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许昌教师招聘信息2017:长江文明VS黄河文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4 18:54:17
参见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八章
内容提要：以考古为背景，从水稻农耕、原始陶器、宗教祀祭、龙凤崇拜、天文数理、原始建筑等诸多方面论证人类文明不仅是长江流域发展到黄河流域，而且是由此放射开来产生上中古全球共同文明文化。阐述了长江流域的文明文化沃土孕育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始祖“三皇”诸帝，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扶桑若木万年春。
章节：
一、 长江流域上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的相继发现突显其人类文明摇篮的底蕴
二、 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文明向黄河流域及以北发展过程明显
● 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
● 原始陶器
● 原始宗教祭祀
● 龙凤崇拜
● 原始建筑
三、长江流域孕育出人类共同的皇皇始祖
四、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扶桑木若万年春
摘句：“把中华文明比做不老的万年松，则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把人类文明比做长河，则中华文明是绵延不绝的主河道，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四大文明的另三大是由中华文明之河向地球分岔出的支流滋润大地，才有了人类多姿多彩却是同根同源的缤纷绚丽。”
一、长江流域上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的相继发现突显其人类文明摇篮的底蕴
从目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看，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从2万年左右开始进入农耕农耕文明阶段，以湖南玉蟾岩遗址为代表，2万年左右开始稻作文明；黄河流域及以北近万年左右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河南贾湖舞阳遗址为代表，有距今近9000千年的稻作文明；地中海流域距今约6000～8000千年间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为代表。世界其它地方进入农耕文明相对晚了许多。目前将我国长江流域所发现的上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遗址一概并入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一种历史的陈腐观，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一个地方是否进入有规模的农耕文明是判断其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还没有类似的文明的发现，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龙头作用，这是人类重要的文明发展史实。这些上万年的农耕文明主要有湖南道县玉蟾岩、湖南临澧竹马村、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广东英德牛栏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浙江上山遗址、广西邕宁顶蛳山、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等等。黄河流域及以北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表现出明显农耕文明特点的不多，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北阳原于家沟、北京东胡林人村、北京怀柔转年和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遗址可当作新石器遗址的代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尚未进入农耕文明阶段。黄河流域距今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稻作文明从实际地理位置分析，还是属于长江流域的淮河支，实质还是长江流域向北发展的稻作文明；而河北磁山遗址大量粟的发现，才真正能代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目前最早上限，距今7000年前。
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2.25～1.85万年，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人类最早的栽培稻、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玉蟾岩原始陶片呈黑褐色，火候低，质地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碳、夹粗砂，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开了夹碳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开启智力。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附近类似玉蟾岩的早期遗址还有很多，附近就有三角岩遗存。可见人类起源文明发祥于长江流域决不是孤立偶然，是生生不息。
玉蟾岩陶釜：炊器（复原后高29厘米）图片由周行易网上提供
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时代在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两遗址相距约800米，其中吊桶环遗址应为仙人洞居民狩猎的临时性营地和屠宰场。出土遗物有625件石器、318件骨器、26件穿孔蚌器、516件原始陶片，20余片人骨和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发现有1.2～1.4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年～8000年前，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面的狮石山南麓。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岭南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存，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左右。陶片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碳，晚期不夹碳，只夹砂，纹理不明。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1.2万年～7000年，出土上万件捏制的陶器残片，有专家认为陶器起源与当地人用陶器煮食螺蛳有关。据出土人骨测定，当时的桂林男子平均身高为１.６５米，女子为１.５６米。他们有卵圆的头、低矮的鼻骨、铲形的门齿，与现代的壮族人、东南亚人极其相似。他们用骨针、葛麻和兽皮缝制衣服，用兽牙、蚌壳作饰品，用赤铁矿粉染色、文身，充满了“野性美”。然而在此繁衍了5000年后，远古的桂林人终于放弃了这个栖息地。7000多年前，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温暖潮湿期，高出地面仅１米的甑皮岩变得潮湿多水，这里的先民们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利用树木和竹竿搭建了适合南方潮湿天气的干栏式房屋。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长江下游发现的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遗址，出土的大量夹碳陶片距今已有１万年左右历史，映证了水稻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传播的方向性。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代表了岭南地区距今10000～6000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出土距今1万年左右的陶器，形具完整，多达20多件，其数量在广西史前考古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为研究南方史前文明提供了诸多便利；距今8000～7000年的100多座墓葬，在顶蛳山贝丘遗址现已发掘出的400多个古人类遗骸中，有1／3是采用肢解葬的。遗址中出现的南方干栏式建筑形式。
就广西南宁附近，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密集就让人十分吃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早期的遗址分别有：天窝遗址、那北咀遗址、牛栏石遗址、青龙江遗址、长塘遗址、石船头遗址、凌屋坡遗址、南蛇坡遗址、顶蛳山遗址、灰窑田遗址、长江岭遗址、豹子头遗址、龙颈遗址、青山遗址等。天窝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天窝村东面约2.5公里的邕江南岸一个为“螺蛳山”的台地上；那北咀遗址位于邕宁县伶俐五合那窝村南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那北咀”的台地上；牛栏石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粟屋坡西南面约300米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牛栏石”的台地上；青龙江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定西村冲西坡西北面约1公里的青龙江口两侧的台地上；长塘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邕江北岸的长塘火车站东面一个称为“螺蛳山”的台地上；石船头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良庆乡那黄村北面约3.5公里的邕江两岸一个称为“石船头”的台地上；凌屋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五合村凌屋坡南面约50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南蛇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伶俐乡公所南蛇坡西南约1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灰窑田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灰窑田岭下邕江北岸的台地上；长江岭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部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豹子头遗址位于南宁东南面柳沙园艺场那坝村西南面约2公里的邕江转弯处的北岸台地上；龙颈遗址位于南宁市西北江西老口街北面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龙颈”的台地上；青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青山园艺场青山脚下邕江东岸的台地上。顶蛳山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蒲庙镇新新村九碗坡自然村东北约1公里的顶蛳山上，1994年发现，1997年至１999年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共发现三百多座墓葬共四百多具人体骨骼，出土大批磨制石器、蚌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还发现排列颇有规律的建筑遗迹——柱洞，是广西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林河先生在其《中国巫傩史》一书中详细总结了长江流域农耕文明领先世界的记录：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科技（18000年前临澧竹马村的“高台式土木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管道施工科技（竹马村的拱形密封管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纺织科技（20000年前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植物纤维编织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陶科技（玉蟾岩的陶制食物盛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技（玉蟾岩的水稻人工栽培工艺）；
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灵崇拜（玉蟾岩的“搓草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贴塑陶科技（玉蟾岩制陶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雕刻科技（彭头山文明的雕刻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抛光打磨科技（彭头山文明的精制佩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垦了世界上的第一片稻田（彭头山文明的稻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凿了世界上的第一条灌溉稻田的水沟（彭头山文明的水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吃上了“令人老而不死”的大米饭（彭头山水稻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阴阳观念（彭头山陶器上的阴阳缕孔）；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灵崇拜（彭头山陶器上的火灵出入孔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月崇拜（彭头山的日月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神灵崇拜（彭头山遗址的人形石与鸟形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将稻作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从玉蟾岩到全世界的稻作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田园生活（两湖平原彭头山文化群）；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帆棂船制造科技（近8000年的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身画舫制造科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之神（高庙、松溪口、征溪口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祭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彩绘科技（高庙文明的朱彩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高层建筑科技（高庙的六层高塔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凤凰崇拜（高庙陶纹上的火凤凰图案）；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天圆地方学说（高庙陶纹上的天圆地方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造漆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园林科技（江浙河姆渡的盆景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学会了集市贸易（6000年前的洞庭湖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航运工业（城头山有舵的远航木船）；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建筑科技（城头山的古商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让人类享受到了和平的城市生活（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的第一条城市街巷（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筑路科技（城头山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运河（城头山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桥梁建筑科技（城头山古城的大木桥）；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商品陶手工作坊（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通商港口（城头山码头及先秦的支那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先发现了澳洲袋鼠和南极企鹅（湖北5000年前石家河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化工科技（西南濮人的丹砂）；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艺术（长沙出土的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失蜡法铸铜尖端科技（长沙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货币体制（楚国的金银铜货币体制）；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普及了世界上最早的计量工具天平、法码与算筹（沅陵春秋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算术九九歌诀》（湖南里耶战国遗址）；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炼钢科技（长沙春秋墓钢剑）；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白口铁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铁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铁农具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凹口铁锄）；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帛画（春秋时代两湖平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陶瓷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茶叶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旅行指南》（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美食谱》（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各个时期）……太多了，不胜枚举。
林河图注
二、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文明向黄河流域及以北的发展过程明显
上古长江流域及以南文明向黄河流域及以北的发展过程明显，突出表现为水稻农耕、陶器制作、原始宗教祭祀、图腾崇拜、天文数理等一系由南向东向北的发展过程。
●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稻作农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如从世界范围来说除中国外还有印度、日本、朝鲜半岛等发源说；就国内来说有云贵高原说，华南说、长江中游说、长江下游说、黄河下游说等等，还有主张多中心说的。二十世纪90年代，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目前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当时的记者报道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1995年11月18日，考古工作队员邱东联发掘时，突然发现一块不同寻常的钙质胶结物，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张文结教授敲开胶结物时，发现里面竟嵌有一粒黄澄澄的稻壳。这一敲，敲开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之门，敲开了人类破天荒的亘古奇迹。
玉蟾岩出土稻谷的粒长，与普通野稻相似，但外稃顶端无芒，完全不同于普通野稻，表明已具栽培稻的性质，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稻向栽培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发现，无疑将这一问题的探讨时间推至二万年左右，使其它水稻源头说显得暗谈无光。当然，并不是说某地方发现了从时间上说相对其它地方早的水稻文明就能完全断定人类水稻文明的起源就是某地，但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象文明发祥地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样，水稻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同样需要具备类似的三个条件，即：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适合水稻的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这一地区考古发现了年代相对早于其它地方的水稻农耕文明遗址；三是这一地区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向周边放射的特点。还有一个有利的事实就是，玉蟾岩遗址中古老的陶器系夹碳陶，夹碳陶多采用粘土掺进稻秆、谷壳等制成，说明当时稻作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
长江及以南地区的喀斯特地形十分发育，石灰岩溶洞分布广泛，野生动植物资源充足，是远古时代人类理想的活动及栖息生存之地。长江流域水流纵横，湖泊沼泽星罗棋布，自古就是水稻农耕发源发达之地。1978～198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方9省区的农业科学院、农业院校等数百个单位组成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组，考察了9省区306个县，初步摸清了中国野生稻的分布、种类、特征、生态环境和伴生植物等。1984年公布最初调查报告，报告将我国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划分成四个自然区，即：海南岛区、两广大陆区、云南区和湘赣区。显然，这四个自然区实为一整体，是中华和世界最早的水稻农耕发源地。在这里，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浙江浦江上山、广东英德牛栏洞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史前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一些学者也明显的感觉到贾湖的稻作农业、夹碳陶等因素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呈现出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之间的明显过渡性质。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
在河北磁山遗址发现的88个窖穴（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一般堆积厚度为0.2-2米，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达2米以上，数量之多是惊人的，这无疑是国家储备粮。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提供了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证据。这一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七千多年前，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而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虽然纬度较高但由于水分充足、一定季节内热量充足，也自古形成了水稻农耕区。因此说，黄河流域较早较发达的文明其实还是长江流域发展而来的水稻农耕文明。
河姆渡遗址复原的榫卯木构件干栏式建筑桩木打入地下，高出地面80～100厘米，
其上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基础，在基础上立柱架梁盖顶，
这种建筑形式称作为干栏式建筑。
2000年10月22～27日，韩国旧石器学会会长、国立忠北大学考古与历史系史前实验室李隆助教授，与忠北大学博物馆馆长吴仲云，共同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水稻遗传学大会上，宣读了《小鲁里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及其重要意义》一文，报道他们在该遗址地点A发现距今17130年前，14820～13010年前的炭化古稻，并经汉城大学校农业生命科学大学农学科名誉教授，植物育种学专家许文会教授与韩国岭南大学校自然资源大学农学科教授、农学博士徐学洙教授鉴定，前者为“拟稻”（Quasi Rice），后者为“古稻”，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因此这将对认识稻种的起源和进化十分重要”、“提供了重要信息”。韩国有关报道也说小鲁里稻种是世界最早的稻种，推翻了人们争论不休的各种推测和有关稻种发源地和栽培稻子起源地的学说，意味着韩半岛是稻种的宗主国，站在了世界稻种历史的巅峰上，等等。果真如此吗？首先，在考虑距今约17000～13000年前的韩国小鲁里地区是否能出现“古稻”之前，先分析朝鲜半岛是否具备普通野生稻生长的气候条件。学者们结合朝鲜半岛的地理气候分析，15000年左右的半岛连野生水稻生存的地理环境都没有，又何来这么悠久的水稻农耕文明？半岛北部向大陆性气候过渡，冬季受大陆来的北风或西北风影响寒冷干燥，夏季受海洋来的东南风影响高温多雨，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集中于夏季，春、秋两季降水较少；最冷月（正月）平均气温为6°～-20℃，绝对最低气温可降至-43℃，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在20°～24℃之间，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下；半岛南端为亚热带森林气候，最冷月（正月）平均气温为-6°～2℃之间，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大部分在20°～27℃之间，年平均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参考《世界地图集·朝鲜》，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朝鲜半岛的地理气候表明，半岛北部与中部都不适宜于普通野生稻生存，只有南端基本达到要求。但在17000～13000年期间，正是地球最后冰纪期的最寒冷时期，诸如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这样的北部纬度不具备野生水稻的生成。小鲁里遗址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小白山脉西侧、主峰俗离山（海拔1057米）附近，约在北纬36°55′，东径127°48′，属于中部与南端交界处。因此，其气候应介于北部与南端之间，即最高平均气温为20°～26℃之间，最低平均气温为-6°～-15℃之间。这样的气温环境，也不适宜于普通野生稻越冬，在一般寒冷的年份就会冻死，更不要说在15000年左右的最后冰纪期的特殊寒冷阶段了。朝鲜半岛近万年来均未发现过有普通野生稻生存，现在也无普通野生稻生存，亦无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与神话传说。当然，无论朝鲜半岛还是日本列岛，能出现几千年的水稻农耕文明还是正常的，原因在万年前这一带本就与中华大陆相连，而就是万年后冰纪期结束，中华先民同样不单是继续在这些地域经营，还继续远渡重洋到了美洲开拓。但截止到目前的资料显示，半岛稻作文明金浦约为4000－3000年前、平壤大同江边约为3000－2500年前、京畿道骊州郡欣岩里约为3000－2500年、忠清南道扶余约为2600年前、全罗北道扶安约为2200年前、庆尚南道金海的稻种是约为1900年前的稻种。显然，半岛的稻作文明的连续发展约4000千年左右，是为中华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东向北发展的传承结果。同样的道理分析，日本的稻作文明亦如此。
●原始陶器。陶器的产生发展传播与水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是基本一致的，也是从长江流域中游向四周扩散的。目前来看，最早的陶器当为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最原始陶器，时间近2万年。而长江流域及以南的上万年文明遗址中几乎都有陶器的发现，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虽然目前还没发现水稻，但岭南人捏制陶器来甑煮螺蛳等小食物的历史却推进到了1.2万年前。
陶器由于烧造过程的不同，出现了灰陶、红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坯经水浸泡或经火烧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陶器的产生发展史由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和其它地区发展的过程尤其在陶器烧制中掺杂稻壳等植物这一突出特征表现出来。长江流域的先祖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的历史非常远久，距今200万年前的元谋人就开始用火了。长江流域的糯民在陶器制作中，创造了在普通粘土制坯中掺沙或谷壳的方法，此制陶方法逐步向四周扩散。近9000年的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中的红陶已饰有太阳月亮纹。陶器发展到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后发扬光大，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等等。
白陶是中国史前制陶工艺中的杰出代表。洞庭湖区所出白陶的年代较各地要早，1990年在岳阳坟山堡遗址第3B层出土的白陶残片，其年代上限距今7700年；而高庙文化最早一期遗存中新发现了精美白陶罐片，其所处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高庙文化所处的沅水中上游地区很可能是我国白陶的最初发源地。过去在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陕西汉中盆地的龙岗寺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史前遗址中都出土过白陶，但年代大都在距今6000年上下。
8000年左右的高庙遗址出土的精美白陶残片
许多学者对西亚古人为什么在其烧制的陶器中也掺入稻壳迷惑不解，其实这正是长江流域糯民发展到达西亚两河流域后，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仍然秉承中华长江流域传统烧制技法的缘故。
●原始宗教祭祀。重庆奉节兴隆洞出土了14万年前的神鹗石雕、石哨和剑齿象牙雕，是人类原始意识形态萌芽的最早艺术体现。旧石器时代的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发现的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就是人类最早的祭坛。万年后距今8000年的湖南怀化高庙遗址的陶纹绘画中有了六级木构祭神高塔和獠牙的太阳神鸟，距今7100年的长沙大塘遗址的陶纹中除发现有塔式神庙外还有神鸟起舞图案，这些礼仪制度在长江流域的出现远远早于世界其它地方。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有大型的原始祭祀遗迹，再向北有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再向西有5000年左右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土坯神庙与七级塔神庙的发现等等。
高庙文化遗存中挖掘出的年代距今约8000年的陶器上，发现的凤鸟、撩牙兽图像，撩牙兽长有双羽，凤鸟载着太阳或八角星象，其中的部分图像被涂上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是超自然的宗教物像。参照该遗址中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属于祭器物器，为追溯我国史前宗教艺术的起源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龙凤崇拜。龙的起源与大江大河有关，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而龙图腾最早源自于长江流域糯民对扬子鳄的崇拜。长江发大水，水中又多庞然大物——鳄，起初的糯民自然就把鳄与发大水联系起来，发大水必然降大雨，于是又与雷电风雨联贯在一起，鳄就是龙的最初原型。后来又将各大动物灵崇拜揉合其中，成如宋人罗愿在《尔雅翼·释龙》中所提出来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龙形象。并有了后来的龙王发大水，住东海的神话。“龙”的这个发音还是“糯”，“龙舟”应为是“糯舟”，“糯雅”就是“糯神”，“农神”，后来传到西亚后变为“诺（糯）亚方舟”，还有希腊的雅典娜（糯）等。
湖南沅陵关于龙舟的发源与祭祀相关，祭祀的对象是五溪各族共同的始祖盘瓠（古）。盘瓠曾落户沅陵半溪石穴，生六儿六女，儿女互婚配，繁衍成苗、瑶、侗、土、畲、黎六个民族。盘瓠死后，六族人宴巫请神，为其招魂。因沅陵山多水密，巫师不知他魂落何处，就让各族打造一只“糯舟”，逐溪逐河寻找呼喊，以至演变成后来的划船招魂的祭巫活动，而这一活动到后来又演变成船棺葬。也正是流放在这一带的屈原死后进行了隆重的船棺葬，使人民把龙舟与屈原紧密联系起来而逐浙忘记或忽视了龙舟真正的始源。龙图腾崇拜是上古糯民发展壮大的历史象征，龙的形象随糯民的发展逐步发展完善，并随中华先祖的全球开拓而遍布中华大江南北和全世界。龙文化在万年后的黄河流域及以北有了长足的发展，有8000年左右的辽宁葫芦岛杨家洼新石器遗址惊现有用黄土塑造的昂首飞翔的龙和查海出土的石块堆塑龙，有7000年左右的内蒙古赵宝沟猪龙纹和陕西北首岭鱼龙纹出土，有6500年的河南濮阳蚌塑鳄形龙，有6000年的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等等为证。
长江流域糯民最早成型的崇拜之一还有太阳鸟（凤）崇拜，其历史当然比龙崇拜更悠久，是太阳候鸟在野生稻田中的辛勤“耕耘”——“鸟耘象耕”，启发了糯民成就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萌芽，于是糯民也必然给予鸟类以崇高的地位——就如他们崇拜的太阳。从高庙文化到大塘文化到河姆渡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到大河村文化到庙底沟文化到马家窑文化到辛店文化等等的太阳鸟崇拜，从中国的“鸾”鸟到印度的“迦娄罗”鸟到埃及的“拉”鸟到希腊的“宙斯”鹰到美洲的“雷鸟”等等，所体现的太阳鸟崇拜脉络清晰，一脉相承。
●原始建筑。其初，人民穴居，受野兽侵害，有圣人出，教民构木为巢，以避野兽，从此先祖由穴居到巢居。这位圣人就是长江流域糯民的建筑大师有巢氏。《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长江三峡江陵鸡公山遗址的北部清理出了5个由砾石和各类石制品围成的圆形石圈，石圈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直径多在2米余（不足1米的有一处），是当时人类居住过的圆形石棚住址的原始居住面。遗址地层堆积可分为上、下两个层位单元，其中上文化层厚约10～25厘米，下文化层厚约50厘米。据测定上文化层距今约1～2万年，下文化层距今约4～5万年。这种石圈建筑后来风靡世界各地，是人类早期向自然宣战的有力象征。在非洲津巴布韦有著名的大卫石头城。距今约1.8万年前的临澧竹马村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口东南约125公里的湘西北临澧县官亭乡竹马村，竹马村旧石器晚期高台建筑基址位于一高出一般地面约6米的台地上，形状呈椭圆形，建筑面积约25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高台式建筑。三峡地区最初期的原始人类早先创造出了这种简单实用的“石棚”、“棚架”、“茅棚”、“窝棚”等，到“台式建筑”、再到“干栏式”建筑，充分反映人类住所建筑逐步积累进步的过程。起初，人们是利用自然的树木搭建，就如鸟巢；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到砍伐树木按一定的意志搭建，最常见的是搭成一个三角形的茅棚；再后来就有了“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从长江中游发展开去，到上万年的浦江上山遗址建筑技术逐步发达，再到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时代建筑技术已十分先进成熟，建筑造型呈现“长脊、短檐、高床”的特点。湖南怀化高庙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上的建筑艺术，反映了当时长江流域的榫卯木作技术已达极高水平，这样的建筑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美洲和太平洋、印渡洋、大西洋等海岛的中华古同胞兄弟都留下了“干栏式”建筑的遗迹，中国西南地区还有不少“干栏式”民居建筑——俗称掉脚楼沿续至今。
三、长江流域孕育出人类共同的皇皇始祖
远古人类大多以山洞为居，《春秋命历年》载：“合雒纪世，民始穴居，衣皮毛”、“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直到今天，中国西北一带还利用黄土断崖挖穴作居，称之为窑洞。长江流域的先民垒石圈围棚，开市埠围城之先河。而形成普遍民居意义的则是有巢氏发明的巢居，到早期的干栏式建筑，到技术高超的榫卯木作结构建筑，成为中华古代建筑的主流。《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时势造英雄，正是长江流域文明文化的发展孕育了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和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上古人类代表。
《庄子》所列的“有巢氏、神农氏”，《白虎通》所列的“伏羲、神农、祝融”或“伏羲、神农、燧人”，还是《春秋元命苞》所列的“伏羲、女娲、神农”，都是“三皇”时代的杰出代表。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东晋王嘉《拾遗记》说：“春皇者，庖犧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犧。”这两段释放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伏羲是华胥氏的后代，从音来看，“伏羲”、“华胥”是相通的，总之关系很近；伏羲的降生反映了母系社会时代男女相许的风俗，就是男女相恋，用脚轻轻的蹋碰对方以示通好，类似的风俗在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保留。历史上还有不少记录与此雷同：周人始祖、帝喾正妃姜嫄同样是踩了大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弃，也就是后稷。从有巢氏燧人氏到华胥氏伏羲氏一脉相承，伏羲家族的图腾就是凤鸟，是典型的长江流域部族。当时处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后来的好事者们纷纷考证，说伏羲之父，华胥之夫便是雷泽之神，但又感证据不足，于是到了《春秋公羊传》中便自圆其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等等。伏羲神糯时代约20000～8000年间，就是到了距今6000年的炎黄并帝时代，也还是以女姓为主的，所以在西方“糯”就是“娜”，这也是为什么“姓氏”、“姓名”、“姓别”的“姓”是从“女”旁了。从历史记录看，对神农时代的记录还多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神农时代后期向炎帝时代过渡，开始有了“男耕女织”的记录，而人类真正进入父系时代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这也是后来海内外伏羲神农炎帝部族长期与中央黄帝势力抗争的最重要原因——改了祖制了嘛。唐代的司马贞给《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说：“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而王天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虽说伏羲蛇身人首，但同时言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可见，伏羲时代，龙已经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才有以龙为官名称谓风尚的。汉代纬书中讲，伏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是青龙，青帝；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为王，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以土德为王，为黄龙。青帝是远古第一帝，青龙是中华民族第一龙，伏羲氏自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蛇（龙）图腾的创始者。后来的神农、炎帝、共工、蚩尤加入了农耕的牛崇拜，但祖宗的蛇（龙）凤（鸟）崇拜是不会丢弃只会发扬光大，才有了后来遍及全世界的龙凤文化圈。伏羲时代是人类从愚顽走向文明的关键阶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明文化基因，造八卦、结网罟、兴嫁娶、创乐器等都附伏羲于一身，使伏羲成为文化的化身，古往今来被尊称为“人文始祖”，至今海内外华人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称为龙的子孙，奉伏羲为百王之先。高庙遗址发现的夫妻墓葬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时段的伏羲神糯时代已开始走出原始群婚的框图，现代普遍的夫妻制有了近8000年的历史了。以伏羲八卦为基础的《周易》开启人类辩证思维先河，作为六经之首，构建了我国古代并世界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基本模式，是后来辩证法的原始根源。今长江流域中上游一带还保存着一种原始渔猎农耕宗教——梅山教。这种教对枫树极为崇拜，缘于枫树常栖凤凰，于枫树下设坛，这样联系起来，湖南怀化高庙遗址中发掘出距今近8000年前的凤鸟图案就不是偶然的了。而这里有地名辰溪，属古辰州，做为地名远在甘肃“成纪”之前，“生庖牺于成纪”之“成纪”当为“辰溪”或更为确切。《山海经?中山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有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凡洞庭山十五山，两千八百里，神状皆鸟身龙首。其词：手牲一雄鸡，一牡豚刮，糈用稻。”这些贯注洞庭湖的湘资沅澧流域、潇湘山水之间传闻的人首蛇身之神，不就是伏羲特征的真实写照吗？几千年甚至于是上万年过去了，长江流域及以南广大地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敬祀神灵祖宗的习俗用的还是雄鸡、猪头、牛头和糯米、粳米做的粑粑、糍粑等。高庙遗址的陶器上所发现了“乾坤卦象图”和“星象图”，遗址地层出土的大量渔骨头、淡水螺、贝壳和鹿、麂、牛、熊、象、貘以及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骸，其中部分猪牙床经鉴定已属被驯养的家猪，有的陶罐上还绘制有“火上焙鱼”形象，等等。这些都印证了《易?系辞传》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准确无误。从“华胥”、“扶桑”来分析“伏羲”作卦还有一个历史的源流就是，其祖族所从事的天文地理工作，产生的“天文标杆”——“扶桑”成了这个家族后来的名字——“华胥”，“扶桑”又成了后来中华民族的象征标志——“华表”。而长年累月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形成太阳历、太阴历，如18月历、10月历、13月、12月历等等，而观察所产生的平面图又演易成后来的易经八卦图。
《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接着说：“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巧补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女娲氏没，神农氏作。”中华古神话特别是长江流域并以南广大地区一直流传的重要创世神话除盘古开天辟地外就是女娲、伏羲女娲神话了。去其神话传说的糟粕，分析女娲抟黄土造人信史，女娲应是伏羲前的人类始祖，只是黄帝后男性主政人为的将以上的始祖错位改性以显男性尊荣，同时将伏羲女娲有机捏合起来；到后来，文人学者更是想当然的认为上古始祖和“三皇五帝”理应为男性并有所发挥了。同时，上古一个大家公认的名号形成后其实就成了代代相承的符号，这里记载与祝融氏大战的共工正是伏羲家庭中“赫胥居南”时派住西亚北非地中海沿岸管理的大酋长，祝融则是黄帝后中华本土替代赤帝司南的火正，前往征战共工，共工败而怒触“不周山”——今非洲大裂谷。这个时候的女娲也只是代代继承而来的女娲氏，然后女娲时代终止，其实为伏羲时代的终了，迎来了神糯炎帝时代。
神农是农皇，是我国长江流域水稻农耕的杰出人物，同时又是医药之祖。从黄河流域年代较早的文明遗址看，也显然是长江流域传承而来的水稻农耕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如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粟稻混作文明。由玉蟾岩遗址向东北不远有神龙“斫木为耜，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耒阳”（市），向西不远有《拾遗记》所载“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的“嘉禾”（县），所有这一切是偶然的吗？长江流域集上万年的农业文明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了。《庄子·盗跖》则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从有巢氏“构木为巢”，到燧人氏“钻燧取火”，到神农氏“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并领袖们将中国并世界“上古”文明步步推向进步。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的鹿原镇境内。
这里洣水环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图为神农大殿。
神农时代的末期过渡到炎帝时代。关于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世本?帝系篇》说得很明白的：“炎帝农神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这就表明炎帝来自神农家族，当然属“农神氏”；因司南方主火，为火正，故名炎帝或赤帝。史记“炎帝八世”为帝神农、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炎）榆罔，末代炎帝榆罔与黄帝交战于黄河流域失败，被黄帝取而代之，历史翻开黄帝时代。《帝王世纪》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这段信史说明，炎帝，为神农之后，其母在长江以南的“华阳”地域感于“神龙”孕身而生炎帝，人身牛首，典型的农耕民族。过去一直将“华阳”说成黄河地域是华山之阳为误解，其次是误“姜水”为渭水的支流，“姜水”——江水，正是长江。高庙遗址古属“辰”——“陈”，这地方汉代有无阳县，不远的地方又是历史上的夜朗（糯）、 “徙鲁”就是“徙糯”——今湖南怀化沅陵，正是古黔中郡——夜朗（糯）的治所。一方面说神农时代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另一方面又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其实正好是神农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内还是女性时代，末期向炎帝时代过渡，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由女性共和社会向有战争杀伐的君主制社会过渡的真实史录。炎帝是历史由母系迈入父系和由共和迈入君主制社会交替时期的杰出首领的代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母系过度到父系的关键还是黄帝战胜炎帝之后。
《周易》、《世谱》、《帝王世纪》等书载炎帝改“伏羲八卦”为“连山八卦”，创《连山易》。而湖南民间学者阳国胜等人通过多年的实地考察，考证湖南怀化会同连山乡曾有“八庙一庵”，其座落方位与炎帝的“连山八卦”相一致。这是个惊人的发现。阳国胜撰文说，八座庙是盘古庙、火神庙、雷公庙、风神庙、镇江庙、山神庙、地母庙、连花庙。八庙中现完好保存的有重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的盘古庙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人在原址上修建的风神庙；莲花庙、火神庙、雷公庙、镇江庙、山神庙、地母庙六座庙还能找到残砖断瓦及石刻碑文。一座古庵位于连山八庙的中心点，名为“古经庵”（也叫“易经庵”），传说诸葛亮南征路过此地曾经下马入庵谒祭。当地人记得，古庵前有一块石碑，碑有一人多高，碑体已风化、残缺，上世纪五十年代石碑随古庵一起被折除用于修筑清水溪水库。清光绪版《会同县志?卷十三》载：连山古庵“门旁有碑，上刻太极图，其图左象太阳，色黯淡，右象太阴体质漆黑，奕奕有光，人面之，如对月镜。俗传此图面东而立，夜月来时恰与迎合，因得精华，积久为神彩，理或然也”。旧志中描述的碑上太极图，是易经原始阴阳合一太极图。此图确证了古经庵即易经庵。现易经庵遗址犹存，在遗址上可检到秦砖汉瓦和红、白、黑陶陶片。《世谱》、《书传》说：“《连山易》为神农氏所创，神农氏即炎帝。神农氏将八卦每两卦一重，首次演绎为六十四卦。炎帝又号连山氏，故以象征山的艮卦为首卦”。怀化连山八庙座落在连山河谷中心点的四面八方，八庙与八卦所代表的自然物象相一致：艮卦代表山有山神庙、坤卦代表地有地母庙、坎卦代表水有镇江庙、巽卦代表风有风神庙、震卦代表雷有雷公庙、离卦代表火有火神庙、兑卦代表泽有莲花（塘）庙、乾卦代表天有盘古庙（盘古庙居正西方，义取盘古已归西“天”）。山神庙居南，南方正好有一座大山，山名“艮山口”，山名与艮卦卦名相同；地母庙居西南，西南方又正好有个“地灵乡”的地名；代表乾（天）的盘古庙居西,西方正好紧靠贵州的“天柱”（天柱县历史上曾属会同县）；莲花庙居西北，代表“泽”，西北方正好有一片天然水泽，叫“莲花塘”；火神庙居北，此庙正处在方圆数十里闻名的“火神坡”上；雷神庙居东北方，由于连山特殊的地形，春夏雷电以东北方居多，也有“雷公山”、“雷公田”地名；风神庙居东方，东方地势开阔，是南、北风交汇的的通道口，并有“风神寨”地名；镇江庙居东南，东南方正好是河水流入连山的方向，也有“镇江庙”的地名。连山八庙与八卦物象完全对应，又与当地这么多地名的地表特征完全吻合，这都暗示着什么？再根据古今地名资料查证,全国共有八处“连山”，除辽宁葫芦岛、陕西南郑二处的连山在长江以北外，其余都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另五处是广东韶关的连山、云南富源的十八连山、四川广汉的连山、淅江奉化的连山和淅江萧山的连山。会同连山北面的“火神坡”和南面的“太阳坪”，也正是炎帝“火神”、“太阳神”之亘古留存。同时，会同连山大平村有适合古人居住的天然洞群，紧挨洞穴又有多处天然相通的水井和两处当地群众认为永久不干的“神塘”，其中“莲花塘”宽约60亩，“斜塘”宽约20亩。“神塘”里生长着野生古莲，“连山”古地名可能与此有关。洞群中有一“药王洞”，洞内一米处有一碾槽似石头加工的器皿，半埋土中，当地传说是药王神农捣药用。古史记神农炎帝诞生之地“有石穴，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水经注》载神农出生地“水南有重山，即烈山……神农所生处……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这些描述与这里的天然石洞群和附近的天然连通水井、“神塘”完全吻合，这样说来，古史所记录的“厉山”、“烈山”，其实就是“连山”的变音。而距今近8000年的古高庙文明遗址正好在会同以北不足50公里的地方，再以北不久又是古“辰州”，中华古代有“赤县神州”的美誉，这“赤帝”、“赤县”，“神州”、“辰州”和高庙文明的历史信息链岂不源源相通。晋代《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明确“神农生于黔中”，这一片不正是古黔中之地吗?《列子?汤问》说“楚之南，有炎人国”，这炎帝不就是“炎人国”之“帝”吗？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炎帝“以大承木，住南方……在位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今湖南株洲炎陵（县）古属长沙，不正是末代炎帝榆罔崩葬之地吗？
关于夏商周秦汉文明的起源，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云：“‘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表明，司马迁也感觉到了历史的某些实质性现象，才于史籍中揭示总结夏商周秦汉虽在西北方立国，其文明文化之源却实源于东南。不是吗？夏朝的创建者启是治水大英雄大禹的儿子，如果说大禹废除“禅让制”将皇位直接传承给儿子启的话，则继承后的儿子启又进一步解散了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后又改为贵族联盟）议会制，当然，“议会制”由同源的古希腊罗马继承下来，直到今天发扬光大；大禹又是楚蜀大英雄鲧的儿子，鲧长期受到黄河流域势力的“口诛笔伐”，成为木头疙瘩——梼杌——“楚”音的来源。商朝是长江流域东夷民族所建，是炎帝直系部族的子孙。周朝的建立者其实还是早期迁徙西方的长江流域糯民，长于农耕，因此世代在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中担任农官，联盟不存，农官不保，加上受夏后氏的排挤，不得已避难于戎、狄之间，但仍克守祖先事业，勤于农耕。其宗教祭祀风俗习惯与楚人、巴蜀人、古地中海沿岸文明相通，实为同源。仅在湖南的三湘四水之间与“陵”相连的地名是如此繁密，有炎陵（炎帝陵）、舜陵（舜帝陵）、武陵（当与蚩尤战神有关）、巴陵、零陵、茶陵（还是与炎帝有关，榆罔死后葬长沙茶乡之尾）、沅陵等等，说明了什么？《水经注·渭水》云：“秦名天子家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可见秦汉时期就将天子帝王之墓葬称山、称陵，而沅水边就有象小山头的远古巨墓40余座连成一片，这些迷团等着后人来解。难怪今天的沅陵人还是固执地认为沅水边上的君王陵，才是“沅陵”二字的真实含义。追根溯源，处于上古时期的人类始祖从盘古到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糯氏、炎帝族无一不是兴起于长江流域的。
四、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扶桑木若万年春
历史本身就如长江奔流，如果我们不逆流而上青藏高原去探索源头，只是在下游向西远眺看到山影而妄加猜测就断下结论，结果是上海的说长江源头在江苏，江苏的说是在江西，江西的说是在湖南湖北，湖南湖北的说是在四川，这显然是不可靠的。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文明史的认识过程也如这种认识，说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和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就如站在江苏向西眺望，然后说长江的源头在江西，它只是表明这个距源地又向实际发源地接近了一点罢了。人猿因盘古山——唐古纳山——青藏高原的隆起而走向长江流域最终与猿揖别成人，有了人，万物才有了意义，这是亘古第一件大事，所以才说盘古开天辟地，生化万物。而人类形成的糯（尼、夷、彝、黎）甸园——也就是后来《圣经》创世经记载下来的——伊甸园，它有四大明显的特征：一是四季如春，二是兽禽与人相处而乐，三是有流向四方的四大河流并有一条贯穿全境，四是甸之西北有大雪山终年不化。我想以此谜面来打一个地名的谜语，我想许多人都会猜得出这个谜底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滇——甸——云南了。云南境内流程较长的四大水系，从西向东排开去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南盘江（红河上游）。怒江之意是怒涛汹涌，与《圣经》表述的比逊河的“喷出”之意不约而同，向西折入缅甸；《圣经》表述的基训河之意是“飞溅”，而“澜沧”的意思正是狂澜汹涌沧浪飞溅，从北至南纵贯全境；金沙江水流湍急，猛浪若奔，又合希底结河之急流如光隙迅猛，折而北入四川；伯拉河是果多丰饶之意，南盘江两岸多果木，物产富饶，东向流入广西。请问，所有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在地球的其它地方还能找到这样的伊甸园吗？夷甸——彝甸——也就是夷人——彝人农耕生活的地方。长江流域的民族历史上被称谓东夷，彝族本自称“夷”，解放后认为“夷”带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之意才改做了“彝”。“夷”也是“黎”，黎族。“黎”，也就是“糯”，“黎民”也就是“糯民”，历史上有“九黎”、“三苗”、“百越”、“百濮”之称，上古时代已遍布全球，故有“天下黎民百姓”之说。从南之“印黎（尼）”——印度尼希亚、“身糯（毒）”、——印度、海洋民族“毛黎（利）”人到北之“丁黎（零）”人，“高黎（丽）”朝鲜、“大糯（禾、倭）日本，从四川巴蜀到北之“白“黎”（令）”、西亚之伯利恒、欧洲大陆之柏林、巴黎、巴塞罗那等，无不见证上古历史之“中华黎民”无处不在，他们庄严的向全球宣布：我们是来自长江流域及以南的糯（黎）民。
中华文明史应该这样化分：夏商周三代至明清是为中华文明的近代史，五帝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中古史，“三皇”并以上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上古史；而中上古史基本就是长江流域文明向四周扩散并发扬光大的历史，虽然黄河流域因黄帝战胜炎帝、蚩尤后逐渐发展起来，但真正占据上锋的时间是三代以降。从世界文明来说，4000年前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中华民族的直接创造，无论是亚洲、非洲、美洲或海洋文明；虽然欧洲文明的确是在西亚北非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腓尼基文明、古亚述文明等等）上发展而来，但4000前年也还是有一些中华民族早先到达欧洲并深入到大西洋创造了不少文明，如遗留下的巨石文化和传说中的大西洲国等等。把中华文明比做不老的万年松，则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把人类文明比做长河，则中华文明是绵延不绝的主河道，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四大文明的另三大是由中华文明之河向地球分岔出的支流滋润大地，才有了人类多姿多彩却是同根同源的缤纷绚丽。
扶桑若木，是中华民族的太阳神木，是中华和人类起源的生命之树，是永恒的宇宙之树。扶桑——扶若——若木——扶胥——扶余——扶摇为不同的表述。“扶胥”也就是“华胥”，也就是我们常以为骄傲的华夏民族的始祖“华胥氏”——“娲羲氏”——“女娲伏羲”——“亚当厦娃”——也暨人类共同妣祖的合称。中华文明犹如扶桑若木承载着太阳的东起西落，永远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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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考古为背景，从水稻农耕、原始陶器、宗教祀祭、龙凤崇拜、天文数理、原始建筑等诸多方面论证人类文明不仅是长江流域发展到黄河流域，而且是由此放射开来产生上中古全球共同文明文化。阐述了长江流域的文明文化沃土孕育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始祖“三皇”诸帝，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扶桑若木万年春。
章节：
一、 长江流域上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的相继发现突显其人类文明摇篮的底蕴
二、 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文明向黄河流域及以北发展过程明显
● 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
● 原始陶器
● 原始宗教祭祀
● 龙凤崇拜
● 原始建筑
三、长江流域孕育出人类共同的皇皇始祖
四、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扶桑木若万年春
摘句：“把中华文明比做不老的万年松，则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把人类文明比做长河，则中华文明是绵延不绝的主河道，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四大文明的另三大是由中华文明之河向地球分岔出的支流滋润大地，才有了人类多姿多彩却是同根同源的缤纷绚丽。”
一、长江流域上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的相继发现突显其人类文明摇篮的底蕴
从目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看，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从2万年左右开始进入农耕农耕文明阶段，以湖南玉蟾岩遗址为代表，2万年左右开始稻作文明；黄河流域及以北近万年左右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河南贾湖舞阳遗址为代表，有距今近9000千年的稻作文明；地中海流域距今约6000～8000千年间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为代表。世界其它地方进入农耕文明相对晚了许多。目前将我国长江流域所发现的上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遗址一概并入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一种历史的陈腐观，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一个地方是否进入有规模的农耕文明是判断其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还没有类似的文明的发现，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龙头作用，这是人类重要的文明发展史实。这些上万年的农耕文明主要有湖南道县玉蟾岩、湖南临澧竹马村、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广东英德牛栏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浙江上山遗址、广西邕宁顶蛳山、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等等。黄河流域及以北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表现出明显农耕文明特点的不多，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北阳原于家沟、北京东胡林人村、北京怀柔转年和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遗址可当作新石器遗址的代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尚未进入农耕文明阶段。黄河流域距今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稻作文明从实际地理位置分析，还是属于长江流域的淮河支，实质还是长江流域向北发展的稻作文明；而河北磁山遗址大量粟的发现，才真正能代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目前最早上限，距今7000年前。
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2.25～1.85万年，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人类最早的栽培稻、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玉蟾岩原始陶片呈黑褐色，火候低，质地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碳、夹粗砂，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开了夹碳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开启智力。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附近类似玉蟾岩的早期遗址还有很多，附近就有三角岩遗存。可见人类起源文明发祥于长江流域决不是孤立偶然，是生生不息。
玉蟾岩陶釜：炊器（复原后高29厘米）图片由周行易网上提供
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时代在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两遗址相距约800米，其中吊桶环遗址应为仙人洞居民狩猎的临时性营地和屠宰场。出土遗物有625件石器、318件骨器、26件穿孔蚌器、516件原始陶片，20余片人骨和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发现有1.2～1.4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年～8000年前，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面的狮石山南麓。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岭南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存，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左右。陶片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碳，晚期不夹碳，只夹砂，纹理不明。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1.2万年～7000年，出土上万件捏制的陶器残片，有专家认为陶器起源与当地人用陶器煮食螺蛳有关。据出土人骨测定，当时的桂林男子平均身高为１.６５米，女子为１.５６米。他们有卵圆的头、低矮的鼻骨、铲形的门齿，与现代的壮族人、东南亚人极其相似。他们用骨针、葛麻和兽皮缝制衣服，用兽牙、蚌壳作饰品，用赤铁矿粉染色、文身，充满了“野性美”。然而在此繁衍了5000年后，远古的桂林人终于放弃了这个栖息地。7000多年前，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温暖潮湿期，高出地面仅１米的甑皮岩变得潮湿多水，这里的先民们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利用树木和竹竿搭建了适合南方潮湿天气的干栏式房屋。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长江下游发现的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遗址，出土的大量夹碳陶片距今已有１万年左右历史，映证了水稻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传播的方向性。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代表了岭南地区距今10000～6000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出土距今1万年左右的陶器，形具完整，多达20多件，其数量在广西史前考古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为研究南方史前文明提供了诸多便利；距今8000～7000年的100多座墓葬，在顶蛳山贝丘遗址现已发掘出的400多个古人类遗骸中，有1／3是采用肢解葬的。遗址中出现的南方干栏式建筑形式。
就广西南宁附近，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密集就让人十分吃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早期的遗址分别有：天窝遗址、那北咀遗址、牛栏石遗址、青龙江遗址、长塘遗址、石船头遗址、凌屋坡遗址、南蛇坡遗址、顶蛳山遗址、灰窑田遗址、长江岭遗址、豹子头遗址、龙颈遗址、青山遗址等。天窝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天窝村东面约2.5公里的邕江南岸一个为“螺蛳山”的台地上；那北咀遗址位于邕宁县伶俐五合那窝村南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那北咀”的台地上；牛栏石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粟屋坡西南面约300米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牛栏石”的台地上；青龙江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定西村冲西坡西北面约1公里的青龙江口两侧的台地上；长塘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邕江北岸的长塘火车站东面一个称为“螺蛳山”的台地上；石船头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良庆乡那黄村北面约3.5公里的邕江两岸一个称为“石船头”的台地上；凌屋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五合村凌屋坡南面约50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南蛇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伶俐乡公所南蛇坡西南约1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灰窑田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灰窑田岭下邕江北岸的台地上；长江岭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部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豹子头遗址位于南宁东南面柳沙园艺场那坝村西南面约2公里的邕江转弯处的北岸台地上；龙颈遗址位于南宁市西北江西老口街北面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龙颈”的台地上；青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青山园艺场青山脚下邕江东岸的台地上。顶蛳山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蒲庙镇新新村九碗坡自然村东北约1公里的顶蛳山上，1994年发现，1997年至１999年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共发现三百多座墓葬共四百多具人体骨骼，出土大批磨制石器、蚌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还发现排列颇有规律的建筑遗迹——柱洞，是广西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林河先生在其《中国巫傩史》一书中详细总结了长江流域农耕文明领先世界的记录：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科技（18000年前临澧竹马村的“高台式土木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管道施工科技（竹马村的拱形密封管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纺织科技（20000年前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植物纤维编织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陶科技（玉蟾岩的陶制食物盛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技（玉蟾岩的水稻人工栽培工艺）；
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灵崇拜（玉蟾岩的“搓草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贴塑陶科技（玉蟾岩制陶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雕刻科技（彭头山文明的雕刻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抛光打磨科技（彭头山文明的精制佩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垦了世界上的第一片稻田（彭头山文明的稻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凿了世界上的第一条灌溉稻田的水沟（彭头山文明的水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吃上了“令人老而不死”的大米饭（彭头山水稻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阴阳观念（彭头山陶器上的阴阳缕孔）；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灵崇拜（彭头山陶器上的火灵出入孔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月崇拜（彭头山的日月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神灵崇拜（彭头山遗址的人形石与鸟形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将稻作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从玉蟾岩到全世界的稻作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田园生活（两湖平原彭头山文化群）；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帆棂船制造科技（近8000年的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身画舫制造科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之神（高庙、松溪口、征溪口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祭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彩绘科技（高庙文明的朱彩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高层建筑科技（高庙的六层高塔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凤凰崇拜（高庙陶纹上的火凤凰图案）；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天圆地方学说（高庙陶纹上的天圆地方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造漆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园林科技（江浙河姆渡的盆景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学会了集市贸易（6000年前的洞庭湖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航运工业（城头山有舵的远航木船）；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建筑科技（城头山的古商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让人类享受到了和平的城市生活（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的第一条城市街巷（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筑路科技（城头山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运河（城头山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桥梁建筑科技（城头山古城的大木桥）；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商品陶手工作坊（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通商港口（城头山码头及先秦的支那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先发现了澳洲袋鼠和南极企鹅（湖北5000年前石家河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化工科技（西南濮人的丹砂）；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艺术（长沙出土的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失蜡法铸铜尖端科技（长沙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货币体制（楚国的金银铜货币体制）；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普及了世界上最早的计量工具天平、法码与算筹（沅陵春秋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算术九九歌诀》（湖南里耶战国遗址）；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炼钢科技（长沙春秋墓钢剑）；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白口铁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铁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铁农具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凹口铁锄）；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帛画（春秋时代两湖平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陶瓷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茶叶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旅行指南》（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美食谱》（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各个时期）……太多了，不胜枚举。
林河图注
二、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文明向黄河流域及以北的发展过程明显
上古长江流域及以南文明向黄河流域及以北的发展过程明显，突出表现为水稻农耕、陶器制作、原始宗教祭祀、图腾崇拜、天文数理等一系由南向东向北的发展过程。
●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稻作农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如从世界范围来说除中国外还有印度、日本、朝鲜半岛等发源说；就国内来说有云贵高原说，华南说、长江中游说、长江下游说、黄河下游说等等，还有主张多中心说的。二十世纪90年代，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目前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当时的记者报道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1995年11月18日，考古工作队员邱东联发掘时，突然发现一块不同寻常的钙质胶结物，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张文结教授敲开胶结物时，发现里面竟嵌有一粒黄澄澄的稻壳。这一敲，敲开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之门，敲开了人类破天荒的亘古奇迹。
玉蟾岩出土稻谷的粒长，与普通野稻相似，但外稃顶端无芒，完全不同于普通野稻，表明已具栽培稻的性质，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稻向栽培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发现，无疑将这一问题的探讨时间推至二万年左右，使其它水稻源头说显得暗谈无光。当然，并不是说某地方发现了从时间上说相对其它地方早的水稻文明就能完全断定人类水稻文明的起源就是某地，但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象文明发祥地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样，水稻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同样需要具备类似的三个条件，即：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适合水稻的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这一地区考古发现了年代相对早于其它地方的水稻农耕文明遗址；三是这一地区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和向周边放射的特点。还有一个有利的事实就是，玉蟾岩遗址中古老的陶器系夹碳陶，夹碳陶多采用粘土掺进稻秆、谷壳等制成，说明当时稻作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
长江及以南地区的喀斯特地形十分发育，石灰岩溶洞分布广泛，野生动植物资源充足，是远古时代人类理想的活动及栖息生存之地。长江流域水流纵横，湖泊沼泽星罗棋布，自古就是水稻农耕发源发达之地。1978～198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方9省区的农业科学院、农业院校等数百个单位组成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组，考察了9省区306个县，初步摸清了中国野生稻的分布、种类、特征、生态环境和伴生植物等。1984年公布最初调查报告，报告将我国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划分成四个自然区，即：海南岛区、两广大陆区、云南区和湘赣区。显然，这四个自然区实为一整体，是中华和世界最早的水稻农耕发源地。在这里，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浙江浦江上山、广东英德牛栏洞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史前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一些学者也明显的感觉到贾湖的稻作农业、夹碳陶等因素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呈现出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之间的明显过渡性质。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
在河北磁山遗址发现的88个窖穴（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一般堆积厚度为0.2-2米，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达2米以上，数量之多是惊人的，这无疑是国家储备粮。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提供了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证据。这一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七千多年前，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而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虽然纬度较高但由于水分充足、一定季节内热量充足，也自古形成了水稻农耕区。因此说，黄河流域较早较发达的文明其实还是长江流域发展而来的水稻农耕文明。
河姆渡遗址复原的榫卯木构件干栏式建筑桩木打入地下，高出地面80～100厘米，
其上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基础，在基础上立柱架梁盖顶，
这种建筑形式称作为干栏式建筑。
2000年10月22～27日，韩国旧石器学会会长、国立忠北大学考古与历史系史前实验室李隆助教授，与忠北大学博物馆馆长吴仲云，共同在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水稻遗传学大会上，宣读了《小鲁里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及其重要意义》一文，报道他们在该遗址地点A发现距今17130年前，14820～13010年前的炭化古稻，并经汉城大学校农业生命科学大学农学科名誉教授，植物育种学专家许文会教授与韩国岭南大学校自然资源大学农学科教授、农学博士徐学洙教授鉴定，前者为“拟稻”（Quasi Rice），后者为“古稻”，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因此这将对认识稻种的起源和进化十分重要”、“提供了重要信息”。韩国有关报道也说小鲁里稻种是世界最早的稻种，推翻了人们争论不休的各种推测和有关稻种发源地和栽培稻子起源地的学说，意味着韩半岛是稻种的宗主国，站在了世界稻种历史的巅峰上，等等。果真如此吗？首先，在考虑距今约17000～13000年前的韩国小鲁里地区是否能出现“古稻”之前，先分析朝鲜半岛是否具备普通野生稻生长的气候条件。学者们结合朝鲜半岛的地理气候分析，15000年左右的半岛连野生水稻生存的地理环境都没有，又何来这么悠久的水稻农耕文明？半岛北部向大陆性气候过渡，冬季受大陆来的北风或西北风影响寒冷干燥，夏季受海洋来的东南风影响高温多雨，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集中于夏季，春、秋两季降水较少；最冷月（正月）平均气温为6°～-20℃，绝对最低气温可降至-43℃，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在20°～24℃之间，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下；半岛南端为亚热带森林气候，最冷月（正月）平均气温为-6°～2℃之间，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大部分在20°～27℃之间，年平均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参考《世界地图集·朝鲜》，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朝鲜半岛的地理气候表明，半岛北部与中部都不适宜于普通野生稻生存，只有南端基本达到要求。但在17000～13000年期间，正是地球最后冰纪期的最寒冷时期，诸如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这样的北部纬度不具备野生水稻的生成。小鲁里遗址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小白山脉西侧、主峰俗离山（海拔1057米）附近，约在北纬36°55′，东径127°48′，属于中部与南端交界处。因此，其气候应介于北部与南端之间，即最高平均气温为20°～26℃之间，最低平均气温为-6°～-15℃之间。这样的气温环境，也不适宜于普通野生稻越冬，在一般寒冷的年份就会冻死，更不要说在15000年左右的最后冰纪期的特殊寒冷阶段了。朝鲜半岛近万年来均未发现过有普通野生稻生存，现在也无普通野生稻生存，亦无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与神话传说。当然，无论朝鲜半岛还是日本列岛，能出现几千年的水稻农耕文明还是正常的，原因在万年前这一带本就与中华大陆相连，而就是万年后冰纪期结束，中华先民同样不单是继续在这些地域经营，还继续远渡重洋到了美洲开拓。但截止到目前的资料显示，半岛稻作文明金浦约为4000－3000年前、平壤大同江边约为3000－2500年前、京畿道骊州郡欣岩里约为3000－2500年、忠清南道扶余约为2600年前、全罗北道扶安约为2200年前、庆尚南道金海的稻种是约为1900年前的稻种。显然，半岛的稻作文明的连续发展约4000千年左右，是为中华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东向北发展的传承结果。同样的道理分析，日本的稻作文明亦如此。
●原始陶器。陶器的产生发展传播与水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是基本一致的，也是从长江流域中游向四周扩散的。目前来看，最早的陶器当为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最原始陶器，时间近2万年。而长江流域及以南的上万年文明遗址中几乎都有陶器的发现，如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虽然目前还没发现水稻，但岭南人捏制陶器来甑煮螺蛳等小食物的历史却推进到了1.2万年前。
陶器由于烧造过程的不同，出现了灰陶、红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坯经水浸泡或经火烧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陶器的产生发展史由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和其它地区发展的过程尤其在陶器烧制中掺杂稻壳等植物这一突出特征表现出来。长江流域的先祖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的历史非常远久，距今200万年前的元谋人就开始用火了。长江流域的糯民在陶器制作中，创造了在普通粘土制坯中掺沙或谷壳的方法，此制陶方法逐步向四周扩散。近9000年的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中的红陶已饰有太阳月亮纹。陶器发展到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后发扬光大，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等等。
白陶是中国史前制陶工艺中的杰出代表。洞庭湖区所出白陶的年代较各地要早，1990年在岳阳坟山堡遗址第3B层出土的白陶残片，其年代上限距今7700年；而高庙文化最早一期遗存中新发现了精美白陶罐片，其所处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高庙文化所处的沅水中上游地区很可能是我国白陶的最初发源地。过去在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陕西汉中盆地的龙岗寺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史前遗址中都出土过白陶，但年代大都在距今6000年上下。
8000年左右的高庙遗址出土的精美白陶残片
许多学者对西亚古人为什么在其烧制的陶器中也掺入稻壳迷惑不解，其实这正是长江流域糯民发展到达西亚两河流域后，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仍然秉承中华长江流域传统烧制技法的缘故。
●原始宗教祭祀。重庆奉节兴隆洞出土了14万年前的神鹗石雕、石哨和剑齿象牙雕，是人类原始意识形态萌芽的最早艺术体现。旧石器时代的湖南临澧竹马村遗址发现的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就是人类最早的祭坛。万年后距今8000年的湖南怀化高庙遗址的陶纹绘画中有了六级木构祭神高塔和獠牙的太阳神鸟，距今7100年的长沙大塘遗址的陶纹中除发现有塔式神庙外还有神鸟起舞图案，这些礼仪制度在长江流域的出现远远早于世界其它地方。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有大型的原始祭祀遗迹，再向北有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再向西有5000年左右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土坯神庙与七级塔神庙的发现等等。
高庙文化遗存中挖掘出的年代距今约8000年的陶器上，发现的凤鸟、撩牙兽图像，撩牙兽长有双羽，凤鸟载着太阳或八角星象，其中的部分图像被涂上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是超自然的宗教物像。参照该遗址中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属于祭器物器，为追溯我国史前宗教艺术的起源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龙凤崇拜。龙的起源与大江大河有关，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而龙图腾最早源自于长江流域糯民对扬子鳄的崇拜。长江发大水，水中又多庞然大物——鳄，起初的糯民自然就把鳄与发大水联系起来，发大水必然降大雨，于是又与雷电风雨联贯在一起，鳄就是龙的最初原型。后来又将各大动物灵崇拜揉合其中，成如宋人罗愿在《尔雅翼·释龙》中所提出来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龙形象。并有了后来的龙王发大水，住东海的神话。“龙”的这个发音还是“糯”，“龙舟”应为是“糯舟”，“糯雅”就是“糯神”，“农神”，后来传到西亚后变为“诺（糯）亚方舟”，还有希腊的雅典娜（糯）等。
湖南沅陵关于龙舟的发源与祭祀相关，祭祀的对象是五溪各族共同的始祖盘瓠（古）。盘瓠曾落户沅陵半溪石穴，生六儿六女，儿女互婚配，繁衍成苗、瑶、侗、土、畲、黎六个民族。盘瓠死后，六族人宴巫请神，为其招魂。因沅陵山多水密，巫师不知他魂落何处，就让各族打造一只“糯舟”，逐溪逐河寻找呼喊，以至演变成后来的划船招魂的祭巫活动，而这一活动到后来又演变成船棺葬。也正是流放在这一带的屈原死后进行了隆重的船棺葬，使人民把龙舟与屈原紧密联系起来而逐浙忘记或忽视了龙舟真正的始源。龙图腾崇拜是上古糯民发展壮大的历史象征，龙的形象随糯民的发展逐步发展完善，并随中华先祖的全球开拓而遍布中华大江南北和全世界。龙文化在万年后的黄河流域及以北有了长足的发展，有8000年左右的辽宁葫芦岛杨家洼新石器遗址惊现有用黄土塑造的昂首飞翔的龙和查海出土的石块堆塑龙，有7000年左右的内蒙古赵宝沟猪龙纹和陕西北首岭鱼龙纹出土，有6500年的河南濮阳蚌塑鳄形龙，有6000年的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等等为证。
长江流域糯民最早成型的崇拜之一还有太阳鸟（凤）崇拜，其历史当然比龙崇拜更悠久，是太阳候鸟在野生稻田中的辛勤“耕耘”——“鸟耘象耕”，启发了糯民成就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萌芽，于是糯民也必然给予鸟类以崇高的地位——就如他们崇拜的太阳。从高庙文化到大塘文化到河姆渡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到大河村文化到庙底沟文化到马家窑文化到辛店文化等等的太阳鸟崇拜，从中国的“鸾”鸟到印度的“迦娄罗”鸟到埃及的“拉”鸟到希腊的“宙斯”鹰到美洲的“雷鸟”等等，所体现的太阳鸟崇拜脉络清晰，一脉相承。
●原始建筑。其初，人民穴居，受野兽侵害，有圣人出，教民构木为巢，以避野兽，从此先祖由穴居到巢居。这位圣人就是长江流域糯民的建筑大师有巢氏。《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长江三峡江陵鸡公山遗址的北部清理出了5个由砾石和各类石制品围成的圆形石圈，石圈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直径多在2米余（不足1米的有一处），是当时人类居住过的圆形石棚住址的原始居住面。遗址地层堆积可分为上、下两个层位单元，其中上文化层厚约10～25厘米，下文化层厚约50厘米。据测定上文化层距今约1～2万年，下文化层距今约4～5万年。这种石圈建筑后来风靡世界各地，是人类早期向自然宣战的有力象征。在非洲津巴布韦有著名的大卫石头城。距今约1.8万年前的临澧竹马村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口东南约125公里的湘西北临澧县官亭乡竹马村，竹马村旧石器晚期高台建筑基址位于一高出一般地面约6米的台地上，形状呈椭圆形，建筑面积约25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高台式建筑。三峡地区最初期的原始人类早先创造出了这种简单实用的“石棚”、“棚架”、“茅棚”、“窝棚”等，到“台式建筑”、再到“干栏式”建筑，充分反映人类住所建筑逐步积累进步的过程。起初，人们是利用自然的树木搭建，就如鸟巢；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到砍伐树木按一定的意志搭建，最常见的是搭成一个三角形的茅棚；再后来就有了“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从长江中游发展开去，到上万年的浦江上山遗址建筑技术逐步发达，再到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时代建筑技术已十分先进成熟，建筑造型呈现“长脊、短檐、高床”的特点。湖南怀化高庙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上的建筑艺术，反映了当时长江流域的榫卯木作技术已达极高水平，这样的建筑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美洲和太平洋、印渡洋、大西洋等海岛的中华古同胞兄弟都留下了“干栏式”建筑的遗迹，中国西南地区还有不少“干栏式”民居建筑——俗称掉脚楼沿续至今。
三、长江流域孕育出人类共同的皇皇始祖
远古人类大多以山洞为居，《春秋命历年》载：“合雒纪世，民始穴居，衣皮毛”、“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直到今天，中国西北一带还利用黄土断崖挖穴作居，称之为窑洞。长江流域的先民垒石圈围棚，开市埠围城之先河。而形成普遍民居意义的则是有巢氏发明的巢居，到早期的干栏式建筑，到技术高超的榫卯木作结构建筑，成为中华古代建筑的主流。《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时势造英雄，正是长江流域文明文化的发展孕育了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和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上古人类代表。
《庄子》所列的“有巢氏、神农氏”，《白虎通》所列的“伏羲、神农、祝融”或“伏羲、神农、燧人”，还是《春秋元命苞》所列的“伏羲、女娲、神农”，都是“三皇”时代的杰出代表。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东晋王嘉《拾遗记》说：“春皇者，庖犧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犧。”这两段释放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伏羲是华胥氏的后代，从音来看，“伏羲”、“华胥”是相通的，总之关系很近；伏羲的降生反映了母系社会时代男女相许的风俗，就是男女相恋，用脚轻轻的蹋碰对方以示通好，类似的风俗在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保留。历史上还有不少记录与此雷同：周人始祖、帝喾正妃姜嫄同样是踩了大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弃，也就是后稷。从有巢氏燧人氏到华胥氏伏羲氏一脉相承，伏羲家族的图腾就是凤鸟，是典型的长江流域部族。当时处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后来的好事者们纷纷考证，说伏羲之父，华胥之夫便是雷泽之神，但又感证据不足，于是到了《春秋公羊传》中便自圆其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等等。伏羲神糯时代约20000～8000年间，就是到了距今6000年的炎黄并帝时代，也还是以女姓为主的，所以在西方“糯”就是“娜”，这也是为什么“姓氏”、“姓名”、“姓别”的“姓”是从“女”旁了。从历史记录看，对神农时代的记录还多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神农时代后期向炎帝时代过渡，开始有了“男耕女织”的记录，而人类真正进入父系时代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这也是后来海内外伏羲神农炎帝部族长期与中央黄帝势力抗争的最重要原因——改了祖制了嘛。唐代的司马贞给《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说：“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而王天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虽说伏羲蛇身人首，但同时言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可见，伏羲时代，龙已经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才有以龙为官名称谓风尚的。汉代纬书中讲，伏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是青龙，青帝；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为王，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以土德为王，为黄龙。青帝是远古第一帝，青龙是中华民族第一龙，伏羲氏自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蛇（龙）图腾的创始者。后来的神农、炎帝、共工、蚩尤加入了农耕的牛崇拜，但祖宗的蛇（龙）凤（鸟）崇拜是不会丢弃只会发扬光大，才有了后来遍及全世界的龙凤文化圈。伏羲时代是人类从愚顽走向文明的关键阶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明文化基因，造八卦、结网罟、兴嫁娶、创乐器等都附伏羲于一身，使伏羲成为文化的化身，古往今来被尊称为“人文始祖”，至今海内外华人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称为龙的子孙，奉伏羲为百王之先。高庙遗址发现的夫妻墓葬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时段的伏羲神糯时代已开始走出原始群婚的框图，现代普遍的夫妻制有了近8000年的历史了。以伏羲八卦为基础的《周易》开启人类辩证思维先河，作为六经之首，构建了我国古代并世界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基本模式，是后来辩证法的原始根源。今长江流域中上游一带还保存着一种原始渔猎农耕宗教——梅山教。这种教对枫树极为崇拜，缘于枫树常栖凤凰，于枫树下设坛，这样联系起来，湖南怀化高庙遗址中发掘出距今近8000年前的凤鸟图案就不是偶然的了。而这里有地名辰溪，属古辰州，做为地名远在甘肃“成纪”之前，“生庖牺于成纪”之“成纪”当为“辰溪”或更为确切。《山海经?中山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有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凡洞庭山十五山，两千八百里，神状皆鸟身龙首。其词：手牲一雄鸡，一牡豚刮，糈用稻。”这些贯注洞庭湖的湘资沅澧流域、潇湘山水之间传闻的人首蛇身之神，不就是伏羲特征的真实写照吗？几千年甚至于是上万年过去了，长江流域及以南广大地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敬祀神灵祖宗的习俗用的还是雄鸡、猪头、牛头和糯米、粳米做的粑粑、糍粑等。高庙遗址的陶器上所发现了“乾坤卦象图”和“星象图”，遗址地层出土的大量渔骨头、淡水螺、贝壳和鹿、麂、牛、熊、象、貘以及犀牛等各种水、陆生动物骨骸，其中部分猪牙床经鉴定已属被驯养的家猪，有的陶罐上还绘制有“火上焙鱼”形象，等等。这些都印证了《易?系辞传》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准确无误。从“华胥”、“扶桑”来分析“伏羲”作卦还有一个历史的源流就是，其祖族所从事的天文地理工作，产生的“天文标杆”——“扶桑”成了这个家族后来的名字——“华胥”，“扶桑”又成了后来中华民族的象征标志——“华表”。而长年累月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形成太阳历、太阴历，如18月历、10月历、13月、12月历等等，而观察所产生的平面图又演易成后来的易经八卦图。
《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接着说：“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巧补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女娲氏没，神农氏作。”中华古神话特别是长江流域并以南广大地区一直流传的重要创世神话除盘古开天辟地外就是女娲、伏羲女娲神话了。去其神话传说的糟粕，分析女娲抟黄土造人信史，女娲应是伏羲前的人类始祖，只是黄帝后男性主政人为的将以上的始祖错位改性以显男性尊荣，同时将伏羲女娲有机捏合起来；到后来，文人学者更是想当然的认为上古始祖和“三皇五帝”理应为男性并有所发挥了。同时，上古一个大家公认的名号形成后其实就成了代代相承的符号，这里记载与祝融氏大战的共工正是伏羲家庭中“赫胥居南”时派住西亚北非地中海沿岸管理的大酋长，祝融则是黄帝后中华本土替代赤帝司南的火正，前往征战共工，共工败而怒触“不周山”——今非洲大裂谷。这个时候的女娲也只是代代继承而来的女娲氏，然后女娲时代终止，其实为伏羲时代的终了，迎来了神糯炎帝时代。
神农是农皇，是我国长江流域水稻农耕的杰出人物，同时又是医药之祖。从黄河流域年代较早的文明遗址看，也显然是长江流域传承而来的水稻农耕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如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粟稻混作文明。由玉蟾岩遗址向东北不远有神龙“斫木为耜，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耒阳”（市），向西不远有《拾遗记》所载“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的“嘉禾”（县），所有这一切是偶然的吗？长江流域集上万年的农业文明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了。《庄子·盗跖》则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从有巢氏“构木为巢”，到燧人氏“钻燧取火”，到神农氏“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长江流域的早期人类并领袖们将中国并世界“上古”文明步步推向进步。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的鹿原镇境内。
这里洣水环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图为神农大殿。
神农时代的末期过渡到炎帝时代。关于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世本?帝系篇》说得很明白的：“炎帝农神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这就表明炎帝来自神农家族，当然属“农神氏”；因司南方主火，为火正，故名炎帝或赤帝。史记“炎帝八世”为帝神农、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炎）榆罔，末代炎帝榆罔与黄帝交战于黄河流域失败，被黄帝取而代之，历史翻开黄帝时代。《帝王世纪》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这段信史说明，炎帝，为神农之后，其母在长江以南的“华阳”地域感于“神龙”孕身而生炎帝，人身牛首，典型的农耕民族。过去一直将“华阳”说成黄河地域是华山之阳为误解，其次是误“姜水”为渭水的支流，“姜水”——江水，正是长江。高庙遗址古属“辰”——“陈”，这地方汉代有无阳县，不远的地方又是历史上的夜朗（糯）、 “徙鲁”就是“徙糯”——今湖南怀化沅陵，正是古黔中郡——夜朗（糯）的治所。一方面说神农时代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另一方面又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其实正好是神农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内还是女性时代，末期向炎帝时代过渡，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由女性共和社会向有战争杀伐的君主制社会过渡的真实史录。炎帝是历史由母系迈入父系和由共和迈入君主制社会交替时期的杰出首领的代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母系过度到父系的关键还是黄帝战胜炎帝之后。
《周易》、《世谱》、《帝王世纪》等书载炎帝改“伏羲八卦”为“连山八卦”，创《连山易》。而湖南民间学者阳国胜等人通过多年的实地考察，考证湖南怀化会同连山乡曾有“八庙一庵”，其座落方位与炎帝的“连山八卦”相一致。这是个惊人的发现。阳国胜撰文说，八座庙是盘古庙、火神庙、雷公庙、风神庙、镇江庙、山神庙、地母庙、连花庙。八庙中现完好保存的有重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的盘古庙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人在原址上修建的风神庙；莲花庙、火神庙、雷公庙、镇江庙、山神庙、地母庙六座庙还能找到残砖断瓦及石刻碑文。一座古庵位于连山八庙的中心点，名为“古经庵”（也叫“易经庵”），传说诸葛亮南征路过此地曾经下马入庵谒祭。当地人记得，古庵前有一块石碑，碑有一人多高，碑体已风化、残缺，上世纪五十年代石碑随古庵一起被折除用于修筑清水溪水库。清光绪版《会同县志?卷十三》载：连山古庵“门旁有碑，上刻太极图，其图左象太阳，色黯淡，右象太阴体质漆黑，奕奕有光，人面之，如对月镜。俗传此图面东而立，夜月来时恰与迎合，因得精华，积久为神彩，理或然也”。旧志中描述的碑上太极图，是易经原始阴阳合一太极图。此图确证了古经庵即易经庵。现易经庵遗址犹存，在遗址上可检到秦砖汉瓦和红、白、黑陶陶片。《世谱》、《书传》说：“《连山易》为神农氏所创，神农氏即炎帝。神农氏将八卦每两卦一重，首次演绎为六十四卦。炎帝又号连山氏，故以象征山的艮卦为首卦”。怀化连山八庙座落在连山河谷中心点的四面八方，八庙与八卦所代表的自然物象相一致：艮卦代表山有山神庙、坤卦代表地有地母庙、坎卦代表水有镇江庙、巽卦代表风有风神庙、震卦代表雷有雷公庙、离卦代表火有火神庙、兑卦代表泽有莲花（塘）庙、乾卦代表天有盘古庙（盘古庙居正西方，义取盘古已归西“天”）。山神庙居南，南方正好有一座大山，山名“艮山口”，山名与艮卦卦名相同；地母庙居西南，西南方又正好有个“地灵乡”的地名；代表乾（天）的盘古庙居西,西方正好紧靠贵州的“天柱”（天柱县历史上曾属会同县）；莲花庙居西北，代表“泽”，西北方正好有一片天然水泽，叫“莲花塘”；火神庙居北，此庙正处在方圆数十里闻名的“火神坡”上；雷神庙居东北方，由于连山特殊的地形，春夏雷电以东北方居多，也有“雷公山”、“雷公田”地名；风神庙居东方，东方地势开阔，是南、北风交汇的的通道口，并有“风神寨”地名；镇江庙居东南，东南方正好是河水流入连山的方向，也有“镇江庙”的地名。连山八庙与八卦物象完全对应，又与当地这么多地名的地表特征完全吻合，这都暗示着什么？再根据古今地名资料查证,全国共有八处“连山”，除辽宁葫芦岛、陕西南郑二处的连山在长江以北外，其余都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另五处是广东韶关的连山、云南富源的十八连山、四川广汉的连山、淅江奉化的连山和淅江萧山的连山。会同连山北面的“火神坡”和南面的“太阳坪”，也正是炎帝“火神”、“太阳神”之亘古留存。同时，会同连山大平村有适合古人居住的天然洞群，紧挨洞穴又有多处天然相通的水井和两处当地群众认为永久不干的“神塘”，其中“莲花塘”宽约60亩，“斜塘”宽约20亩。“神塘”里生长着野生古莲，“连山”古地名可能与此有关。洞群中有一“药王洞”，洞内一米处有一碾槽似石头加工的器皿，半埋土中，当地传说是药王神农捣药用。古史记神农炎帝诞生之地“有石穴，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水经注》载神农出生地“水南有重山，即烈山……神农所生处……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这些描述与这里的天然石洞群和附近的天然连通水井、“神塘”完全吻合，这样说来，古史所记录的“厉山”、“烈山”，其实就是“连山”的变音。而距今近8000年的古高庙文明遗址正好在会同以北不足50公里的地方，再以北不久又是古“辰州”，中华古代有“赤县神州”的美誉，这“赤帝”、“赤县”，“神州”、“辰州”和高庙文明的历史信息链岂不源源相通。晋代《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明确“神农生于黔中”，这一片不正是古黔中之地吗?《列子?汤问》说“楚之南，有炎人国”，这炎帝不就是“炎人国”之“帝”吗？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炎帝“以大承木，住南方……在位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今湖南株洲炎陵（县）古属长沙，不正是末代炎帝榆罔崩葬之地吗？
关于夏商周秦汉文明的起源，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云：“‘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表明，司马迁也感觉到了历史的某些实质性现象，才于史籍中揭示总结夏商周秦汉虽在西北方立国，其文明文化之源却实源于东南。不是吗？夏朝的创建者启是治水大英雄大禹的儿子，如果说大禹废除“禅让制”将皇位直接传承给儿子启的话，则继承后的儿子启又进一步解散了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后又改为贵族联盟）议会制，当然，“议会制”由同源的古希腊罗马继承下来，直到今天发扬光大；大禹又是楚蜀大英雄鲧的儿子，鲧长期受到黄河流域势力的“口诛笔伐”，成为木头疙瘩——梼杌——“楚”音的来源。商朝是长江流域东夷民族所建，是炎帝直系部族的子孙。周朝的建立者其实还是早期迁徙西方的长江流域糯民，长于农耕，因此世代在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中担任农官，联盟不存，农官不保，加上受夏后氏的排挤，不得已避难于戎、狄之间，但仍克守祖先事业，勤于农耕。其宗教祭祀风俗习惯与楚人、巴蜀人、古地中海沿岸文明相通，实为同源。仅在湖南的三湘四水之间与“陵”相连的地名是如此繁密，有炎陵（炎帝陵）、舜陵（舜帝陵）、武陵（当与蚩尤战神有关）、巴陵、零陵、茶陵（还是与炎帝有关，榆罔死后葬长沙茶乡之尾）、沅陵等等，说明了什么？《水经注·渭水》云：“秦名天子家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可见秦汉时期就将天子帝王之墓葬称山、称陵，而沅水边就有象小山头的远古巨墓40余座连成一片，这些迷团等着后人来解。难怪今天的沅陵人还是固执地认为沅水边上的君王陵，才是“沅陵”二字的真实含义。追根溯源，处于上古时期的人类始祖从盘古到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糯氏、炎帝族无一不是兴起于长江流域的。
四、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扶桑木若万年春
历史本身就如长江奔流，如果我们不逆流而上青藏高原去探索源头，只是在下游向西远眺看到山影而妄加猜测就断下结论，结果是上海的说长江源头在江苏，江苏的说是在江西，江西的说是在湖南湖北，湖南湖北的说是在四川，这显然是不可靠的。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文明史的认识过程也如这种认识，说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和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就如站在江苏向西眺望，然后说长江的源头在江西，它只是表明这个距源地又向实际发源地接近了一点罢了。人猿因盘古山——唐古纳山——青藏高原的隆起而走向长江流域最终与猿揖别成人，有了人，万物才有了意义，这是亘古第一件大事，所以才说盘古开天辟地，生化万物。而人类形成的糯（尼、夷、彝、黎）甸园——也就是后来《圣经》创世经记载下来的——伊甸园，它有四大明显的特征：一是四季如春，二是兽禽与人相处而乐，三是有流向四方的四大河流并有一条贯穿全境，四是甸之西北有大雪山终年不化。我想以此谜面来打一个地名的谜语，我想许多人都会猜得出这个谜底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滇——甸——云南了。云南境内流程较长的四大水系，从西向东排开去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南盘江（红河上游）。怒江之意是怒涛汹涌，与《圣经》表述的比逊河的“喷出”之意不约而同，向西折入缅甸；《圣经》表述的基训河之意是“飞溅”，而“澜沧”的意思正是狂澜汹涌沧浪飞溅，从北至南纵贯全境；金沙江水流湍急，猛浪若奔，又合希底结河之急流如光隙迅猛，折而北入四川；伯拉河是果多丰饶之意，南盘江两岸多果木，物产富饶，东向流入广西。请问，所有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在地球的其它地方还能找到这样的伊甸园吗？夷甸——彝甸——也就是夷人——彝人农耕生活的地方。长江流域的民族历史上被称谓东夷，彝族本自称“夷”，解放后认为“夷”带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之意才改做了“彝”。“夷”也是“黎”，黎族。“黎”，也就是“糯”，“黎民”也就是“糯民”，历史上有“九黎”、“三苗”、“百越”、“百濮”之称，上古时代已遍布全球，故有“天下黎民百姓”之说。从南之“印黎（尼）”——印度尼希亚、“身糯（毒）”、——印度、海洋民族“毛黎（利）”人到北之“丁黎（零）”人，“高黎（丽）”朝鲜、“大糯（禾、倭）日本，从四川巴蜀到北之“白“黎”（令）”、西亚之伯利恒、欧洲大陆之柏林、巴黎、巴塞罗那等，无不见证上古历史之“中华黎民”无处不在，他们庄严的向全球宣布：我们是来自长江流域及以南的糯（黎）民。
中华文明史应该这样化分：夏商周三代至明清是为中华文明的近代史，五帝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中古史，“三皇”并以上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上古史；而中上古史基本就是长江流域文明向四周扩散并发扬光大的历史，虽然黄河流域因黄帝战胜炎帝、蚩尤后逐渐发展起来，但真正占据上锋的时间是三代以降。从世界文明来说，4000年前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中华民族的直接创造，无论是亚洲、非洲、美洲或海洋文明；虽然欧洲文明的确是在西亚北非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腓尼基文明、古亚述文明等等）上发展而来，但4000前年也还是有一些中华民族早先到达欧洲并深入到大西洋创造了不少文明，如遗留下的巨石文化和传说中的大西洲国等等。把中华文明比做不老的万年松，则长江是根茎，黄河是枝叶。把人类文明比做长河，则中华文明是绵延不绝的主河道，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四大文明的另三大是由中华文明之河向地球分岔出的支流滋润大地，才有了人类多姿多彩却是同根同源的缤纷绚丽。
扶桑若木，是中华民族的太阳神木，是中华和人类起源的生命之树，是永恒的宇宙之树。扶桑——扶若——若木——扶胥——扶余——扶摇为不同的表述。“扶胥”也就是“华胥”，也就是我们常以为骄傲的华夏民族的始祖“华胥氏”——“娲羲氏”——“女娲伏羲”——“亚当厦娃”——也暨人类共同妣祖的合称。中华文明犹如扶桑若木承载着太阳的东起西落，永远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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