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明法师:陈丕显：江青污蔑我是黑小鬼 伪造材料置我于死地(2)

第二天，他们又把他儿子张绍昌找来，软硬兼施地劝张绍昌：“你要劝你父亲不要顽固。他这样顽固没有什么好处。你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陈丕显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是‘徒’，已被打倒。你们要和他划清界线，揭发他的‘罪行’。”张绍昌反驳说：“不管如何，我相信我父亲，我父亲是老实人，他不会骗我，我也相信陈丕显同志。”这话激怒了专案人员，一位专案组成员出手枪，“啪”的一声甩在桌子，威胁说：“你父亲不老实揭发，就把他打成反革命！”张绍昌仍像父亲那样，不为淫威所动。专案组又动手抄了张的家，抄走了张德胜亲笔撰写的许多革命传统教育材料，还抢走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与朱德军长的合影照片，以及战争年代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两把匕首和一把马刀。

专案组人员余怒未消，回到公社之后，立即要公将张德胜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那无法无天的动乱岁月里，他们竟以一个口头通知，一字不发地将一位身经百战、为革命致残的老红军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停发他的工资，并将张德胜关进学习班进行批斗、隔离审查，使他顿时变为阶下囚。

1969年农历五月初八，专案组又一次带了许多人来张德胜家。他们把事先写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张胜的家，连厨房的门也用大字报盖满，不让他一家人煮饭吃。随即，又要张德胜揭发陈丕显叛变的材料。张德胜像过去一样，讲述自己和陈丕显的革命历史。专案组人员哪里肯听他的话，又拔出枪来威胁说：“你同陈丕显同穿一条裤子，你也是叛徒。”张德胜气得全身发抖。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张德胜把儿子张绍昌叫到身，对他说：“听到响声后，你出来捡小鸟。”说完，便提着鸟铳到屋后自杀了。张绍昌听到枪响后立即出门，一看父亲已倒在血泊之中！这时才明白他父亲刚才说的话是什意思。张绍昌顿时痛不欲生。

这位老红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没有倒下，却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威逼迫害之下悲惨死去！

张德胜惨死之后，专案组人员还说他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本来山区的生活就艰难、贫困，张德胜死后，他留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不久，张德胜之妻顶不住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煎熬，在贫病之中悲愤去世；接着，小儿子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父死、母亡、弟散，好端端的一个美满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张绍昌成了孤儿。“四人帮”就是这样制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我被“解放”重新工作后，听到这位老战友为我的问题而受株连、惨遭迫害的消息时，心中悲愤不已！时至今日，我还时常怀念这位坚贞不屈、死不折的老战友！“文革”后，福建省委、龙岩地委、长汀县委洗刷了蒙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为他平反昭雪。

受专案组迫害的又岂止张德胜一人！据了解，因为我问题受株连、遭迫害、受批斗的人数以百计。上杭县城郊乡白玉村的陈生林同志是我在中苏区儿童局时期的同事，抗日战争时期又曾陪同我从赣粤边游击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专案组人员要他揭发我下山谈判，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投降。陈生林理直气壮地说，他陪同我下山同国民党谈判，是受党组织和项英、陈毅同志的委，是代表南方游击队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改编四军事宜的，怎么可以说是叛变、投降呢？陈生林义词严地拒绝了专案组人员的无理要求，结果被拉去批斗游街，又把他打成反革命，后又被宣布为管制分子，受尽摧残。“四人帮”及其爪牙就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之后，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闻知此事后，专门指示有关部门调查，为陈生林同志平反昭雪。

调查组对我老家的亲属更不放过。其实，我13岁参加革命之后就离开家了，家里亲属和干部、群众对我的情况根本就不了解，他们却把我家乡作为重点，进行了几年的调查、逼供。我叔叔陈鸿春、弟弟陈家齐及侄儿陈建如、陈配如、陈坤如，都曾受到过审查、抄家、批斗。尤其是那八十多岁的叔叔陈鸿春，被调查组人员指使公社领导人押到街上批斗，他身体虚弱不肯去，他们就把他捆绑起来抬到大队去批斗。当地干部、群众对此做法非常气愤，纷纷指责他们没有人性，并围住调查组人员进行辩论，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诬蔑陈丕显，加害他的亲属。为此，调查组人员曾向张春桥、李文静汇报说他们在闽西调查时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围攻”，他们同当地落后的干部、群众进行了一场斗争。

更为恶劣的是他们为了挖取我“叛变投敌”的“证据”，竟然诱逼原来的民团、土匪分子编造伪证加害于我。当年我在蔡坊村被俘时，王沛春是民团作录的文书。专案组找到他，先是恐吓他说，如果他不老实交代陈丕显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材料，就要按“公安六条”对他进行“专政”；然后又对他采取捆绑、殴打、罚跪等刑罚逼迫他写出材料。对于这份逼出来的材料，他们还是不满意，又由专案组授意修改、补充，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共修改、补充了46次内容，实际上全是专案的意思。即使如此，这份材料仍然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甚至连人名都搞错了。

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人一方面不断调整、扩充“外调”队，希望能从“外调”中捞取置我于死地材料；另一方面，像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共产党那样加紧了对我的审讯、批斗，妄图从我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他们把这称为“双管齐下策略”。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他们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审讯达数百次之多。什么“车轮战”、“蘑菇战”、“疲劳战”，什么低头认罪、罚站、不让喝水，什么大声斥责、辱骂等等不一而足。为了逼我就范，他们真是挖空心思，费尽力气，耍尽花样，也伤了脑筋！1968年5月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召集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等人研究策划第二天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全市性电视批斗大会。张春桥说：“明天的批斗会主题是拿掉陈丕显‘红小鬼’的政治资本，还他一个‘黑小鬼’的面目。”他们还策划了由谁发言，怎么发言等等。张春桥对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等人说：“你们大家都要讲几句话。”王少庸立即点头“是”。

在第二天的批斗会上，王少庸果然按张春桥的旨意上台发言说：“陈丕显被俘后跪倒在匪营长小老婆的脚下，是‘黑小鬼’……”王少庸以为这番别出心裁的“独创”会赢得张春桥的赞赏，可没想到因为编得太离奇，露了馅。躲在兴国路招待所看电视、搞幕后操纵的张春桥大为不满，指责王少庸说：“你那样说陈丕显是‘黑小鬼’，等于向他交了底，你为什么不会多讲两句？”张春桥一番话弄得这个被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里外不是人。

1972年4月，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眼看整了好几年陈丕显仍然以定案，心急如焚。他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陈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根据王洪文的旨意，市专案办和专案组研究了三条“对策”：一是“虚张声势”，故意装作专案组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逼我“就范”；二是用“蘑菇战”的办法，对我百般折磨，一天批斗两次，每次两小时，使我在精神上“透不过气来”；三是专案组重新分工，由郑××负责“主审”，王××等人负责“陪审”，专人做记录。经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之后，从5月9日至7月5日，他们在这两个月里连续批斗审讯了我68次！他们每天对我轮番进行猛批狠斗，不让我睡觉，搞“车轮战”、“疲劳战”，企图用精神折磨来使我屈服，但都被我坚决顶住了

作为一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我觉得有人向自己泼污水时是最痛苦的。特别是“四人帮”以逼供出来伪证抹黑我红色的、光荣的历史，把我同敌人的斗争说成是向敌人屈膝投降时，我不能容忍了。我当时经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同法西斯辩论斗争的事迹，想到李大钊、刘伯坚等先烈，觉得自己应当像他们那样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我把专案组每一次对我的审讯都看作为维护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维护正义而与敌人展开的斗争面对“四人帮”爪牙们的诬陷，我据理力争。他们要我交代1930年被俘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你的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情况已查实。”我就反驳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民团头子要你当干儿子是实。”我针锋相对：“没有当才是事实。” 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搞的是逼、供、信。”他们拍桌子，我也拍桌子；他们大声叫喊，我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他们诬蔑我是 “老反革命”、是“叛徒”，我怒不可遏地大声申明：我三十年代没有罪，是光荣历史。你们如此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是叛徒。”针对他们搞的伪证，我一一揭穿：“你们搞的证据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这种对话的火药味很浓，经常是吵着吵专组的人忍不住了，大叫：“滚！”我听了转身就走。他们喊住我，我就说：“你们让我滚，我就滚嘛！”气得他们也没办法。这种审讯后来大部分变成对我“打态度”。有时他们气极了就叫我“低头认罪”，我也借机休息——虽然低头，但不认罪。

过后我也常想，明明我的历史是红的，他们为什竭力要把它涂黑呢？想来想去，结论只有一个：这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本性有关系。

我1929年参加革命，当时才13岁，加上身瘦小，在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里，我确实是个“小鬼”。1933年，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胡耀邦同志担任少共团中央书记，我担任少共儿童局书记。我们两人在团中央共事时同住一室，在那时就有小红军”、“红小鬼”之称。江青、张春桥没有经过红军这段历程，加上历史上有不光彩之页，对我们这些老红军战士有一种阴暗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不把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第一书记打倒，他们就无法实现其阴谋。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紧密配合，其居心是何等险恶啊！

可是，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1975年，他们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我的历史问题报告时，由于这份材料主要证据漏洞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最后只好抽掉。为了置我于死地，他们费尽心机搞了七八年，最后却全都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