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捺钵看大安在辽金时期的历史地位
美丽富饶的大安，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以鱼米之乡名扬天下。但它独具特色的历史却鲜为人知，特别是辽金时期在嫩江、月亮泡、五间房水库的春捺钵史料不但为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化资源，更为研究确定大安1905年以前的历史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捺钵”契丹语为“行在”“行宫”之意。
契丹族是东胡族系鲜卑族的后裔，东晋末年史称契丹。据《隋书契丹转》记载：“隋开皇末……契丹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遂寒暑，随水草畜牧。”《旧五代史·契丹转》（公元618-907年）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最为强盛，“有胜兵四万，分为八部”。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建国家，国号契丹。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废可汗称号，改契丹国号为辽（公元916年—1125年），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定都临潢府（今巴林左旗）。契丹族是游猎民族，辽王朝建立后其生活习俗依旧，因此当时随寒暑水草而定四时“捺钵”之制。捺钵制度的渊源是由北魏时期魏太武帝时“观渔”、“观壘”之制演化而来。形成于辽太祖时期四季游猎，往来于“四楼”之间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制度。《辽史·卫营志》：“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代统治者不像中原皇帝有固定的都城，而是随气候水草变化而定行宫。这是游牧政权与农耕政权政治制度的不同之处。辽代四时捺钵制是游牧文明方式的产物，是游牧民族的特征之一，是游牧民族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条件下具有共同性的组织形式。捺钵制度与契丹的生产、生活方式国家体制政治中心等密切相关，只有捺钵才是辽朝全境的政治中心。辽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制度相对固定下来：春捺钵在长春州、泰州纳水“渔儿泺”一带；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刺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一带；冬捺钵在潢土二河之间的广平淀一带。
“一年之际在于春”，春天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牛马羊繁殖的季节，是农耕播种季节，也是钩鱼狩猎的大好时光，更是与辽朝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重要季节。为此，四时捺钵优以春捺钵最为重要。因此，研究捺钵，首先应着重从春捺钵入手。据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春捺钵地点通常在纳水之滨（嫩江）渔儿泺（月亮泡）一带。这一带在辽代属泰州、长春州管辖。《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记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东鸭子河春猎之地。”《金史·地理志》记载：“长春、辽长春州韶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来属。有达鲁河、鸭子河。”《辽史·圣宗本纪》记载：“（太平）二年（1622年）春正月，如纳水钩鱼。二月辛丑朔驻跸渔儿泺。三月甲戌，如长春州。”春捺钵次数：据《辽史》载：从圣宗统和元年（983年）起，经兴宗、道宗到天祚帝保太二年（1122年）139年里记有106次春捺钵，到混同江29次，渔儿泺60次，鸭子河泺14次，纳水22次，长春州13次。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从辽太平二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开始，辽皇就把春捺钵的地点定在了今天的大安一带。现距大安市区20多公里的月亮泡乡东山头村南一台地高出沼泽地30—40米有一处较大的辽代建筑遗址，它东距嫩江水面仅1.5公里，西距月亮泡仅6公里，其南方30公里处的塔虎城依稀可见，隔江相望的新站古城尽收眼底，是水陆交通的咽喉重地。《辽史》记载：辽穆宗于应历十六年（公元966年）秋七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捺钵地）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者以死论”。在东山头高台建筑址的西南脚上，又有一处高5米的土台，当地百姓称“点将台”或“瞭望台”，从整个建筑的位置上看，土台与建筑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建筑是行宫之所，则此土台应为当时“高立”的标识。独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和地势环境与史书记载得当年皇帝春捺钵活动地的周边环境极为相似。特别是遗址基础及四周地表遍布青砖、瓦筒、兽面瓦当及陶瓷残片，绿釉瓦与鸱吻的发现更进一步证明这座鸱兽凌空、画龙雕栋的宫殿式建筑就是辽代渔儿泺行宫。
辽圣宗把如此关系重要的春捺钵之地选在这里，我们考证是有以下原因的。首先：这里是军事要地，大安一带地处大辽帝国版图东部，其东北是室韦各部，东是女真各部，这些部落虽臣服辽国，但政治、经济、军事都是独立，对辽朝也是时叛时服，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十二月，辽宋签署了“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40余年的战乱，为辽朝换来了相对稳定时期。但东北部女真人不断强大，室韦、达旦、阻卜等也不断侵扰辽朝边境。因此防范和安抚东部边境对辽朝政权十分重要。为了加强防御，辽朝在此建立了三个军事重镇，还设立了隶属延庆宫的长春州韶阳节度使司，其中长春州是东北军统司所在地。《辽史兵志》载：“延庆宫正丁一万四千，番汉转丁二万，骑军一万。长春州长春县丁四千。”可见当时这里是驻军实力强大。《契丹国志》载：“长春路（州）镇抚女真、室韦，置黄龙府兵部署司，咸州路泽稳司。东北路统军司”。除了军事镇压之外，还采取了安抚政策。《辽史·卫营志》载：虏主于凿透冰眼中，用绳钩掷鱼，即中，“谓之头鱼，头鱼即得，遂相率去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皇帝得头鹅，荐朝群臣各献桌酒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便撒其毛。”举行“头鱼宴”、“头鹅宴”大设酒宴宴请、召见、安抚、笼络千里之内的部族首领和宋朝、高丽使臣，了解掌握各地情况，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处理军国大事。
第二大安一带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石铲、石犁的出土就可反映出在新石器时期在大安一带就有农业生产。辽中期这里随着汉人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使这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文化交错发展的区域。《辽史》记载“辽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泰赉塔子城出土的辽大安七年（1091年）残刻中提到“乣首西头供奉官泰州河堤，贾师到规度春、泰两州河堤”之事。辽朝兴“数万工”修春、泰两州河堤可以看出重视农业的程度。月亮泡一带出土的大量犁铧、趟头、铁镐、铁锄等农业生产工具都是此地农业发达的证据。大安一带还是当时的粮食集散地，统和十三年圣宗下诏“诸道置义仓”把剩余粮食储存起来。史载：“东京如咸……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粮仓。”“又长春州斗米六钱”。2007年6月在城四家子出土的砖刻也证实了富民向官府纳粮之事。说明当地积谷充盈，“虽累兵兴，未尝用乏”。此外，大安这一带出土的辽代酒糟窖穴、烧酒作坊遗迹众多，烧酒用的蒸锅、天锅、盛酒的罐、瓮和大量的饮酒器具，说明这里白酒生产相当发达。契丹人好酒，但是朝廷也控制用粮食造酒，《辽史·食货志》载：辽兴宗曾“禁诸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但辽皇却鼓励大安一带酿造烧酒。说明这里不仅粮食有极大的剩余，更因这里气候环境适于酿造美酒。辽道宗在长春州设转运使司，负责粮食外运，由水旱两路分运各地，盖月亮泡有运粮泡之说。
第三大安一带江河纵横，湖泊棋布，鱼类繁多，獐狍成群，野鹿遍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又地处松嫩平原中部，水草丰茂，是理想的渔猎场所。畜牧业是契丹人生活的主要来源，其衣食住行都与畜牧有关，这里马群动以千数，牛羊也千百为群生息繁衍。《辽史·地理志》记载“长春州……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累犯……”。渔猎、畜牧是辽王朝统治的两大基础，因此关心和防守这块风水宝地、天然牧场亦是朝政和各部族首领利益的重中之重。
第四、大安一带还是辽王朝的工商集散地。《辽史·营卫志》载：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官司皆从。《辽史·天祚帝》载：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之内者，以故事皆朝。政治中心的地位必然拉动经济中心的地位。促进商业，手工业发展。《辽史·食货志》记载：这里除设“行宫市场”外“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币诸司，以掌出纳”。《丹国志》载：宁江州有榷场，女真以北珍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同时这里还有冶铁制造、陶瓷制品烧酒作坊。这里出土的梨范、瓷黑、金器、玉器、銮金佛像、金龙、金凤、契丹铜镜也都不是一般州城所有。大量出土的古窖池、烧酒用的天锅、酒具也证实这里消费烧酒已达一定数量。《辽史·食货志》载：凡市井之赋皆归头下，唯酒税赴纳上京。足见辽朝兴盛的酿酒业已成为税收的重要来源。这些经济、金融部门在长春设立，极大的促进了当地及周边经济发展。
综上，辽皇帝的春捺钵活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价值。这一带在军事、农业、畜牧和商贸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每春冰始泮，辽之必至其地”。《辽史·卫营志》记载：“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诰敕……文官县令録事以下更不闻奏听中书省铨选，武官须闻奏。”可见捺钵之地是朝政在此议论、决策在此制定、政令在此发出，而辽朝的都城仅是一座礼仪性的都城，仍隶属于“捺钵”。足见行捺钵之地的重要性。另外，这里又是辽朝二十部族放牧之地，是辽代部族分封领地，部族首领对其封地的安全和经营亦十分重视。因此，除皇帝来巡视外，各部族首领皆经常来此巡视、生活。契丹人、汉人及其他民族在此杂居，由此带来了许多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从而提高了这一带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使这里形成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并存的区域。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不仅结束了大安及其周边一带在清朝以前没有地方政权建署的历史，而且证实曾经是今天的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奠定了大安是辽金时期的捺钵胜地，塞外都城的历史地位。
历史是根，文化是貌。由于辽史在记载历史时有很多遗漏，加之清政府对这段历史的封禁，致使大安这段历史上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成为空白。
做为大安儿女，出于对家乡故土的挚爱和这种历史的使命感，驱使我把辽金时期大安的历史地位的真相研究整理，揭开这块神秘传奇的黑土地的千年面纱。将书写着几千年历史神韵、辽阔雄浑的丰姿、关东大汉豪爽刚烈、憨厚的各族儿女的美好长卷展现于世人面前。
孔令海
201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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