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字组词寓意好的:建国历程·2-8

十五 “拼命赶”促成的民主

在美国，旅行是一种使人人走向平等的了不起的机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交通运输体制（正如薛瓦利埃在一八三五年所说的）有助于“不单缩短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不同阶级之间的距离。在一些地方，当富翁和大人物带着如云的仆从外出旅行，而穷人要到邻村去却只能在泥沙路上孤独地步行和翻山越岭，平等这个词只是烟幕和骗局。贵族阶级明明白白地摆在你的眼前。”薛瓦利埃还指出，在印度、在中国、在中东、或者在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不管政府叫做什么样的名称，农民和工人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是同军人、名门望族、达官贵人处于平等地位的；这些人的随从也可以任意践踏他们，把他们打翻在地。这些，人的行径使他们畏惧，当这些人走过时他们不得不赶紧下跪。相反，在英国，尽管在财产和出身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技工和工人照样可以从售票处拿到火车票，只要他们口袋里有几个先令，付得起钱，他就有权和男爵、贵族、公爵同坐一个车厢，享受人的尊严，并感到自己和这些贵族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在美国，薛瓦利埃和许多人都承认，可以经常自由旅行的平等精神更为令人瞩目。

比起英国，美国各地之间的距离远得多，而普通人旅行的也多，蒸汽机车迫使各色各样的人群长时间地呆在一起。这大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差距。工程上追求省钱，加速制造出交通工具的压力，以及旅行者为了迅速到达目的地而甘愿忍受一切不便的精神，也促使人们更加接近，相互之间更无歧视可言。人们当时急于到一个地方去，因而也就忘记了、忽略了、或者放弃了别的时候在别的地方所存在的那些差别。一八三五年七月的一个大热天，出身贵族的费城人萨穆埃尔·布雷克从波士顿乘火车到普罗维登斯去，他记述了当越来越多的人挤进他乘坐的车厢时他感到的沮丧心情。“两个从来不修边幅的穷光蛋把我挤到了角落里，炎热的太阳使他们的衣服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咸盐、鱼、黑咖啡和糖浆的混合气味。”不久，又来了十二个“粗壮的工厂女工”，她们马上便各得其所、旁若无人地大嚼起柠檬和青苹果来。美国快速交通工具（不论是汽船还是火车）的这种拥挤不堪现象以及大群人在一起的社会效果，使他感到不胜压抑：富人和穷人，有教养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彬彬有礼的人和庸夫俗子，在经过改良变得现代化的旅行途中，全部挤到了一块儿。其结果是彻头彻尾打成一片。主人和仆人并头牴足地一同睡在汽船的地板上，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膝盖顶着膝盖地坐在车厢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在两天之内非常不舒服地跑完原可以在八天至十天内舒舒服服地跑完的路程……说起汽船上或车厢里的女人，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在那里，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要象一位绅士，而在那一伙一起旅行的人中间，我也感觉不到准有一点绅士的昧道。当我在客厅之类的地方看到妇女时，我总是习惯于举止得当地尊重她们；但当我看到她们在一大群穿着短裙或马裤的肮脏的移民或出身低贱的乡巴佬中间挤来挤去，以便挤到一百多人的大饭桌前面去的时候，我再也看不到她们矫揉造作的高雅神态了，而只能把她们看作跟平民一伙的人。要使她恢复她的社会地位，让一位女士能和经过挑选的同伙在一起，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去旅行，使她能在一家高级饭馆里斯斯文文地吃一顿好的饭菜……这种老式的每小时五、六英里的速度……自由地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这就是我所坚持的方式，也是以后好几代人将会采取的方式。

象狄更斯这样的外国人在谈到美国火车时都感叹不已。这里和英国及其它地方截然不同，根本不区分头等、二等、三等车厢。但是，有时。特别是在南部）则会分开男人、女人、黑人等不同的车厢；偶尔也有供移民或军队使用的专用车厢。狄更斯指出，男人车厢和女人车厢的主要区别是，在男人车厢里每个人都抽烟，而在女人车厢里则没有人抽烟。抽烟的人大多是妇女们要求有女人专用车厢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但专用车厢太浪费（除了个别情况例外），其后逐步被取消了。

美国不仅没有“分开不同等级”的车厢，就算一般旅客车厢的设计也是颇具特色的。任何在英国或在欧洲大陆上坐火车旅行过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种差别。起初，美国也和国外一样，每节旅客车厢分成好几个独立的可以关门的隔间（每间可容纳六至八人），在整个旅途中，旅客就呆在隔间里。但是，这种设计却代表了一种传统而保守的技术：早期的双层车架车厢，比马拉车厢长一倍至二倍，只不过是把几节老式车厢装在一个框架上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起初火车车厢的门都是开在边上，而不是开在两头。但是美国的火车很炔就采用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设计。现在，美国旅客是坐在一个长方形象箱子那样的车厢里，从两头进出，车厢里不分隔间。欧洲客车则仍保留着老式马车遗留下来的分开的隔间。直到最近，人们只有在某些欧洲的三等车厢里，才能看到整个车厢打通的、不分隔间的设计；而这在美国却是久已存在的了。在这种打通的车厢里，旅客们（偶尔在妇女车厢里可以看到例外情况）很自由和很随便，可以脱掉鞋子或外衣，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他们也可以吃吃喝喝，和别的旅客随便交谈。

来自欧洲上层社会的旅客对此会感到很尴尬。他们说，那些天生爱交际的美国人好打听别人的事情，性情活跃，爱管闲事。西部遥远的距离改变了一些人审慎和爱情静的好习性，客车车厢使几十个不同阶级的人好多天都聚在一起生活。一八七四年，阿冯莫尔于爵夫人记述了她在旅途中极不舒服的情景：“三、四十个人在一起……七天七夜关在一个车厢里，整天挤在一起，晚上睡在架床上，并且都处于同样的气氛当中。”每个人都得在同一个时间睡觉和起床，因为所有的床铺必须同时升起或放下。她看到她的一位平民旅伴，每天早晨都从口袋里取出一副假牙齿。那个旅伴向这位子爵夫人解释说，她无法入睡，因为那副假牙可值钱了，她都舍不得使用，车厢的盥洗室在门口，无论从里还是从外，都关不上。这位子爵夫人抱怨说：“你甚至都不能束起头发或卷起袖子，因为有些男人或列车员肯定会抓注机会对你说，'好好洗一洗吧，可痛快呢！’”这列火车还出版一份日报——《大太平洋铁路报》，这份报纸也进一步加强了旅客的友好和集体精神。

人们说，美国人不能忍受孤独或寂寞；他们好动，即使是坐火车短途旅行，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坐着。外国人还注意到美国车厢设计的特点，可以使坐立不安的旅客在火车里逛来逛去，从这个车厢的门出去，跨过没有遮盖的步台进入另一节车厢。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被车子压死或被抛出车厢的危险；尽管有严厉的警告（有一家铁路公司在每节车厢的门上都画上坟墓的图画），美国人还是照样到处乱逛，跟不同车厢的旅客打成一片。美国人还有一种一定要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的奇怪念头，然后站在那里，默默地欣赏那迅速向后飞逝的景色。

在配备餐车以前，不可能在快速旅行中悠闲地进餐，或享受上流社会那种消磨大量时间的精美“晚餐”。早在十九世纪初叶，美国人爱好“快餐”就已世界闻名了。一位急躁的英国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上校在一八三九年时就抱怨说，要求旅客快速进餐令人在美国坐火车旅行时感到特别疲累。“火车刚一停下来，所有车厢的门就一齐都打开，旅客们就象学校的孩子一样，一起冲出车厢，围着桌子，大吃馅饼、小馅饼、蛋糕、煮鸡蛋、火腿、乳蛋糕，以及各色各样铁路上好吃的食品，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突然，开车的铃声响了，旅客们就拼命跑回车厢，手里和嘴里都塞得满满的。火车开了。到了下一站，他们虽然并不太饿，却又去大吃一番，借以打破旅途中的单调气氛。”

很早以前，美国的快餐技术就发展起来了。“便餐柜台”就是那个时代美国的发明，它是铁路快速旅行的副产品，向旅客提供快餐服务，但一点都不使人有舒服之感，谁也不愿在那里多耽搁时间。“便餐柜台”这个词第一次见诸于文字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十年；《纽约时报》（一八五七年六月十日）以东部人特有的敏感抱怨说，用“茶点沙龙”这个词来称呼火车站上旅客们吃喝的地方，实在是对这个词的胡扯滥用。

对于这种令人厌恶的破陋去处，再也没有比这个词更不恰当的称呼了，铁路公司的董事们似乎认为，旅客们都是没有胃的；好象在长途旅行中，吃喝对人们来说，根本没有必要似的。似乎除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使旅客们手忙脚乱之外，就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他们要求这三、四百个男人、女人、儿童……狼狈不堪地冲进一个阴沉沉的长方形房间，在一刻钟之内拼命吃完一顿晚餐、早餐或正餐。

清晨，疲乏不堪的旅客就被列车员的喊声叫醒了：“波格拉姆维尔车站——停留一刻钟吃早餐！”没有时间洗脸，也没有盥洗设备，旅客只来得及冲出去，能抓住什么食物就往嘴里塞，然后拼命奔回车厢。到旅途结束时，他肯定“己为自己得消化不良的毛病打下基础，这种毛病可以导致肺病或发高烧。”那时候在全美国，可没有几条铁路能够舒适地进餐和有盥洗设备。直到一八六三年，乔治·普尔曼才开始经营第一辆向所有旅客开放的餐车。但几年之后，普尔曼公司发现餐车生意无利可图，于是又取销经营餐车业务；自此以后，餐车问题也就一直成了美国铁路公司的一个难题。旅途吃饭问题一般就在车站的餐厅或“便餐柜台”上解决。一八六六年以后，又出现弗雷德·哈维开办的餐馆联号，为西部铁路服务：这种餐馆里的漂亮“哈维餐厅女郎”——连同她们标榜的口号“火腿切得薄一些”，很快便逻选闻名了。一八七八年，一个在西部旅行的英国人便指出，快速服务加上简陋的设备，是如何使所有顾客都受到同等待遇的：我们乘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离开朱利斯堡三十英里，来到了西德尼。这是一个可供旅客吃饭的车站，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点。我们停车半个小时，赶紧到车外吃早餐……我们大家都受到同等的待遇，每人得到的食物和他旁边的人都是一样的。象通常情形一样，刀叉奇缺。整餐饭自始至终都是每人一把刀和一把叉，这种铁路上的习惯便是从那时开始的……大家都拼命吃，结果离开车时间还有一刻钟就吃完了。从奥马哈到旧金山的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线上，这样一顿饭以及随后的每顿饭（有两顿除外），价格一律都是一美元。

“拼命赶”以及旅途中拥挤不堪，不仅使社会各阶层之间难以保持差距，而且更易于使旅客们形成一个“见面熟”的群体。在这里，先到先占的规则再次被用上，而且还更是一种平等的原则。就象在内河汽船上一样，车站餐厅里的桌子和椅子都不够，所以，谁先到就先招待谁。而平心静气的人们则会接受抽签的办法，以决定汽船上哪些旅客应该得到卧铺。不过在西部河流中拥挤不堪的汽船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差别待遇的。“客舱”的旅客和“甲板”（或统舱）的旅客之间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被当作货物一般对待。但是，凡能坐客舱旅行的旅客一般都不着重财产和阶级的差别，人人平等交往。而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外国旅客对于这种随便交往，则极为反感。

西部河流上的汽船，就象是移民小道上的篷车队一样，往往处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外，这就出现了短时间的水上小社会。他们往往也运用自警制和多数决定的原则，来制订和执行他们的法律。人们普遍认为，在汽船上，法律的正当来源既小应该是船长，也不应该是驻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政府，而应该是旅客本身。一八一七年，第二艘“新奥尔良”号的船舱里贴出一张告示（往往是在列举轻微的违法乱纪事实之后）通知大家，“每天中午，将由旅客以多数选举三个人来组成法庭，主持判决，而所有罚款将用来购买葡萄酒给大家在正餐之后喝。对于扰乱正常秩序和破坏清洁卫生的行为，凡属事先没有明文规定者，罚款均由这个法庭酌情裁定。”很少有旅客敢对这种法庭的权威提出质疑。在汽船上，也象在西部其它地方的自警法庭一样，审理程序很简单，惩罚也是立即执行。谋杀犯递解下一站城镇的政府当局；小偷、扒手和其它较轻微违法事件的犯罪者，有的被罚鞭打，或在汽船经过的任何地点驱逐上岸（也可能是河中央的一个小岛或沙丘上）。一次最惊人的迅速而有效的司法裁决的例子发生在一八五九年，当一条船经过辛辛那提时，一些爱管闲事的旅客自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对两个一起旅行的表面上以表兄妹相称的青年男女产生怀疑，当发现他们俩睡在同一张卧铺上的时候，这个委员会让汽船在第二天早上靠岸，然后押送着那个青年男于上岸去领取结婚许可证书，随后又带着这对青年男女到牧师那里，看着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

　　这种短暂的生活就这样使旅行者安于多数决定的原则和先到先占的规则。他们这段经历所结的硕果就是人们获得了大体上平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