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美国的N种版本

　　大国兴衰交替，此消彼长。在历史上的很长时期，中国曾居于一流强国位置。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地位不断沦落，成为西方列强羞辱、欺凌的对象。为复兴中华，无数仁人志士虽肝脑涂地而奋不顾身。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创新，造就了大国持续高增长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总量国际排名不断刷新(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重返一流强国的目标越来越近。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再次把这一话题引向高潮。

　　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有多少版本？每种版本的公众认知状况如何？对未来持续高增长的信心指数有多高？该如何看待超越美国？围绕以上问题，人民论坛杂志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约请专家进行了独到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2035年超美版本的信心值最高，达72.32；公众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信心指数为73.11，处于较强区间。以上数据表明，一方面，公众对超越美国有比较理性的认知，并不认为是越快越好；另一方面，对中国未来持续高增长预期良好，充满期待。

　　何时超越美国，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速。虽然公众对未来发展信心指数较高，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延续“中国奇迹”已面临诸多难题。30多年制度创新的动力已经惯性疲劳，“人口红利”也正在逐渐消退，环境及资源约束越来越明显，权力腐败、高房价及贫富分化等都可能让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持续高增长必须应对好以上挑战，寻找发展新动力。

　　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战略目标，从开始提出的“花50—60年的时间”，到缩短为“10年”、“7年”，以致发动“大跃进”，使正确的长远构想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遭受了惨痛的失败。这对我们认识当前“超越美国”的各种版本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无论超越美国的各种版本多么动听，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不要被盛世情怀蒙住眼睛。既要谈赶超，更要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更加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稳更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

　　整个专题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超越美国的梦想与现实》；下篇为《如何续写“中国奇迹”》，以此纪念建党90周年，欢迎品读。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总  策  划：贾立政

　　问卷设计：贾立政、陈阳波、魏爱云、周晓燕、高源、李逸浩

　　调查执行：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人民论坛全国调研基地(点)

　　合作与鸣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温州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内蒙古集宁师范学院、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驿阳分公司、广东鹤山市委组织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

　　“超美”若干版本：中国公众信心指数调查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对此话题持关注态度的受调查者达67.2%

　　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相继赶超英国、德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之后，关于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越美国的讨论更加激烈。

　　您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这一话题的关注程度是？30.8%的受调查者选择“比较关注”，选择“非常关注”的为22.1%，选择“一般关注”的为14.3%，“不太关注”和“不关注”的比例分别占19.1%和13.7%。

　　总体来看，对此话题持关注态度(一般关注程度以上)的受调查者达67.2%，持不关注态度的占32.8%。这一数据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前国人的心态。因为近现代积贫积弱的历史，建设一流强国不仅是仁人志士的追求，也是普通国人的梦想，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超英赶美”几乎成为普通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后，何时超越美国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据我们调查，32.8%的受调查者对中国超越美国持不关注态度，大致有以下三种原因：一是当前思想观念日趋多元，每个人的兴奋点各不相同，不少人更关注实际利益，而对国家、民族等宏观命题关注较少。二是当下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部分人未能充分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所带来的更多好处，他们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的相应提升。有受调查者就表示，即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是件好事，但似乎跟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其三，还有不少受调查者认为，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能够超越美国，但其他方面差距还很远，仅关注经济总量的超越，意义不大。一位受调查者尖锐地指出，对于普通中国百姓而言，在人均GDP不到美国十分之一时谈论赶超美国似乎有点遥远。

　　公众对2035年超美的信心值为72.32，在各种版本中分值最高

　　近年来，中国不断刷新世界GDP排名，有关中国GDP总量赶超美国的说法层出不穷。“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有许多不同版本，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您认为哪一个更靠谱？”(如右图)。

　　根据调查结果，公众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版(2016年超美)的信心值为43.16，对社科院版(2020年超美)的信心值为48.67，对林毅夫版(2030年超美)的信心值为61.34，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版(2035年超美)的信心值为72.32，罗伯特·福格尔版(2040年超美)的信心值为67.34。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超美的各种不同版本，距今时间越长，公众对其信心度相对越高，到2035年左右达信心峰值。专家指出，这一趋势反映了公众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看好。

　　上述版本中，IMF版(2016年超美)似乎最给力，但这一版本得分仅为43.16，公众对其信心度最低。受访专家强调，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外一些机构或人士会看重、甚至放大中国力量的崛起。因此，IMF版的预测不排除有“捧杀”中国的因素，其深层含义可能是要求中国以一个大国身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采访当中，持上述类似看法的受调查者多达半数。有受调查者指出，即便201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赶上了美国，经济内容仍不能望其项背。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版(2035年超美)的得分为72.32，公众对其信心度最强。专家指出，这一结果表明了公众对超越美国的理智心态。长期以来，在超越美国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冒进”心态(如大跃进运动)。但在此次各种版本的预测中，得分最高的2035年是比较居后的，说明国民能够理性认识到差距，心态日趋成熟。不少受调查者指出，经济总量只是一个对比指标，GDP向人民幸福指数转换的程度也需要考量，经济总量背后的增长模式更值得思考。为了赶超而赶超，就会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针对以上各种版本的预测，有专家强调称，对世界上两个最为复杂大国的长期比较预测充满不确定性，并非完全可靠。但从趋势来看，中国经济总量超美是迟早的事，实际时间可能比预测时间提前到来，也可能晚于这一时间。如果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赶超美国的时间就会推迟。无论超越与否，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

　　公众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信心指数为73.11，处于较强区间

　　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美？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以上各种不同版本的预测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未来经济增速的假定不同。

　　公众对中国持续高增长的信心有多高？在征求80余位专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人民论坛杂志从十个方面调查了公众的信心程度，具体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源、资源及环境矛盾缓解 ；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贫富差距缩小，分配趋向公平；房价合理，居者有其屋；医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科技与教育发展取得突破；外部发展环境更加和谐；百姓幸福指数越来越高。问卷大体囊括了当前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科学统计与数据分析，公众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总体信心指数为73.11，处于信心较强区间。有专家指出，信心往往建立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之上，说明了我国近年来的经济高增长所取得的成就让公众有理由相信未来我们能继续克服困难，获得可持续的高增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唐任伍指出，中国已经积蓄了续写“中国奇迹”的能量，续写“中国奇迹”的机遇和有利因素已初步形成，如催生“中国奇迹”的制度模式已经形成，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形成了支撑这一奇迹的精神支柱，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产业结构和市场潜力逐渐形成；中产阶层正在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等，积累起来的这些巨大能量的释放，完全有能力产生驱使这辆列车继续前进的巨大惯性，任何小于这一能量的力量很难使这一趋势逆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分群体对320位专家与1103位网友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专家对“超美”的信心指数为85.21，在所有群体中最高；网友群体对“超美”的信心指数为49.25，在所有群体中最低。专家群体对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信心程度比一般网友乐观得多，原因何在？

　　一方面因为专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相对理性，再加上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储备，能够对未来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预测，因此得分较高。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如果按照中美两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再过十余年，即2020年代中叶，中国就可以实现这一超越。网友群体信心指数则较低，这一方面因为网友多为年轻群体，对事物的评价相对不全面；另一方面与网络的表达方式也有关系，当前不少网友把网络当成为一种情绪宣泄的窗口，为表达对当前现实某些方面的不满，盲目对不少问题进行负面评价，进而选择信心预期偏低选项。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网友的意见虽然有时不太客观，但往往是真实情绪的反映，这一群体较低信心指数表明了当前不少改革进展较慢，与公众期望较远，这无疑值得执政者深思。

　　公众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信心最高；对“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信心最低

　　对实现持续高增长各单项调查数据的分析，让我们在得到发展信心的同时，也意识到某些问题的不足。调查显示，信心程度较高的前两项分别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81.67)、“科技与教育发展取得突破”(80.23)；信心程度较低的后两项分别为：“房价合理，居者有其屋”(49.41)、“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47.37)。

　　公众为何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81.67)信心较强？一方面原因在于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单独设置一篇共六个章节来论述产业转型升级。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也初见成效。如加大对节能减排的监管力度、鼓励科技创新型企业等。

　　其次是“科技与教育发展取得突破”，公众信心值为80.23。近年来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2010年11月，国际TOP500组织在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前500强排行榜，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位居第一。在教育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逐年提高，公民整体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的高投入，这一比例在未来也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正是由于近年来的迅猛发展让民众对科技与教育发展持有相当高的信心。

　　房价与反腐败公众信心值列最后两位，表明了当前社会现实面临的突出问题。“高房价”多年来一直被公众诟病，也是目前大多数社会公众需要面临的切身难题。房地产调控涉及到各方利益，试图降价的任何政策都会受到各方的阻力。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新“国八条”，各个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出台新政，试图打压房价。在此之前，中央也曾多次出台政策限制房价上涨，但效果甚微。此次新政被认为是政府最有决心打压房价的一次，但从目前来看，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根据最新的一项房地产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的大中城市房价交易量骤减，但房价降幅较小。房地产问题涉及到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国家经济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产业问题，因此房价如此居高不下难免会让公众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质疑。

　　“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得分为47.37分。有数据统计，近三年来，查处副部级以上贪官高达18人，可见反腐形势之严峻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卓元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即腐败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也表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腐败与特权腐败是其中之一。公众的担忧与专家的告诫令人深思。

　　如何看待“经济总量超美”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总量超美”？36.4%的受调查者认为“经济总量超美说明不了问题，应看人均水平”；28.8%的受调查者认为“要高度警惕，保持清醒头脑”，分别列第一、第二位。

　　这说明，大部分中国人已认识到了GDP标准的狭隘性，经济总量只是实力对比中的一个指标。在调查采访过程中，各阶层人士都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个现实，也有人认为，经济总量第一并非是件好事。

　　正如专家所说，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而价值链上研发以及服务、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仍掌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手中。在劳动生产率指标上，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经济GDP总量的超越绝不等同于综合国力的超越，更不意味着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世界格局的终结。

　　不少受访者指出，我们更应关注的是GDP超美之后的挑战。如老龄化、贫富差距、高失业率、潜在的房地产及证券市场泡沫等诸多问题。

　　总之，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尚需时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应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周晓燕 李逸浩)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国际排名不断刷新，中国何时超过美国这一话题引起国内外热议，相继出现各种不同版本的预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版本：    IMF版：2016年超美

　　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发表的报告中，认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将超过美国。根据购买力平价测算，IMF认为2016年中国GDP将由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升至19万亿美元，而2016年美国GDP将由2011年的15.2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届时美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降至17.7%，而中国经济所占的比重将升至18%。

　　社科院版：2020年超美

　　2011年4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1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蓝皮书认为，如果按照中国年均7%—8%的经济增速和人民币年均升值5%的速度，美国则按照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即1.7%)，再考虑到美元在未来将出现的长期贬值趋势，根据这些假设条件测算，中国名义GDP可在2015年内达到美国经济80%左右的规模，而到2020年则可能超越美国，成全球最大经济体。

　　林毅夫版：2030年超美

　　2011年3月23日，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香港出席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时表示，如果中国今后保持8%的年经济增长率，那么20年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彭博社援引林毅夫的话称，到2030年中国超越美国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版：2035年超美

　　2008年7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称，按照更为常用的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到2050年中国GDP将是美国的两倍，届时中国的GDP将达到82万亿美元，而美国则为44万亿美元。该基金会经济学家凯德尔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内需的驱动而非出口，因此能够持续发展。他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其在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发展不是由出口而是由内需拉动，因此在21世纪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不受世界市场的限制。”

　　罗伯特·福格尔版：2040年超美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2010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文预测说，20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3倍。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是对欧盟预测值的两倍多，远高于印度和日本。届时这一规模会占到全球GDP的40%，中国将远超过美国(14%)，GDP规模占压倒性的全球第一位。福格尔所发表的123万亿美元是以购买力平价数据(PPP)为准得出的。

　　第N个版本

　　高盛曾在其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9年超过美国。在充分考虑了汇率、政府政策等变量的情况下，该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由目前的8%减缓至5%，到2040年减缓至约3.5%。即便如此，在2039年超过美国，到2041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近日，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作出预测，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不到10年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016超美猜想之审视

　　■黄卫平 刘一姣

　　即便201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赶上了美国，经济内容仍不能望其项背。GDP总量的超越绝不等同于综合国力的超越，更不意味着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世界格局的终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发表的报告中，认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做出的关于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预测越来越提前，越来越乐观。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和冷静的思考。

　　首先，IMF的预测所采用的购买力平价方法作为多种汇率计算方法之一，它对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做出一定的调整，以反映不同国家间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到目前为止，包括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组织的购买力平价研究仍然被公认为只是具有研究和探索的性质。除了计算方法的问题之外，IMF的预测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上的，即中国经济增长保持高速态势，且有相当长的持续性，人民币持续升值，同时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或者干脆停滞，等等。应该讲，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战幕拉起和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IMF拨快“超越”时钟，客观上为美国在人民币汇率、经贸关系等议题的发难提供了一定的铺垫。

　　其次，对于中美经济的客观走势，既要考虑两国自身的内部条件，又要考虑世界经济外部环境的影响。今后，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年均9.2%的增长率不宜再被当作中国今后经济增速的永久尺度。我国短期内面临着控制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双重压力；中期内面临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双重困难；长期则面临着资源、能源的严峻约束和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实现的双重挑战。世界经济诸多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速产生影响。

　　再次，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世界排名的差距仍然很大。在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的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中，中国排在第124位。我国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区还相当落后，仍有1.5亿人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下。世界银行和IMF仍将中国划分为中低收入国家。对于普通中国百姓而言，在人均GDP不到美国十分之一时谈论赶超美国似乎有点遥远。

　　此外，GDP总量具有其天然的狭隘性，它只能作为衡量经济的指标之一。经济发展需要综合考察GDP、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及很多其他指标，而IMF报告中的预测是一种单方面的GDP比较，只能反映经济规模，太多联想意义不大。即便201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赶上了美国，经济内容仍不能望其项背。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而价值链上研发以及服务、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仍掌握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手中。在劳动生产率指标上，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中国GDP总量的超越绝不等同于综合国力的超越，更不意味着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世界格局的终结。

　　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处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需要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深化各项体制改革。对于过去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成绩，我们感到自豪。同时，对于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位置，也应当具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中国超越美国的3大追问

　　■林跃勤

　　需要对“超越”验明正身，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诠释，不能只满足于GDP总量这一远非衡量和界定世界第一大国的真实含金量的标杆，这些是杜绝片面、曲解和投机取巧的前提    虽然不同预测版本确定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的时间各不相同，但2020-2030年间居多，个别预测提早到2016-2017年，甚至2011年。国外还有舆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 

　　对长周期未来预测从来都是一种主观臆想成分居多的冒险行为，更何况对世界上两个最为复杂大国的长期比较预测，应该说，更充满风险，不可过分相信。因为，细想之下，有一些疑问值得关注。

　　直线式简单推理预测方法的说服力有多高

　　直线式简单推理预测方法的说服力和实证性不高。片面地依据过去的增长轨迹套用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假定超越与被超越两者均大致沿用以往的等速行进是不准确的。而实际上，未来不等于现在，现在不等于过去。虽然，在发展环境和条件不发生突变情景下，发展趋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毕竟未来的发展条件和环境未必会是过去的重复或翻版，所考察的两个经济体的基数、规模、水平和成熟度也迥异于过去，发展速度自然不可能简单重复过去的，尤其是追赶者与被追赶者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其经济增长驱动力差异甚大。

　　按照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起飞阶段通常增长速度较快，进入成熟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下降。中国是一个发展起点低、基数小、非成熟经济体，且正处于起飞阶段。过去30年中国借助于改革开放和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等简单、粗放模式取得了高增长，但随着经济体扩大、资源剧减、环境压力加大以及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外部出口潜力与风险也相应加大。高储蓄、高投资、高污染、高出口等驱动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正如韩国等曾经崛起的东亚四小龙一样。所以，依据过去30年的高增长率来描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是有一定风险的。而美国作为成熟经济体和创新能力强劲经济体，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水平，在一些年份甚至不排斥相当高的增长率。因此，按照惯性思维将中美未来发展轨迹定格在过去的发展动态趋势上，未必妥当。

　　各种预测的一个共同点是依据把两大经济体过往经济增长的线性轨迹套用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得出的简单感性判断，缺乏实证检验，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案例。

　　超越的是GDP总量还是综合实力

　　预测超越的内涵不清，将GDP总量当做整体经济实力或者说综合实力，就会以偏概全。这里，超越的概念本身有很大模糊性，是综合经济实力超越还是单一的经济总量超越。实际上，多种预测中所指的超越，仅仅指GDP总量而已，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综合经济实力、甚至是指一国整体实力。从本质上讲，超越意味着整体实力或综合实力的胜出，一国综合实力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资源禀赋、人口、军事、外交以及文化影响力等多方面的内涵。仅从经济实力层面看，除了经济总量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效率、持续能力、收入分配、人均收入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卫生、寿命、可持续性、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等软实力元素。早在两个世纪前，清帝国GDP占世界1/3，远超任何一个欧洲列强，却败于经济总量小很多的英国、法国，后败于日本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GDP是缺乏现代技术的农耕乡村经济，而英、法、日等国家则是基于先进技术进步的工业、城市经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软元素对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竞争力等意义更为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美国正致力于打造基于创新的巧实力与竞争力经济，将使其发展活力更加强劲，不可忽略。

　　一些中国超越美国的预测往往片面强调GDP的作用，不无以偏概全之误。至少存在片面理解，将超越仅局限于GDP，即经济总量这一元素上。还应该看到的是，虽然美国增长率较低，但因为基数大，其一个百分点的绝对值相当于中国3个百分点的增长，加上美国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而非投资规模扩张，其可持续性要高出很多。

　　此外，GDP总量也掩盖了居民福利水平这一关键性本质。不讲人均所得而奢谈大饼多大，有舍本逐末之嫌。做大蛋糕的根本目标在于使每个社会成员分得的份额相对均等地增多，否则，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没有同步提升，社会公平正义残缺，整体人力资本难以提升，富豪大量转移财富等。这些都会使这个国家的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动乱等灾难中，最终使其一度直线式飞跃的发展态势逆转。拉美一些国家就陷在“中等收入”泥潭数十年难以自拔，无法顺利前行。殷鉴不远，值得重视。此外还要考虑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质量效益、可持续性、人均收入与财富水平等要素。如果经济总量实现了对第一大国的超越，但百姓还处于普遍贫穷的境地，或者与被超越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数倍，社会福利水平天壤之别，则无论如何有愧于“第一大国”的身份。这样的所谓超越绝对不是货真价实的超越。

　　对未来的发展变数考虑如何

　　各种预测没有或者较少考虑到未来赶超者与被赶超者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将其十年或十年以上的长周期发展环境与条件假设为风平浪静。而这种假设往往难以得到现实的支撑。世界发展实践证明，各种大小危机层出不穷，这些对中国的经济顺利发展必然产生意料之外的冲击，类似于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这次危机对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主要依靠强大的政府财政政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才化险为夷的，但较重的强刺激后遗症迄今还未痊愈。未来，面对类似甚至更为猛烈的外部冲击，中国还能如此轻松过关，率先复苏吗？

　　此外，美国依据其美元霸权还可以通过增发国债、货币、美元贬值等方法吸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财富，不能低估美国等发动货币战争来削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保持美国财富增长的阴谋所造成的各自力量此消彼长的效果。如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张岸元主任将每年外汇储备增量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测算换汇成本，再以升值后不同汇率水平测算汇率成本得出的测算结果，2003-2010年中国仅新增的外汇储备帐面汇率损失额就达到2711亿美元。美国实施的新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给第一美元储备大国的中国造成何等损失尚需时间来估算。美国等面对中国的崛起强化封锁、围堵、打压和排挤的势头可能会愈演愈烈。如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不再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优惠地位和政府援助、要求增加中国联合国会费等。

　　一些预测很难说是严谨的、负责任的或者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

　　基于上述的分析，虽不能肯定所有预测都属于瞎子算命，但同样不必怀疑的是，一些预测很难说是严谨的、负责任的或者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很多所谓预测甚至可能是一些所谓学者或机构的信口开河，或者只是制造数字游戏，哗众取宠，甚至也不排除一些境外学者和机构捧杀中国的企图。既然这样，就应该冷静看待各类预测，包括权威机构的所谓中国超美之类的预测，更不能以很中听、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当作充饥之饼，并将其作为自然而然的必然结果，飘飘然，进而押注于中国自动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坐等宏伟蓝图的自动变现。夺回200年前被美国摘走的世界大国皇冠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但梦想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达成。首先，需要对“超越”验明正身，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诠释，不能只满足于GDP总量这一远非衡量和界定世界第一大国的真实含金量的标杆，这些是杜绝片面、曲解和投机取巧的前提。

　　追赶正在途中，超越远在山外。面对超越预测热，需要更多冷思考，尤其需要更多汗水与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在面对“中国何时超越美国”这个话题时，恰当的态度就应当是：少谈赶超，多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畏葸不前固步自封，多一点锐意进取改革创新    当前，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的事实，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式赶超”的奇特效应。在“中国崛起”似乎成为国际社会主流判断的情况下，何时超越美国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那么，科学、理性看待“中国赶超”，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认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但是，3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文革”后经济几近崩溃的灾难、80年代民主浪潮的冲击、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打击，中国不但没“死”，反而它的“崛起”却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那些预测中国注定“崩溃”以及接受或认同这种预测的人来说，中国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个“奇迹”。

　　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相伴随，国际社会在不断校正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从最早的“黄祸论”，到“威胁论”，再到“机遇论”，又到金融危机后的“救世论”。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

　　一系列数据反映的事实也确实显示了中国奇特的发展速度和惊人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明显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明显提高。反映人民生活总体水平的一些数据也保持了良好的记录。

　　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领先的制造大国。这一个个头衔让许多国家大为惊叹。更加刺激世人眼球、甚至让人眼热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空前气派，磁悬浮、高铁、地铁等政府项目进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购出手不凡，企业海外并购胃口大开，中国商人海外投资遍地开花，中国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购物风潮，中国富人榜上有名且节节攀升，中国人变成豪宅、豪车、国际名牌新的消费群。所有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发和强化一个概念——“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各种解释

　　人们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希望找到“奇迹”的原因。从中国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个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主导，试验性的渐进改革，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被看作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解释。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所提出的“北京共识”算的上是外国人对“中国奇迹”的代表性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提供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外一种发展经验。

　　面对上述解释，中国学界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60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制度优越。这种制度或许被解释为“中华政体”，具有民本主义理念、绩优选拔制度、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分工制衡”的纠错机制等优势；或者被概括为“平等与中性的政府”，具有“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集团的制度优势；或者被界定为“新共和制”，具有“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太上皇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五位一体”的制度优势。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是摒弃传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责任机制和市场化原则对既有体制创新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它实质上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就其“不断扩大社会与个人自主和自由的空间”而言，它与“华盛顿共识”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中国奇迹”只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国际竞争中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在80年代东亚国家“二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阶段也曾经出现过。所以，“中国奇迹”不过是被指认为“政府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的“东亚奇迹”的再现。

　　当然，也应该看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特征，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总之，过去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奇迹”意味着在世界多样化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不留情面的意见直指“中国奇迹”的“软肋”和“痛处”，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经济(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就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既然“中国奇迹”以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人权为代价，那么，与其说它是值得炫耀的“奇迹”，不如说它是特定条件下经济起飞的无奈结果。

　　少谈赶超，多谈问题

　　无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有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具备的神奇力量会推动它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恐怕又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人们普遍承认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了许多要素，如，市场经济，一党执政，贤人政治，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些要素在许多人看来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模式”面临挑战。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正视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后发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为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

　　随着民众对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的难度会增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而且，目前这种发展也正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目前，中国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谋求经济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需要进一步明确，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还必须要改变目前的“中国模式”。

　　有人认为，“富强”和“文明”是两个概念。30年来中国的崛起仅仅意味着“富强崛起”，并不一定是“文明崛起”。也有人指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如果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在面对“中国奇迹”这个话题时，恰当的态度就应当是：少谈奇迹，多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畏葸不前固步自封，多一点锐意进取改革创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导)

　　美国国力真相与变化轨迹

　　观察和描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需要全面的数据支撑、长期的观察、广阔的视野。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纳入尚不能用数据说明的重要维度    判断美国的综合国力变化，还需要把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加以比较。从与欧、日、中、俄、印的比较来看，在一些领域，确实存在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虽然从短期看许多方面还并不十分明显。

　　美国综合实力之国际对比

　　美国是一个极具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森林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人均可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五位，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十二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五位，煤炭储量更是高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全球足迹网络2010年度报告》统计，美国整体的生态承载能力仅次于中国，远超过法、德、英、日、意任意一国，甚至超过这些国家的总和。但同时，美国的生态需求也超过这些国家的总和，生态承载能力与生态需求有较大的缺口。以人均资源进口为标准，美国和中国大体处在同一水平，对进口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低。单就进口能源依赖度而言，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整体上不如俄、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但美国的情况好于欧盟和日本。 

　　从经济活动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时高居世界榜首。到2003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美国，美国退居次席，再后是日本、中国。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从2000年的30.7%下降到了2009年的24.3%。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23.6%下降到2010年的20.2%，预计到2015年还会进一步下降到18.4%。两组数据都揭示出这样一个趋势：尽管美国经济规模仍然在扩大，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正在缩小。

　　美国人均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35327美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47484美元。在这一指标上，美国在2000年时小幅落后于日本，在当前则小幅领先于日本；它还一直领先于欧盟，且领先的优势仍在缓慢扩大。相比于新兴经济体，美国依然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同十年前相比，优势在大幅缩小。例如，2000年度美国人均生产总值相当于印度的80倍、中国的40倍、俄罗斯的20倍，2010年时变成了相当于印度的40倍、中国的10倍、俄罗斯的5倍。从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看，大体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2000-2009年间，美国的出口额累计增加了60%，达到1.6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整个欧盟的出口量，也与中国的出口量大致相当。在如此高的出口总额下，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并不高。十年间，美、日、欧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维持在一成左右，与俄、中、印“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看，美国依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2000-2009年间，美国在任何单独年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高于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及欧盟主要国家。外资规模除了反映一国的投资环境外，也能反映出国内投资水平。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私人储蓄开始小于私人投资，国内储蓄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其总的投资需求。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美国需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

　　在反映一国凝聚力的民众满意度上，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5年不足半数的美国受访者表示满意“国家的当前情况”。这一比例大致相当于同期英国、印度的民众满意度，虽高于法、德、俄、意等国的民众满意度(均不超30%)，但显著低于中国的民众满意度(超过72%)。调查还显示，2002-2008年间，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呈下降趋势，从41%一路降到23%，2009年民众满意度虽有所提高(36%)，但2010年又出现了下跌的趋势(30%)。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不仅远远低于中国(2006年以来一直在80%以上，2009年和2010年都达到87%)、印度(2007年以来也在40%以上，2009年达到53%)等新兴经济体，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偏低的。

　　在就业问题上，尽管美国在2000-2008年间失业率从未超过6%，但从2009年起连续三年接近或超过9%，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关系民生的物价水平上，美国和欧盟在十年间大致维持了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既没有俄罗斯、印度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没有日本的通货紧缩压力。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08，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属于很高的，贫富差距是美国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顽疾。

　　2000-2007年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5%左右，但2008年突破40%，2009年进一步突破50%，2010年更是超过了90%。至于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在2008年突破了通常所说的警戒线(3%)，2009年更是达到或接近10%。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的赤字率在2010年虽有所回落但仍然接近7%，甚至到2011年也会超过5%。在国家财政状况方面，美、欧大致相当并优于日本，但逊于中俄。

　　美国综合国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需要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观察和描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需要更全面的数据支撑、更长期的观察、更广阔的视野。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纳入尚不能用数据说明的重要维度，例如制度维度、文化维度和历史维度。

　　在一些领域，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

　　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目前尚无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从军费开支看，2009年美国维持了6610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3%，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14国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一直从2000年的2.96%提高到2009年的4.68%。相比较而言，主要大国中只有俄罗斯维持过高于或接近美国比例的军费支出。美国现有的核武器数量仍然庞大，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估计，2011年美国实际布置的战略核弹头为1968枚，发射装置为798个。

　　常规力量方面，美国一直维持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截至2010年6月30日，美国武装力量共计161万，其中海外驻军就接近30万，分散驻扎在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高峰时达823个)。就太空探索能力而言，忧思科学家联盟的统计显示，2000-2010年间全球范围内发射卫星总数为651颗。其中，美国单独发射了258颗卫星，超过俄、中、法、德、英、意、日、印单独发射卫星的总和。

　　在科技发展方面，美国研发投入的总额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从版权与许可费的收入来看，美国高居世界第一；从发表的科技期刊文章的数量来看，十年间美国的科技论文数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亦显示，在创新能力、企业的研发费用、科研机构的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专利数量、产学结合能力等指标上，美国均名列世界前茅。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胡鞍钢

　　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从正确的长远构想却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该怎样将这段历史转化为财富，使之成为“成功之母”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毛泽东“强国梦”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    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战略目标。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是如何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的？又是如何不断改变想法的？是谁刺激了毛泽东，又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是怎样从成功的预言走入盲目性预言陷阱的？后来他又是怎样走出这一陷阱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并预言中国未来的？

　　重读和了解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故事是我们学习决策最好的实际案例。无论是成功的预言，还是失败的预言，毛泽东都堪称为最伟大的预言家，我们都能从他老人家政治智慧中汲取历史营养，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

　　毛泽东首提超美：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

　　一个伟大民族总会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伟大领袖总是心怀伟大的强国梦想，这就是赶超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赶超美国。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只有五年多就首次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国家目标。195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第一”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不错，海岸线很长，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55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285万吨，到1996年超过了1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 

　　这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钢产量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也会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的目标也会相继实现。毛泽东就是一个预言大师，如同他自己所言：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当时，只有毛泽东真正看到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历史航行的“彼岸”，他所前瞻性地提出赶超美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长远而宏大的目标是比较适宜的，他所提出的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也是比较务实可行的。这是毛泽东独有的历史预见的伟大之处，但是也有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没有做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更多的是基于他的直觉和战略思维；也没有主动请教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更多的是基于他本人的思考和设想；更没有详细地说明“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是什么含义和内容，既没有类似于GDP经济总量的概念，也没有人均GDP经济个量的概念，也无法真正准确判断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和个量两个方面的相对差距，反映了他受到知识与信息有限性、不完全性的限制，在没有真正“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就难免在受到外部的刺激和影响下，就会改变了原有的设想。

　　毛泽东为什么不断缩短超英赶美时间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受到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和影响，就立即改变了他的设想和时间表，为此决意发动大跃进，标志着毛泽东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实事求是走向主观主义，从正确走向错误，进而从成功走向失败。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上，苏联在最近的十五年内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美国目前的各种最重要的产品的总产量。 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目标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他也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相当之长，绝不是“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实现，因此赫鲁晓夫的“急于求成”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急于求成”，而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还要“急于求成”，不久之后毛泽东还提出要比苏联的赶超时间表更快。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到：“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到那样长的时间里，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够了。”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在批发一份报告批语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帮助。” 当日，毛泽东便指示邓小平批发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超英赶美”的新时间表，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激进主义路线，以“高速度”为总路线的灵魂，以“超英赶美”为目标，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高潮，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极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以大失败、大饥荒、大调整而告终。

　　历史的反思与启示

　　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从正确的长远构想却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发动了“大跃进”，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中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和格局。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梦想和实践呢？历史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我们又该怎么样务实性地提出中国未来的梦想？

　　这里，我们充分肯定毛泽东1955年到1957年访问苏联前提出赶超美国的战略设想和时间表，这是我们充分吸取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和历史教训的政治前提。那么我们该怎样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历史的财富，使之成为“成功之母”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毛泽东“强国梦”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首先，减少盲目性，增加客观性。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因此，无论是地方负责人还是中央部委负责人“吹牛皮”，毛泽东都会容易“上当受骗”。这就需要领导人更加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具有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具有丰富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这样才能逐步克服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真正认识客观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其次，不能自我否定，增加坚定性。本来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花50-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但是一遇到赫鲁晓夫搞“大跃进”，花15年的时间赶超美国，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不自觉地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社会主义)阵线(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是自主的发展，即使是在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都不必仿效他国，追随他国，需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更需要自主决策，自主实施，既不受外部诱惑所改变，也不受外部压力而放弃。

　　再次，不能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这就需要不断缩小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失败就在于此。那么，如何来衡量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差距呢？以1958-1972年期间中国粗钢生产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对比来看，1958年实际值仅相当于目标值的74.5%；1959年相当于46.2-51.4%；1960年为37.3%；1962年为6.7-8.3%；1972年仅为5.8%。这表明，主观目标值越高，脱离实际就越大，实际完成比例就越低。

　　最后，不能乱折腾、瞎折腾，增强科学发展的自觉性。本来1955年国务院提出了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5%。 这已经是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毛泽东“还嫌太慢”，并视为“右倾保守思想”，急于求成、急于求快。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称：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 对此，李先念同志有过深刻的反思，1981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三十二年的经验时指出，三十二年来，在经济发展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他说，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快一点发展起来，很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人民还有一个心情，而且这个心情可能还超过前一个心情，就是再不要折腾。他首次提出“两个不折腾”：即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在经济上是搞高指标，比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折腾。现在的党中央是不会再搞那样的乱折腾、瞎折腾的蠢事了，早已转向科学发展，但是不少地方负责人仍旧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不顾当地客观条件，“大干快上”，某种程度还在搞“大跃进”，乱折腾、瞎折腾， 虽然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折腾，但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花50年到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不仅是富有长远的战略构想，而且是真正伟大的历史预言。尽管毛泽东生前没有成功实现“赶超美国”这一梦想，但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中国而后实现这一设想奠定了现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和工业化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经济起飞，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迅速地追赶上来；进入21世纪，中国具有历史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战略机遇期，毛泽东的强国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中国经济崛起并赶超美国正在成为历史必然。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编/艾芸  美编/李祥峰)

　　延伸阅读

　　孙中山：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孙中山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的时代，要求“诸君立志”，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并且号召四万万人都要有这项志愿。

　　中国不仅要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还要驾于它们之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志向。他在1894年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后来还多次讲到，实行“三民主义”，要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六至”、“四最”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是一个“四最”、“六至”国家。所谓“四最”国家，就是世界最强之国、富甲天下之国、政治最良之国、民众最快乐之国。所谓“六至”国家，就是：至大、至优、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 

　　他认为，作为世界最优秀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一定要有驾于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的大志气。他说“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

　　孙中山认为，学习美国，首先要学习美国的立国精神；赶超美国，必须要立国家和民族的大志向。1919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中说：“我中国地大物博与美同，而吾国农产之富，矿质之丰，比之美国有过之无不及。劳力之人工，我即四倍于美国。我国所欠缺者，资本也、才能也。倘我能得此两要素，则我之实业发达，不特可与美国并驾，且当四倍于美国。”

　　使“地球上人类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这是孙中山强烈的使命感。孙中山还提出：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

　　邓小平：不提“中国第一”、“赶超美国”的词语，但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的愿望无比强烈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是于融入世界中领先世界，在“韬光养晦”中大有作为。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充分体现了他追求世界性大作为的战略气魄。他强调振兴中华民族，也是要实现中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振兴中华的含义，就是世界第一；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国要再度成为世界第一。

　　邓小平虽然在公开讲话和出版的文集中，没有提到“中国第一”、“赶超美国”的词语，但是他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的愿望无比强烈，他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第一冲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使中国离达到世界第一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的总体设计就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而进行设计的。他的总体设计是一个体系，内容丰富，包括：一个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一条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三个奋斗阶段——三步走，从温饱、小康，到21世纪前50年实现富国强国梦；一个和平发展大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时就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资料收集：人民论坛见习编辑 张晓)

　■唐任伍

　　中国经济问题何时能够超美？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与数据分析，公众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总体信心指数为73.11，处于信心较强区间。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持续高增长也面临着许多挑战，30多年制度创新的动力已经惯性疲劳，“人口红利”也已经无利可图，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要续写持续高增长的“中国奇迹”，必须寻找发展新动力，应对好各种挑战。    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越美国的关键在于中国式高增长还能否延续。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过去三十年那样9%以上的年增长率，那么就有可能在2030年到来之前，世界经济版图将改写，21世纪的后半世纪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纪”。

　　续写“中国奇迹”的机遇和有利因素已初步形成

　　可以说，续写“中国奇迹”的机遇和有利因素确实已经初步形成。

　　一是中国已经积蓄了续写“中国奇迹”的能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国家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大关。积累起来的这一巨大能量的释放，完全有能力产生驱使这辆列车继续前进的巨大惯性，任何小于这一能量的力量很难使这一趋势逆转。

　　二是催生“中国奇迹”的制度模式，即“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既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又能够高效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集中资源应对风险、化解矛盾的能力很强。中国政府的民主决策体系初步形成，整个官僚体系具有很强的执行力。这是“中国奇迹”能够续写的制度保障。

　　三是在“中国奇迹”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支撑这一奇迹的精神支柱，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焕发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这是“中国奇迹”能够续写的强大精神支柱和软实力。

　　四是续写“中国奇迹”的社会结构已成雏形，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构建起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能够在社会变化的风浪中尽管可能左右摇晃，但绝对不会造成社会倾覆性的动荡，这是“中国奇迹”能够续写的社会基础。

　　五是续写“中国奇迹”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潜力逐渐形成。在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发展制高点的时候，中国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三位，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能够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消费的基础上，尤其是能够启动包括汽车、住宅、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在内的那些附加值较高和产业链较长的产品的大众消费，那么这个国家的增长将更少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干扰，从而大大地增强其经济增长的力度和持续期。中国的内需消费动力机制已经产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不仅成长最快、而且绝对销量最高的汽车市场。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进入和输出国，产业结构和消费市场成为续写“中国奇迹”的内生力量。

　　需要寻找续写“中国奇迹”的新动力源和引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从一个完全没有效率的旧体制中开始改革开放，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非正式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的潜力极大地得到释放，再加上中国加大了开放力度，加入了WTO等国际性的组织，全面融入世界，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市场，提高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能力。“中国奇迹”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奇迹”是制度创新的结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完整的案例。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增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催生“中国奇迹”产生的这些原生动力已经消耗殆尽，30多年制度创新的动力已经惯性疲劳，“人口红利”也已经无利可图，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奇迹”要续写，必须克服下列一些障碍：

　　首先，需要寻找续写“中国奇迹”的新动力源和引擎。作者认为，知识和信息经济社会，中国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获取上已经和世界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制度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成为吸引资本、技术、人才最大磁力场。“中国奇迹”能否续写，就在于能否克服30多年来制度创新疲劳症，产生新的爆发力。因此，以政治体制创新为龙头的制度创新，包括安全而稳定的企业产权制度和有效的合同执行制度，具有自我创新能力的公司治理制度，具有对企业创新进行正面激励的市场制度，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既能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能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的劳动力市场立法，对地方政府合理有效的激励制度等，将成为“中国奇迹”能否续写的关键。

　　其次，“中国奇迹”能否续写，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成功地由要素数量投入的扩张转变为要素效率的提高。众所周知，中国2010年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9.5%，但消耗了22.5亿吨石油当量的能源，甚至比美国都高出了4%，钢、铜、铝、水泥等也远远超过了9.5%。按照这种指标等比例扩大计算，中国保持这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需要的资源不仅自身无法支撑，就算全世界也无法支撑。因此，发展由服务业、国内消费和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能源、环境的消耗和城乡差距，这是“中国奇迹”续写得保障。

　　最后，“中国奇迹”能否续写，需要有一系列持续性、革命性的突破和“巧实力”作支撑。“中国奇迹”的取得得益于中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知识革命、信息革命的机遇，续写“中国奇迹”同样需要中国自觉地创造出这种机遇，包括技术革命和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众所周知，中国的希望在广袤的西部和农村，诸如美国的崛起在西部开发、在城市化提升一样，中国西部的国土贡献率如果与东部接近，中国的农村市场如果发展到今天的城市一样，“中国奇迹”的续写何愁十年二十年。而西部崛起、城市化如果只像现在这样喊喊口号，没有实质性、革命性的突破，那么“中国奇迹”的续写就会大打折扣。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五种障碍困扰政治体制改革

　　■王占阳 《 人民论坛 》()

　　我们现在正是处于“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的阶段，正是需要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和开放的时候，而不是停下脚步，仰望“奇迹”，坚守“模式”，弱化和淡化改革的时候

　　中国的持续较快发展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从需求和发展空间角度看，大约还可以持续30年左右，甚至可能持续40年。在这段时间内，GDP年均增幅在6%-8%，并且是一个比较实在的增长，确实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从需求和发展空间所提供的可能性的角度说的，而不是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不包括对于这种可能性实现概率的判断。

　　当我们从普遍规律的角度认识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增长的“中国奇迹”实际并不是“奇迹”，而是一种合乎规律的个案。而在人的行为规律的框架内，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既有可能再延续30多年，也有可能在最近10年内戛然而止，关键在于如何作为。

　　导致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三个普遍规律

　　这三个世界性的普遍规律是：

　　规律一，持续较快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只要是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实现持续较快发展。这是因为，发展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任务，而不是发达国家的任务。从经济上看，发展中国家就是尚未实现普遍富裕的国家，发达国家则是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的国家。按照邓小平的概念，所谓普遍富裕就是公民生活已经普遍地达到了现代中产阶级水平的那种状态。这就意味着，尚未实现普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仍有很大的发展必要和发展空间，因而也就具有长期较快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发展中国家长期拥有年均5%-6%以上的快速增长，这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不是什么奇迹。甚至相当长时期拥有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也是屡见不鲜的。欧美诸国在1980年左右以前也是尚未实现普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战后也曾有过20多年年均增长6%的黄金发展期。

　　反之，在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基本饱和，发展的必要性已经不大，发展的空间也已很小，因而它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就随之变为了微弱补充型的经济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之下，GDP年均增幅为1%-2%左右即为正常。如果连续多年超过3%-4%，则表明已经出现了发展泡沫，这就会出现大问题。美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多年，就是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GDP年均9%的增长率，也是被这种泡沫带动的。在这个范围内，它不是一种“奇迹”，而是一种病态，尽管这种病态发展也是有收获的。

　　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速度上的这种差异首先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而不是制度体制上的差异，更不是能用“奇迹”解释的神秘莫测的现象。这种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实质上是质的差异，因而也是首要的、框架性的差异。所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较快发展，首先就是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种长期较快发展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因而也就不是什么“奇迹”。

　　规律二，发展中国家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长短首先取决于经济起飞的起点之高低。这就是说，经济起飞时的基础越单薄，起点越低，起飞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因而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越长。反之，经济起飞时的基础越厚，起点越高，起飞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就越短，因而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越短。概言之，假设起飞后的平均增速基本相等，则起飞后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长短就取决于经济起飞的起点之高低。

　　譬如，二战结束后，欧美诸国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较快增长，就实现了普遍富裕，于是它们的增长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与之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连续30多年较快增长，仍未实现普遍富裕，因而也就仍有继续长期较快增长的可能。造成这种重大差异的原因在于，在以往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欧美各国在启动经济起飞时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源和制度体制储备已经相当雄厚，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欧洲很大资助，所以它们距离普遍富裕的实现实际已经相当接近。而中国在本次起飞启动时的各项基础极其薄弱，发展水平甚至低于部分非洲国家，各项人均指标大多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我们那时实在是太穷了，我们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我们距离普遍富裕的实现实在是太遥远了，因而我们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就不仅要比战后欧美诸国长得多，而且也会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长。所以说，连续30多年持续较快增长，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奇迹”，而只是对于我们过去长期发展不顺、以至过于贫穷落后的一种补偿。

　　规律三，发展中国家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长短还取决于发展效益之高低。这就是说，发展还有一个效益问题。所谓发展效益就是发展投入与发展实效之比。发展效益与发展时间密切相关。发展效益越高，发展路程就越短，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越短。反之，发展效益越低，发展路程就越长，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就越长。“熊瞎子掰苞米”式的发展效益等于零。假设发展效益为零，则就是GDP高速增长一万年，也还是不能实现现代化。所以，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越长并不都是值得骄傲的，其中因发展效益较低而带来的时间延长就是这样。

　　应当承认，我国的发展效益是比较低的。譬如，我国的短命建筑层出不穷，盖了拆，拆了盖，每折腾一遍，都增加了GDP，但也带来了大量浪费，降低了财富积累速度。我们的城市道路像拉锁，每拉一次都增加了GDP，但其发展效益也是大打折扣的。我们的许多投入都带来了环境的严重破坏，而改善环境的投入也都增加了GDP，甚至某些破坏环境的投入也增加了GDP，等等。总之，在所有这类情况下，GDP增长本应带来的发展实效都是大打折扣的，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发展效益比较低的实际情形。

　　进一步看，经济发展效益比较低，致使表现为GDP增幅的持续较快增长实际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做无用功，是有相当水分的泡沫式的增长，而不是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切实有效的提高。与这种发展方式相反，发展效益比较高的国家，GDP增速中的浪费比较少，弯路比较少，泡沫比较少，财富积累比较快，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比较好，国民得到的实惠比较多，走向普遍富裕的发展道路走得比较实在，这就使之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现代化，而不必去经历漫长的低效益的持续较快增长。

　　所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日本、韩国经济起飞后，只用了大约三十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同样是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国却至今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半途中，以至今后仍需长期保持持续较快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诚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我国经济起飞的起点较之日韩低得多(特别是在体制机制和人力资本方面是这样)，但也与我国的发展效益比较差、日韩的发展效益比较好有相当大的关系。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确实相当严重，而我们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

　　总之，把我国经济连续30年的持续较快发展称之为“奇迹”，显然是不妥当的。虽然导致这种较快发展的原因还有我们30来年的持续努力，但这种努力也是在上述三个规律的框架内发挥作用的，因而也是能够加以科学认识的对象。所以，现在我们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普遍规律，而不是崇拜“特殊”和不可思议的“奇迹”。否则，我们就会偏离科学的轨道，重新退回到中世纪神秘主义的状态。

　　如果要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内继续实现持续较快发展，从而一举实现现代化，那就必须通过持久努力，至少创造和供给以下两项基本条件：

　　一是更加依靠改革和开放，切实完成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二是着力克服政治体制改革障碍，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在于我们能否抓紧时间完成邓小平要求2022年完成的重大改革计划

　　邓小平指出：“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就是从2000年实现翻两番，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间的50年发展期。所以，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和现实状况，我们现在正是处于“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的阶段，正是需要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和开放的时候，而不是停下脚步，仰望“奇迹”，坚守“模式”，“治大国若烹小鲜”，稳定至上，弱化和淡化改革的时候。

　　现在更要靠改革，要靠什么改革呢？邓小平指出，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两大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不改革，“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邓小平语)，从根本上危及社会稳定，这是最根本的政治问题。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成“十二五”规划，也主要取决于分配制度改革，因为分配制度不改革，扩大不了内需，又不能依靠外需，那就只能走进死胡同。

　　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非常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十三大前后曾经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是我们十三大的基调。”“八九风波”后，他又明确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所以，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它的核心内涵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

　　那么，邓小平对于21世纪的改革又有怎样的战略规划呢？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就是说，虽然改革具有长期性，但到2022年左右即应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这种制度的首要内容当然就是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其次就是与之相配套的新型政治体制，尽管按照邓小平的设想，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实现。

　　现在看来，总设计师的这个战略构想非常英明。要说“顶层设计”，这就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也是最权威的顶层设计。所以，我们在考虑未来能否保持长期较快发展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能否通过深化这两大改革，为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支持。现在，我们距离完成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改革计划已经只剩10年时间了，而我们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却仍然是极其繁重的。特别是，形势表明，假如我们不能有效地完成这个改革计划，那就会导致未来10年形势的恶化，以至使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功亏一篑。所以说，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我们能否抓紧时间完成邓小平的这一改革计划。由此，我们现在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也就只能是着力完成邓小平的这一重大改革计划。

　　政治体制改革需克服五种障碍

　　未来保障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切实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拥有应有的力度和成效。邓小平早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紧筹备和推行，不能太迟。虽然他在1992年前后的特殊形势下，也曾首先着力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但他在修订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时仍然坚持的主张，现在己经具有了直接的和紧迫的现实意义。面对未来，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所期待的经济长期较快发展，将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增长的严重失速，也将在10年以内出现。所以，目前特别需要着力克服政治体制改革障碍，积极筹备和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现实看，目前特别需要着力克服以下五种障碍。

　　一是认识障碍。当前特别需要走出“先民生、后民主”的认识误区。邓小平曾经反复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不能孤立推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这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产权制度改革转向分配制度改革后，尤为突出。分配制度改革非常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新现象。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政府本身也是利益相关者，而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它就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逐步扩大自己的利益份额，并在劳资关系中使利益过多地倾向于资方，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在这种格局不变的前提下，而且是在这种格局己经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的大背景下，即使是真正关注民生的领导干部竭力推进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改革，努力使人民生活得到应有的改善，他们也会深感力不从心，而且实际结果也只能是至多使情况有所缓解和改善，而不可能使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得到根本的改革。

　　所以，分配制度改革非常有赖于公共参与和权力制约。只有实现了有力的公共参与和权力制约，才有可能实现公平分配，这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而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说，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只有分配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民生与民主一起抓，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分配制度改革，真正使民生得到应有的改善，真正有力地扩大内需，因而也才能真正实现未来的长期较快发展。

　　二是意识形态障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始终都是主张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所以它不仅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而且还是非常好的指导思想。真正的意识形态障碍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现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又死灰复燃了，并已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克服的严重障碍。

　　三是知识和能力障碍。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学知识已经广泛普及了，但现代政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还很不够。首先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制的思想主张的研究和普及很不够，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误解成为“左”的那一套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其次是邓小平提出引进西方政治学之后，虽已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绩，但有关知识的普及仍然很不够。最后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人类政治进步重大成果的实际知识普及得很不够，许多人仍然在用19世纪的概念想象着外部世界。这种现代政治学知识普及程度很不够的现象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而领导干部的这种知识储备严重不足，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问题。缺乏现代政治学知识(首先包括其价值理念)就难以形成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和要求，也缺乏筹备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能力，而且还会因为缺乏新知识和新能力而表现得因循守旧，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知识障碍和能力障碍，这种障碍不化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寸步难行。所以，作为学习型政党，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学习现代政治学。

　　四是利益障碍。某些既得利益已是公认的政治体制改革大障碍，但这种障碍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有责任感、有决心、有智慧、有能力，它就能够被温和地化解掉，而不一定导致对抗和冲突。否则，那就只能走进死胡同。

　　五是信心障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官民双方都有必要的信心。如果官方没信心，就不会有勇气启动改革，民间也会走向绝望。如果民间没信心，以至于绝望，就会由失望走向激进，而不再是主张和平改革了。如果官民双方都认为改革已经不可能了，那就会从合作走向对抗，进而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窗口仍然是敞开的，所以克服为难情绪的客观基础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就是提高对于改革可能性的认识，进而研究和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应当看到，以言论和行动使人民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希望和信心，实际也是维护稳定的一个战略性的关键环节，我们切不可在这方面掉以轻心。

　　另外，强有力地推进科技创新和文化进步，最大限度地开拓和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从模仿过度消费型的现代化转向创造适度消费型的现代化等等，也都是长期较快发展赖以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人民论坛记者周晓燕采访整理)

　　■( 责编/高源  美编/李祥峰)

　　延伸阅读

　　发展人民民主，形成制约机制 

　　人民当家作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在要求，还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直接现实体现。要建立高度发展的人民民主，当前最重要的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是人民民主的本质。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的秘密就在于在法治原则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这点对资本主义适用，对社会主义同样适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缺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克服这个缺陷。

　　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讲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不等于要全盘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更不是要冲击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而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对执政党的领导权和政府的行政权加以科学的定位和合理的制约。具体来说就是提升立法权、监督权、司法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使宪法和法律对这些权力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名至实归，减少党权、行政权的不适当干预。

　　(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王力钢)

　■刘方棫 李振明

　　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景，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可得性与持续性，以及能否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因素    当前中国增长奇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战胜这些挑战对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实现富民与强国的有机统一，实现“超越美国”，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

　　持续增长的要素优势依旧存在

　　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前景，从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看，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首先还要取决于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可得性与持续性，以及能否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因素。

　　从劳动力投入看，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根据美国咨询业的说法：中国的劳动费用已高于亚洲几个国家，例如中国沿海地区的小时平均工资为1.08美元，印度则为0.51美元，而孟加拉则只相当于中国的1/4—1/5。因此靠几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的中国低成本制造的比较优势将面临严峻挑战，从而使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但是也应当肯定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会马上消失。因为一是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的劳动费用仍然有偏低优势；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切换有一个过程，如日本上一世纪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但直到1980年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韩国则至今还有红利残余存在。

　　从资本供给看，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多年来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可用资金，再加上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从中长期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的可获得性是有保证的。虽然也存在着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消费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引进和欢迎外资的政策倾向不会改变，将会继续让外资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国际媒体业认为虽然日本地震会引发国际资本回流，欧美发达经济体复苏也会引发资本回流，但中国仍然是国际资本巨头宠幸的关注点，眼中的“欢乐谷”和资本的“避风港”。

　　从土地的供应看，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继续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即农用地转为开发用地)来推动GDP增长的模式将受到制约，“土地红利”的释放也将大幅放缓。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由于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国距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原创性的技术十分有限，这无疑将对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将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动态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随着与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我国发挥模仿和复制的后发优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取决于自主的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将客观上影响经济增长率的稳定。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由于“制度变迁红利”边际效应的递减，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国进一步通过制度变迁推进“奇迹”延续的难度加大，这有赖于从顶层推动更深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更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多年来，地方政府在“唯GDP论”的影响下，忽视了环境生态的保护、民生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7年代就已经超过美国。能源消费2010年总量也是世界之首。长期积累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生态压力，已无法承受和保持与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的平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愈来愈尖锐化，既往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格局已难以为继。但是在“十二五”中不少地方政府存在着投资冲动，GDP的指标都定得比中央增长7%的指标高，从而可能使增长速度从“偏快”转向“过热”。这就有可能使得“三驾马车”中消费与投资失衡，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转型落空。因此有必要扭转地方以发展速度为主的趋向，转到重质量、重效益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举措上来，从而落实改善民生的目标，转换需求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并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再次，需要大力培育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机制，努力提升消费率，缓解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我国投资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的35%左右，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远落后于GDP的增速，劳动报酬水平远落后于企业和社会的收益增速，加之社会公共服务建设短缺，社会保障不足，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三不”(不肯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突出，消费预期不好，预防性储蓄有所强化。所以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并从顶层设计上，让战略和政策“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

　　经济增长还需解决重大问题

　　通货膨胀和CPI上涨走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危害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问题，必须有效治理。当前我国通胀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叠加，通胀预期正在不断提高。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各发达经济体，持续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美元、欧元、日元的波动和贬值，使国际原材料、能源和金属等价格不断走高。而我国大量外贸型企业和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内企业势必抬高生产成本，成为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二是我国过去积累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三是世界性自然灾害和人祸加剧。中东的政治动乱、日本的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国际性的水灾和干旱都导致农产品、食品和能源供应短缺，商品价格层层上涨；四是市场物价的普遍上涨，导致农民工报酬偏低，加剧了“民工荒”和企业用工成本。  

　　上述这些通胀因素的叠加更使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控提升了难度，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埋下隐患和风险。针对通胀，国家近年内已三次加息，五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正在提升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提高纳税额的起征点和适度减税的举措，缓解通胀。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发达经济体的逐渐复苏和进出口需求恢复与增长，这也将对中国奇迹的能否延续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认为，只要应对得当，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就一定能延续“中国奇迹”，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社会“燃点”问题是最大危险

　　■竹立家 《 人民论坛 》()

　　我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

　　中国发展文本的现代解读纷繁庞杂，既有“崩溃论”的噪音，也有“奇迹论”的奢谈。因此，如何理性地认知和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发展实际，以免被所谓的赶超美国论模糊我们的视听，干扰我们改革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还正在“持续之中”。未来30年，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第一个30年要严重得多，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

　　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GDP总量仅有2680多亿美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社会的“普遍地贫困”问题。因此，改革的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制度设计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让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甚至为了发展，我们还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对策，这在当时的发展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近6万亿美元，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贫困”问题变成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而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历来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一个社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指标。

　　改革发展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

　　未来30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阶段，踏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诚然，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家实力确实增强了。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可以预料，未来30年，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关键“爬坡期”的未来10到20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奉承”我们的言论，还是“骂杀”我们的言论，都是以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正常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发展过程中，那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或为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路的人，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发展障碍。事实上，各种资料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这说明我们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外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政策创新任务。能不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决策。

　　更为严峻的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同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建立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影响改革发展能否持续的最大危险

　　我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具有幸福感。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其发展结果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但事实上GDP只是权衡和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它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不能反映一个国家个体国民的富裕程度，更不能反映社会公民的幸福程度。GDP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在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深刻的贫富分化，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国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它也不能解释快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的权力腐败。一句话，它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一个国家或社会是不是可持续发展，是不是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保障。离开了这些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不可能实现。要知道，社会主义理想需要我们几代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带头奉献和牺牲精神，离开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始终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家，在国民具有勤劳、智慧、和平、服从、亲和政府等诸多优良品质的国家，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够正确地、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按照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运用权力，清正廉洁，我们的经济社会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就会安静祥和，人民就会幸福安康，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我们也就不会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奇迹”，而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中国奇迹”的未来走向

　　■毛寿龙 《 人民论坛 》()

　　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依然会持续平稳发展。在未来，全球化条件下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

　　中国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或者没有找到任何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其原因。中国奇迹发生后，很多人来探索其发生的原因。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就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就像香港，新加坡和迪拜那样，只要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就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由此看来，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发展产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奇迹继续延续，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能走多远的不同主张

　　不过，也有很多人不是这么思考的。他们打心里疑问，中国能走多远呢？会不会进入发展的陷阱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人口红利因素，今后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人口红利空间消失，中国奇迹将不再继续。中国经济成长30年，以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为基础，结果是，今后中国不得不在修复环境方面付出巨大的成本，从而阻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过去是资源大国，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进口资源，其中石油资源以及铁矿石等资源，尤其依赖国外进口。随着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国际资源市场压力越来越大，这势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高储蓄率，支撑了中国高速增长。但随着这一代人的逐步老化，新一代缺乏高储蓄的动力，导致中国经济从投入为主进入消费为主。结果是，中国经济成长势必转变为稳步经济增长，而失去快速增长的势头。

　　也有人主张，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过多，权力缺乏约束，其结果是腐败盛行，从而提高了商业的成本。中国法治不健全，法官腐败，吃了被告吃原告，很多产权纠纷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中国政治缺乏民主，公民无法参与。在地方，如果一把手很能干，当地经济就发展的很好，如果一把手不能干，尸位素餐，当地经济就会滑坡。中国政府监管能力很强，但面对大企业，地方政府往往监管乏力，而面对小企业，政府进行大面积监管，往往力不从心。所以，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存在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的隐患。很多企业，尤其是牛奶业等市场对产品质量非常敏感的产业，即使有很高的增长速度，但一旦面临质量信任危机，该产业就会一蹶不振，只能重新开始。由于这些原因，这些人主张，中国经济即将面临瓶颈时期，陷入发展的陷阱，从而无法自拔。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依靠投入型增长，在高储蓄率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赤字财政，也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高速增长。在就业方面，农村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在经济增长时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在经济增速相对减缓的时期，劳动力可以回到农村。这可以在宏观相对过热的情况下，以及在经济波动相对较大的情况下，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而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宏观条件。但在未来，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刺激政策往往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政策则往往导致较高的失业率，并使得经济增速下降。由于农民工长期外出，已经越来越适应城市化生活，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也日益减弱，其结果是未来高速增长越来越不能依靠宏观扩张，而不得不依赖微观的经济结构调整。由于中国本身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依靠内涵式发展，空间有限。因此，在宏观层面，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下降。

　　这些分析，有些很有道理，但有些并不一定有道理。比如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实际上，发达国家并不都是资源富裕国家。资源富裕的地方，可以是收入很高的国家，但并不一定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例如俄罗斯，还因为资源富裕，而使得整个经济呈现去工业化的趋势。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沿海地区发展势头很好的地方，往往是资源缺乏的省份，但山西等资源富裕地区，其经济发展的势头却比不上缺少资源的沿海省份。人口红利，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存在，但并没有导致富裕。发达国家很多都进入了老龄社会，但经济发展与人口年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有活力得多。

　　两种不同派别的认识

　　显然，对中国奇迹的未来，依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悲观派，一种是乐观派。悲观派认为，中国目前情况不错，但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如腐败、贫富不均、环境内在的社会不稳定等。有的还甚至认为，中国会马上崩溃。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奇迹必将进行下去，而且还认为，中国目前的一切，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学习的模板，甚至还是发达国家的救星。比如日本此次处理核电站事故出现了很多状况，而中国处理汶川大地震等灾难，却得心应手。欧洲和美国，分别出现了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印度和巴西也出现了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巧妙地避免了各种危机，而且还控制了通货膨胀。

　　在笔者看来，乐观派过于乐观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走向城市改革，从价格改革开始，深入到产权改革，从经济改革到社会管理，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政治上强调稳定，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道路，但要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的榜样，甚至是发达国家学习的榜样，却是太夸张了。中国没有模式，中国走的是自己的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而作为模式去学习，显然是不对的。就悲观派来说，这些人其实对中国一直持有悲观的态度。过去没有发展，就认为中国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现在迅速发展，认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未来二三十年平稳发展显然是可能的

　　我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依然会持续平稳发展。在未来，全球化条件下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国内的情况也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从人的角度来说，随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改善，中国人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好，体质也越来越好，过去的二三十年，低素质劳动力对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可以预料，未来二三十年，高素质劳动力将持续推进经济升级。从社会角度来看，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公民社会日益发展，市场社会越来越成熟，都将给经济发展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中国政治制度基本面依然会保持稳定和活力，随着基层民主，公民参与的发展，随着法治的进步，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有着稳定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中国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政府信息公开，将会有重大的变化，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持续深化，政府职能将继续转变，政府运作将越来越高效。可以预料，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深入，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也将日益改善，建立相互良性互动的关系。

　　当然，挑战依然是存在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取得，是政治家，公务员，企业家，各类专家，以及每一个中国人辛苦努力的结果。在未来，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政治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改革以及经济改革，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但有了过去良好的基础，以及改革开放前的惨痛教训，未来二三十年中国依然平稳发展，显然是可能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