了。另外，戴笠看人看得很透，他觉得此类人没有精神上的东西，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二。
　　谈赵理君，要从特务处上海区谈起。
　　2.1特务处上海区
　　上海在那个时候的地位，远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能想象的，一是经济繁荣，“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不是吹的。那会儿的香港可没戏，远没有后来的地位。二是密弥首都南京。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设于上海；四是后来抗战期间，成了国民党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所以戴笠自然不会放弃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务处还没成立，就派人在上海活动，时间跟天津站成立的时候差不多。
　　按：军统的所谓站、区，其实划分得并不是太严格。大凡一个组织，当他处于草创时期，其机构、人员级别等等，肯定不会有太严格的层级区分，也许今天叫“处”，明天就改“区”了，后天区长被捕，没准就改叫“组”了，都不是一定的。到后来慢慢发展了，人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什么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你当什么长，凭什么我当不上，“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但在那个时期，没准儿明天命都没了，所以这些还都谈不上。

　　比如天津站和北平站，后来在两站之上成立了一个华北区，由郑介民担任特派员，由于其特务处副处长的地位，王天木和陈恭澍自然要受其节制，但仍受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郑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传达和指导。后来又改叫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和陈恭澍都当过区长。
　　再比如，军统对南洋等地区的管控部门，既不叫区，也不叫站，叫“海外部”，你说这个“部”是什么级？
       闲话军统（29）
　　上海比较特殊，始终叫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就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
　　按：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跟戴安澜烈士是一个队的。他这一期还出了一个大特务邱开基，不过邱是经理科的，搞财务的干特务，居然也干得有声有色。
　　但翁光辉这个区长没干几天，原因是他犯了一次“傻”。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偶然发现了一份红军的部分部署和装备的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的运用人员、巡捕范广珍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情报，于是就把材料交给了翁光辉，满拟翁会交给戴笠，结果翁那天不知是脑子进水还是怎么了，居然想到要把这个材料直接送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由于翁光辉在北伐时曾在海军工作，于是他找了一条军舰，沿江而下，准备到庐山亲自将情报送给校长。结果他前脚刚走，后脚戴笠就知道了。
　　结果是你坐轮船，我乘飞机，看谁跑得快！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时，迎接他的，是戴笠的手枪。
　　跟戴老板“抖机灵”，显然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翁光辉这一趟折腾，换来的是马上撤职，并予以监禁。
　　但戴笠并没有太难为翁光辉，毕竟他是个爱才的人，不会跟自己手下人一般见识，很快又提拨他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抗战开始以后，翁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队长、第10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照样弄了个少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司令。
　　其实翁光辉是个很负责任的人，1948年6月，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是淮海战役里边那位）回温州郊区老家探亲，这是翁光辉的防区。翁怕邱清泉被游击队袭击，还亲自到带卫队把他请到城内保护起来。
　　翁光辉之后，第二任区长就是余乐醒。这时，上海区已经初具规模了，下设有四个情报组。余乐醒的小舅子沈醉就是从这里走上他的“革命”道路的，一开始当交通员，后来搞情报。沈醉当时才十八、九岁，别人都比他大得多，每次取情报，大家都拿他当小孩，给他买吃的，然后再三叮嘱别把东西给弄丢了。
　　翁光辉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以后，为了进一步培养沈醉，戴笠派他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从此以后沈醉长期在公开单位工作，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
　　按：当时与沈同去侦察大队的，另外还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烈士的刽子手——汉奸林之江。林之江后来死得很惨，关于他，我们在讲“郑苹如案”的时候再说。
　　也是这个时候，上海区增设了行动组，组长就是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成员，据沈醉回忆，有施芸之、李阿大、过得诚等，一共有十几个人。
　　按：上海区的这个行动组，“阵容”是很强大的，除赵理君外，副组长王克全亦是位列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人物。
日期：2009-06-09　14:42:49

　　闲话军统（30）
　　第三任区长，吴乃宪，广东海南人，军校一期。

　　按：吴乃宪是一期第三队的，这个队是整个一期生里人才最多的，猛将如云。那边的，有李仙洲、梁干乔、关麟征、杜聿明、侯镜如、黄杰、袁守谦等等。咱们这边的，有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还有“模范军人”、在北伐中牺牲在武昌城下的曹渊烈士，这可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的。
　　关于吴乃宪，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点：
　　一、吴乃宪是海南岛海口长流镇传桂村人，他这个老家传桂村出了22个黄埔生，其中有四个将军。
　　二、据沈醉回忆，吴乃宪曾出卖他的老师邓演达。我查了上海地方史志，出卖邓演达的是陈敬斋。
　　三、吴乃宪在淞沪抗战中有很不错的表现。当时，吴乃宪已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他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海南万宁人）率领的地方警察、吉章简（前面讲过，海南崖县人）率领的地方保安团，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四、大家知道，故宫文物的精华在台湾，而这批珍贵文物中的最精华部分、一共2972箱，就是经吴乃宪之手运往台湾的。
　　大体就在这个时期，特务处开始在各个区、站增设了两个职位。其一是书记，担任上海区书记的是张师。
　　张师也是原中共党员，先在“浙警”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接替王孔安），这个时候他还是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呢，呵呵。抗战中曾任兵工署稽查处处长。
　　按：战争年代，兵工厂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所以兵工厂是军队建制，工人也属于现役军人，是不准组织工会的。为防止共产党和其他势力兵工厂活动，各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统管这项工作的，就是兵工署稽查处。
　　在《红岩》中曾有成岗被捕的场面，如现实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出面去处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张师了。
　　抗战胜利后，张师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即毛森的副手。这个时候，毛人凤已经是军统局局长了，十几年的工夫，你看看人家混的！
　　张师这个人，我记不太清《潜伏》中吴站长的太太提过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你们还在这儿抓人，好滑稽”那段，我记得提到何芝园跟余乐醒了。这都是真有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