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贼王83卷sbs:《启蒙年代的歌声》——李太山

《启蒙年代的歌声》——李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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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5 23:35:55 李三金

  一、学堂
  
  唐河是汉水支流，顺江而下，一叶轻舟可以从襄樊入汉水，一直通往汉口。1904年，九岁的冯友兰和弟弟妹妹一起，随着妈妈，从河南的唐河县，去往武汉。冯友兰的父亲是清光绪戊戌年的进士，候补了六年才在武汉的新式学堂得到总务长的职务。
  
  从小小的唐河，到汉水，再到浩浩荡荡的长江，是冯友兰一生中第一次远行的经历，轻舟激水让100年前的小男孩既新奇又惶恐。七十六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下了过长江时的所见：“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
  
  1904年的小船上，冯友兰可以看到长江里轰鸣的机帆船，甚至还有英国人的军舰停驻在汉口码头。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数次鸦片战争的战乱，沿着长江和汉水岸边，已经有上百家近代工厂的烟囱，在汉口沿江的繁华路段，能看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和17个国家设立的银行，西洋建筑里还有中国最早的邮政局、电报局和电话局。这时的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在武昌冯友兰父亲任教的新式学堂，读书人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留辫子的学生坐在了阶梯教室里，学习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还有几何、化学、生物等更加新奇的科目，学堂里配备了打字机教室，辫子也有了新的功用，可以当作圆规画图。
  
  学生们开始学习西洋音乐，校园里开始传出歌唱扬子江，鼓励学习的学堂乐歌。
  
  长长长，扬子长寿扬子寿无疆。人杰地灵相影响，幸福惟吾享。训练兼修养，转瞬十年国自强。黄河北向，珠江南望，兄弟莫相忘。
  
  武汉能得风气之先，与主持洋务的晚清最后一位重臣，两湖总督张之洞有关。1904年农历新年之前，张之洞奏请修改了学制，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兼习中西的新式学堂，同时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早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鼓吹维新，倡言废科举，办新学。新学课程设置中，就有学堂乐歌的科目，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
  
  冯友兰和弟弟妹妹的年龄还小，没法上新学堂，母亲就在家里教他们识字读书。所学的内容很快从开蒙的《三字经》《千字文》进展到《论语》《孟子》。学到《左传》的时候，冯友兰的母亲就已经不能胜任了。
  
  更让冯家兄妹感兴趣的是父亲从学堂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做了一套。”
  
  这位科举出身的父亲还教孩子们唱一种叫做学堂乐歌的新式歌曲：“天地泰，日月广，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在冯友兰晚年的回忆录里，他这样纪录唱学堂乐歌的情形：“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
  
  
  
  呜呜呜，汽笛一声飞出黄歇浦。吴淞公共新商埠，江门开一锁。炮台旧址无，江底空余活沙铺。西北转舵，回望三十六里烟模糊。
  
  冯友兰和武汉的学子不是最早接触到学堂乐歌的人。此时，沿长江而下1000公里的上海，新学堂里孩子们的制服和歌声已经算不上新鲜。吴淞口的这座新兴城市是比武汉更先进的东方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探险者都选择这里作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黄浦江上汽笛声声，街道上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洋车、人力车、独轮车和轿子并行在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听到新奇的洋玩意儿。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也是在上海诞生。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1903年，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一次唱响。学校的乐歌课老师沈心工上一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开始创作和教授学堂乐歌。早期的学堂乐歌大多以旧曲填新词为主，旋律多数采自日本的歌曲，有些曲调被不同的作者，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采用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改编。
  
  中国现代教育的模式模仿的是近邻日本，事实上，日本的现代音乐教育也不过是从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才开始。这些后来传到中国的乐歌，很大部分又是取材自欧洲和美国的曲调。
  
  沿海开埠通商的城市往往更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这时远在内陆的四川乐山，新学堂里的各种新式玩意儿还会引来无数人的围观，体操课让四川乡下少年郭开贞感到极为新奇。
  
  多年以后他还记得13岁时看到的情形：“那时候的体操课真是有趣，在操体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拢来参观。那时候立正不叫立正，叫奇奥次克，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得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外国货了。”
  
  多年以后郭开贞去日本留学时才知道，这些他小时候听到的奇怪口号是日文。许多新学堂的教师都是从东洋留学回国的，当然体操课的口号也是搬用日本的，不加翻译。写这些童年回忆时，郭开贞的名字已经改为大家熟知的郭沫若。
  
  1906年春天，郭开贞考入了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学校以前是座寺院，门外的戏台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学校的正门，戏台前的广场成了学校的操场，操场左边有自习室，右边有学生寝室，而大殿则是上课的教室。在郭开贞班里，三十岁上下的学生居然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的已经考得了秀才的功名。学堂里增加了算术、地理、音乐和时政等新科目，而老师大多数是过去县里从科举出来的廪生、贡生，对新课程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但郭开贞还是学会了很多首学堂乐歌，其中一首的歌词里说：“平上去入四声，字字要彻清。”。
  
  《读书》：学生学生学生，读书要用心。平上去入四声，字字要彻清。音要准，读要勤，讲解要分明。字音字义要留心，进步自胜人。
  
  和郭开贞年龄相近的冯友兰进入新式学堂的时间要晚一些。1907年，冯友兰的父亲病故，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三人举家回到故乡河南唐河。冯友兰的母亲粗通文字，家里三个孩子抚养和教育的责任由这个勤俭干练的家庭妇女一人承担起来。科举制废除后，冯友兰的母亲对孩子们的出路有些惶惑，对于冯家这样的耕读世家，还得把孩子们送出去读书才可以成为斯文中人。按她的折算，根据当时清朝的学制，到县城读完小学算是秀才，到省城读完高等学堂算是举人，到北京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毕业就可以算是进士了。冯友兰的母亲最后决定把他送到开封去读中学，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多事之秋，他的学业并不那么顺利。
  
  冯友兰在开封读了一年多中学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满清皇帝浦仪宣布退位，新的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国民政府陆续改定学制，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男儿第一志气高》也被填上了新词，歌颂新时代的来临，歌词中已经有了国民、讲求学问、知识开通、共和等先进的词汇。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敦品励行重节操，道德真紧要。体育功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友兰当时所在的河南局势一直很混乱，支持清政府和革命党的军队纷纷在这里集结，战事一触即发，各个学校纷纷停课放假，冯友兰也回到唐河老家。回家后他意外的发现，母亲已经是当地女学的学监了。母亲还告诉冯友兰，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印了名片。这时她第一次走出家庭的范围，到社会上办事。
  
  这让16岁的冯友兰非常欣慰，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她（母亲）本来是极有才干的人，有机会到社会上做一点事，自然很高兴，心情很舒畅。”
  
  长长长，扬子长寿扬子寿无疆。人杰地灵相影响，幸福惟吾享。训练兼修养，转瞬十年国自强。黄河北向，珠江南望，兄弟莫相忘。
  
  得到风气之先的仍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城市。辛亥革命胜利后，江苏常州的周有光要进入新式学堂上小学了。这时常州的小学里已经开始实行男女同校。
  
  周有光回忆道：“我是常州最早的三个小学当中的一个小学。我进这个小学是当地算是最早的新式的洋学堂。很有趣味的是提倡男女同学。中学大学当然不能男女同学，小学提倡男女同学。它是上课了，先是我们男生先坐好，旁边空一排。空一排是女老师带着女生来坐到这一排上面。”
  
  常州是典型的江南小城，临河人家都是前门上街出行，或坐轿子或骑马，后门水码头既可乘船外出，又作生活运输，柴米油盐都从这里进门，还有一种脚划船快如穿梭，负责送信或转运物品。
  
  浓浓的江南气息一直萦绕在周有光的童年记忆里，他就读的小学在运河边上，学校是从以前的古庙改建而成。在新学堂学过的课程周有光早已经记不清，他只记得童年时淘气的经历：“上小学这个小孩子就是喜欢玩儿。屋檐里面全是麻雀窝。我们下了课，就拿了梯子，爬了上去拿麻雀蛋来吃。这个麻雀就在上面飞呀，排命叫，就是骂我们了，等于是。”
  
  《夕会歌》：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未？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辛亥革命胜利后，天津的街头开始悬挂新的国民政府的五色旗。同样是在最早接触到现代文明的城市，天津的万家宝就没有上过新式小学，他的父亲把他留在家里上私塾。他父亲是清朝时官费去日本的留学生，辛亥革命后在直隶卫队任标统，却不放心让儿子到新学堂里去上学，特地聘请了一位旧学根基很好的亲戚，教万家宝四书五经。
  
  私塾的生活乏味而且苦闷，幸好家里并不约束他的课外阅读，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成为万家宝的最爱，《少年》的内容丰富多彩，童话故事、科学小品、散文等都有，这些新的少年读物，更能激起他的想象和兴趣。杂志里描绘外面多彩的世界，让少年人在幻想的国度里浮想联翩。
  
  四十年后，已经是著名剧作家的曹禺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小朋友，他叫王傻子，很可爱的。他父亲是个买办，不收他的学费，他有时拿两袋棒子碴来，作为给老师的礼物。我俩经常到铁路旁边去玩，还一起坐车到光明电影院去看无声电影。”那时，名字还是万家宝的曹禺心中，一直渴望和其他孩子一样能去学堂念书。
  
  《铁道唱歌》：汽笛一声呜呜吹响，火车开步走，离开新桥车站风驰电掣不停留。穿过夜空，但见爱宕山中景色幽。皓月当空，她是旅客们的好朋友。
  
  喷吐着浓烟的火车从面前风驰电掣般飞驶过去，闪光的双轨向远方延伸，遥远的天边总让这个少年人感到神秘的诱惑，陷入一种莫名的憧憬之中，直到小朋友喊他，他才从这样境界里醒过来。
  
  四年后，万家宝终于也能到学堂去念书，他在南开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的学业，然后去日本留学，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
  
  周有光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专家，之后改行从事语言学的工作，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工作。
  
  郭开贞在辛亥革命两年后去日本留学，大家熟悉的是他的笔名郭沫若，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冯友兰如他母亲之愿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留学哈佛大学时师从经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后来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是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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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5 23:37:51 李三金

  二、启蒙
  
  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来！借与你两三椽。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土，快去衔草，修补趁晴天。
  
  燕燕！燕燕！室内不可留。关窗！关窗！须问你归也不。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久远意相投。
  
  “这首歌都一百年了，我九十二了呀。” 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钱仁康这样感慨道。
  
  这首诞生在一百年前的歌曲描绘的是江南春天的景象。九十二岁的钱仁康是原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史学家。他撰写的《学堂乐歌考源》收集了现代音乐进入中国时，最广为流传的歌曲，这些歌曲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学堂乐歌。
  
  《燕燕》同样也是影响钱仁康一生的歌曲，他还记得小的时候和妈妈学唱这首歌时的情形。那时候钱仁康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妈妈到河边洗衣服，他也跟着在水边玩耍。春天的江南总让人想放声歌唱，妈妈就教他唱这首《燕燕》，悠扬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让钱仁康一直不能忘记。
  
  有些歌声，穿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依然有人倾听。一百年前，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国相遇，现代音乐也留在了当年孩子们的记忆里。《燕燕》的词作者沈心工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学习西方文明来改造积弱已久的中国，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带来的学堂乐歌往往模仿欧美、日本音乐风格的旋律，填写上文白兼用的诗歌语言，伴着新式学堂的出现而诞生。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在有新式学堂之前，中国儿童接受正规启蒙教育的场所是学塾，根据经费来源的不同，大致分为家塾、宗塾、义塾和私塾。
  
  关于上私塾，鲁迅的记忆最为真切。那时他的名字叫周樟寿，1892年初春，他十二岁，第一次去上私塾。在后来回忆自己儿时生活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他写道：“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先生性情温和，学生们就有机会逃课溜出去玩。周樟寿当然也会参与其中：“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岗．．．．．．”
  
  学塾里没有歌曲，能唱出来的是这种三言或者四言的古老韵文，最著名的启蒙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称为“三百千”。《千字文》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所撰写，流传到清代末年一直使用了一千五百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全篇一千字，没有一个字重复，仍然能组成一篇音节铿锵、条理清晰、知识丰富的优雅美文。
  
  每个读过学塾的人都要背诵《千字文》，号称“天地玄黄喊一年”。过了识字这一关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了，而学习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背诵。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01岁的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的官宦世家，对于这位现代语言学家，童年时上学塾背书的经历，甚至影响了他一生的职业，他后来回忆道：“吟诵，是一种音乐化的语言，它的音乐性还没有达到唱歌的水平，它比唱歌的水平要低一些，可是很有趣味的。”
  
  离开故乡江南已经几十年了，但周有光背诵童年时学过的文章，如果用普通话，他还要在头脑里翻译一番，十分费劲，方便的还是家乡的常州话。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周有光的童年总有着浓浓的江南气息。常州和长江三角洲其他的城市一样，都有深厚的文化传承，同时也最早接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在周有光童年时成长的常州青果巷，还走出过两位比他年纪稍长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赵元任和瞿秋白。他们三个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字改革的重要奠基人。
  
  在遥远的中国内陆，离广西桂林60里外的小山村，农家子弟的启蒙教育和江南的世家子弟大不相同。多年以后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绘自己的私塾生涯，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先生只是要学童们背书，但从不讲解书中的意思，一旦背诵得不流畅，就要被斥责、罚跪或者挨打。
  
  李宗仁觉得非常屈辱，五十多年后，李宗仁还在他口述的回忆录里讲：“一班同学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书房里受苦。”
  
  放牛放到山上，山上青草长；放牛放到山下，山下百花香。老牛吃得快活，连赞好食粮；牧童玩得快活，山歌随口唱。
  
  在中国西南地区，风光秀美的山地丘陵比比皆是，在后来的学堂乐歌中，也有歌曲描绘亲近田园和大自然的农村少年的心境。
  
  而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学塾总是和先生的责罚有关，大多数的先生都笃信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有些地区管学塾叫做卜卜斋，“卜卜”是象声词，正是先生打手板的声音。先生们一般还喜欢打屁股和脑袋，从江南到塞北，从沿海到内陆，各地私塾里都流传着类似的童谣：“《中庸》《中庸》，打得屁股鲜红；《大学》《大学》，打得屁股烂落。”背书和挨打带来的苦难，让许多私塾里的孩子，在还没有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被吓跑了。
  
  湖南凤凰的沈岳焕就是一个长期逃学的顽童，在他后来写的自传里，这个湘西少年这样为自己的逃学辩白：“我的生活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得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
  
  湘西的凤凰城实在是个好玩的地方。清代初年，为了镇压苗民叛乱，清政府修建了凤凰城和大山里绵延数百公里的南方长城。沈岳焕童年时代的特立独行应该和当地剽悍的民风一脉相承，而他的细致深情也应该来源于凤凰的秀美。
  
  离开书房，沈岳焕就可以捉蟋蟀，偷枇杷，到凤凰城外的小河里游泳；去看英武的苗人挑着死老虎进城，大街上军人用单刀扁担的决斗；去听田埂边土穴里大黄喉蛇的鸣叫，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刺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去闻腐草的气味，烧碗的土窑淋雨后放出的气息。因此，沈岳焕能逃学的时候就逃学，不能逃学就只好做梦。当然，被家里或者先生抓住时，仍然少不了再挨上一顿臭揍。
  
  沈岳焕写下自己的自传时，使用的笔名是沈从文。
  
  离湘西数千公里之遥的北京，紫禁城的高墙深院里，和沈岳焕年龄相近的另一名少年也开始了他的启蒙生涯。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老师都是些大名鼎鼎的鸿儒，陈宝琛、王国维、罗振玉这些国学大师负责他的教育，溥仪十岁时《左传》的读书笔记已经非常工整严谨。
  
  1911年，武昌起义引发全国推翻满清王朝的洪流，随后，新的民国政府成立，溥仪在紫禁城里当起了闭门皇帝，但少年人爱玩的天性是深宅大院也锁不住的，溥仪带上了墨镜，自己剪去辫子，爬到皇宫顶上拍照片，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还叫人把宫里的门槛锯掉。照片里末代皇帝的穿着打扮，已经和外面富家子弟完全一样了。
  
  此时，皇宫之外，科举制彻底废除，普通教育的制度陆续得到改进。
  
  民国四年，沈岳焕进入学堂读书，偏僻的湘西也有了新式小学，他的逃学生涯因此改变。学堂开设了以前没有的体操课、手工课以及音乐课，沈岳焕也可以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孩子一样学习学堂乐歌了。
  
  《始业式》：学堂今朝开校，清晨起床早。同学依然济济，殷勤相问好。国旗五色飘飘，旭日正相照。从兹进步愈速，知识日增高。
  
  对于迷恋着在山野里游荡的沈岳焕来说，新学堂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从文自传》里，他有这样的纪录：“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止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先生见及，也不加约束，七天照例又有一天放假，因此我不必再逃学了。”
  
  沈岳焕在湘西边城的乡野世界里读着学校之外的大书时，上海铁马路南里张家三小姐张兆和也开始了正规的启蒙教育。张家是安徽合肥的官宦世家，张兆和的曾祖父曾经做过两广总督，迁到上海后，家里特地请来一位姓万的女老师给三姐妹开蒙识字。虽然是大家闺秀，老师也是一位女先生，但是张家三小姐的私塾生涯也少不了挨打。她的二姐张允和后来回忆，一同念书的三妹兆和最淘气，“但她有本事，挨打挨罚，不哭不跳不反抗，闷着头不吭声，老老实实接受，罚完了接着惹事，所以她挨打手板的次数最多。”（《张家旧事》）
  
  张兆和的父亲张吉友本来想到上海开工厂办实业，但并不成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张吉友倾尽所有，开办教育，1921年在苏州创建了乐益女中。张兆和也跟几个姊妹一起，离开闺房，到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算术是不受欢迎的课程，音乐和舞蹈则是姐妹的最爱，家里还请来舞蹈老师，置办了练功服和软底鞋。张兆和嫌自己在照片里不美，还把照片上的脸抠破了。
  
  张兆和12岁那年，张家姐妹参加了乐益女中组织的一次远足，这是这些大家闺秀第一次出门去春游，张兆和还与老牛一起拍摄了一张合影。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荠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游览完镇江北固山后，张兆和当天的日记是一首七言绝句：“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八十五年前，张家姐妹春游的时候，周有光家也迁到了苏州，和张家在同一座城市，但他依然留在常州老家上中学。
  
  “我们的学校很有名，有名在什么地方呢？上午上三节课，下午没有课。下午有两节课，叫游艺课，游于艺嘛，游艺课。”
  
  游艺课的内容就是玩耍，大家根据各自的喜好，自由选择科目，武术课可以挑南拳或是北拳老师，音乐课则可以选西洋乐器或者中国民乐。没有这些文体特长的周有光选修的居然是补习《左传》。
  
  “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没有家庭来管的，现在是家庭要管小孩的教育，所以家庭忙得不得了，那时候没有。我觉得我们那种放任的方法效果还是并不坏。”
  
  许多年以后，已经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周有光到张家登门拜访，他是为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而来。为了赢得张允和众多弟弟的支持，他还为大家演唱了《卖布谣》。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好了下面就不唱了。”
  
  周有光最终通过了张家六个弟弟的面试，也赢得了张允和的芳心。1933年，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此后两人一起度过了70多年的幸福婚姻。
  
  同一年结婚的还有沈从文和张兆和。沈从文从偏远的湘西走出来后，历经坎坷，成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家，并且与张兆和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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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5 23:40:14 李三金

  三、图强
  
  1904年的初春，皖南山区的茶树上已经有了新绿，十二岁的少年胡洪骍走过绩溪县连片的山岭，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胡洪骍的老乡走过这样的山路，或是坐船沿富春江而下，去大城市的小店铺做学徒，最后成为盐商、茶商或者当铺的朝奉。
  
  胡洪骍的父亲早逝，由寡母养育长大，兄长在上海经营一个小茶庄。胡洪骍四十岁那年这样感叹当年翻山越岭时的心情：“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找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他要去上海读书。
  
  二十世纪初胶片上模糊的上海已经有了万国都会的气度，每天到这里的，既有世界各地的冒险家，也有从全国各省来的乡下人。初到上海，徽州少年拍下了自己生平第一张照片，不久前他的打扮还被人笑话是乡下人，但这里也是他的梦想之都。在胡洪骍到达上海的那一年，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全国的新式学堂已经有四千两百多所，学生约26万人。胡洪骍也将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外语、时政、数学等父辈们从未接触的课程，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还带来了些新式歌曲，记录当时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学习现代文明的紧迫感。
  
  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鼾未醒。古老中国接触到现代文明的过程，也伴随着外国的坚船利炮输送来租界、不平等条约、巨额贸易逆差和屈辱。
  
  让胡洪骍心中产生震撼的，还有学堂里的课外读物《天演论》。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的严复，翻译了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出版后没几年就风行全国。从胡洪骍日后的自传中可以看到这本书对一代人的影响：“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与血。”
  
  胡洪骍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胡适，字适之。
  
  胡适走出绩溪乡下去求学的这年，上海的《东方杂志》创刊，为了和上海当时的报业巨头《申报》、《新闻报》竞争，杂志采用了自制的铜版摄影插图，这是中国最早的摄影出版物。通过杂志，在上海就可以看到发生在北方渤海湾里的一场战争。1904年冬天，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地，在大连、旅顺爆发战争，懦弱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保持中立。
  
  此时，在日本留学的湖南诗人杨度认识了流亡海外的革命家孙中山，并把自己的好友黄兴介绍给他认识，促成了两位反清领袖的联盟。日俄战争的消息传来，留学生群情激奋。杨度感怀国家积弱已久，备受欺凌，写下诗作《黄河》。另一位留学生沈心工为《黄河》谱写了曲子，这是最早期的由中国人自己谱曲的学堂乐歌。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日俄战争以后，俄国战败结束，日本取得了对大连旅顺的控制权。谢婉莹还不过六、七岁时，就已经从父亲那里知道了国土的沦丧。谢婉莹是烟台海军军营里长大的野孩子，她的父亲谢葆璋担任清朝烟台海军学堂的校长，久经沙场而且十分开明。他不给女儿缠小脚，让她穿着男孩的衣服，在军营里打枪骑马，有空的时候带女儿在烟台的海滨散步，跟她像平等的朋友一样聊天。
  
  谢葆璋告诉女儿自己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的经历，当时他是北洋舰队威远战舰上的枪炮二副，在黄海大东沟海面和日本海军的巡洋舰激烈炮战，身边的战友被炮弹击穿腹部，肠子涂满了烟囱。威远号中弹二百余发，受创严重，但终于还是开了回来。第二年，威远号在港口被日本潜艇击沉，整个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谢婉莹听父亲讲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海战时，新式学堂里传唱的乐歌中，也有对十多年前战败的嗟伤和感叹，而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
  
  清代末年，烟台海军军营附近的海滨，并不是女孩子良好的成长场所，人烟稀疏，丘陵荒凉，海风刚劲，但谢婉莹一辈子都感激父亲让她在海边度过童年，一直称自己是海的女儿。谢婉莹后来为父亲写下这样的诗句：父亲呵！我愿意我的心，像你的佩刀一样，这般的寒生秋水。（《繁星》）
  
  当时她用的笔名是冰心。
  
  浙江的沈德鸿比谢婉莹大五岁，1909年时已经进入湖洲中学念书。二十世纪初的许多学校都是从为备考科举的书院改造而来，创办于1901年的湖州中学就是这样一所老牌新学堂，但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学生，思想都比较激进。沈德鸿身体弱小，但长于文学，同学们戏称他是“文学家”。
  
  学校里有些同学偷偷剪去了辫子，对这些少年人来说，这件事又新鲜又刺激。剪去满族人强加给汉族人的辫子，是革命的象征。但如果被人告了官，要冒杀头的风险。“文学家”沈德鸿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把辫子剪去一半，留下半截末端蓬松的辫稍，倒像是小姑娘的发型。
  
  十来年之后，沈德鸿真的成为了文学家，在他的传记里，还记下了这段往事，这时他是以茅盾的笔名闻名于世。
  
  沈德鸿剪去辫子的时候，上海的新学堂里气氛更加激进。此时上海学堂的数量在全国最多，校园里经常能听到关于留日学生的消息，陈天华的蹈海赴死，邹容的《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的慷慨就义，一些激进的出版物把推翻满清的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比茅盾大五岁的胡适已经能感受到风暴来临前的不安。他就读的中国公学里办了一份针对上海青年学子的《竞业旬报》，才十五、六岁的胡适担任撰稿人。在这份鼓吹革命的刊物上，胡适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今日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黑铁耳，赤血耳！又曰：公法者对于平等之国而生者也。呜呼！吾国民闻之，其有投袂奋同者乎？”
  
  广为传唱的学堂乐歌《中国男儿》最能体现当时校园里为革命牺牲的血性和视死如归的决心。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胡适的老师中，也有不少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于右任、宋耀如、马君武等人是同盟会的元老，他的不少同学也都秘密加入革命党。胡适在学校里年龄较小，那些革命党只是把他看作小孩子，又期待他以后能在做学问上有所成就，制造炸弹、搞暗杀、组织起义这样危险的工作就不带他一起参与。
  
  1911年的秋天，谢婉莹随父亲一起，举家坐船经上海返回福建老家。比胡适小十岁的谢婉莹也懵懵懂懂地感知到革命的气息，她的父亲被满清政府怀疑是革命党，因此辞去烟台海军学堂的职务。路过上海时，从武昌传来消息，革命爆发。
  
  武昌的新军攻占了两湖总督衙门，随后光复武汉三镇。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革命军和清军在江汉平原对峙了一个多月，战局很不明朗，这让所有的人都十分关注事态的进程。
  
  福州路是当时上海的新闻中心，上海著名的报社出版社都在这条街上，许多人每天聚集在这里，等待关于起义军的最新消息。十岁的谢婉莹和父亲暂住在上海的旅馆，一家人都等着抢最新的报纸。《申报》的消息最快，每天都有特派记者用电报传来最新的战况，又有专人把起义写成章回体的深度报道，因此最受大家的欢迎。商务印书局的《东方杂志》则是图文并茂，武昌战场的硝烟让人能感同身受，对阵的双方的将领也都有照片展示。父亲告诉谢婉莹，武昌的起义军元帅黎元洪，正是他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时的同班同学。
  
  七十年之后，谢婉莹还记得：“这时候大家纷纷捐款劳军，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
  
  很快，学堂乐歌中就有歌唱辛亥革命的歌曲，在大江南北传唱，歌词中已经有“建设共和，扫除专制”这样的词汇。
  
  十月十日，湖北武昌，突起了革命军。满城官吏，胆战心惊，仓皇奔逃出城。还我河山，振我民族，不消血战力争。建设共和，扫除专制，大功一旦告成。
  
  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逐渐从沿海传到内陆，从大城市到达小山村。在绵阳县的小镇上，早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十字口，遇到赶场的日子，集市上依然人头攒动。按照本地人生活的习惯，男人们一早从被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到茶馆里来。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细细的擦上一把脸，再用手指头刷牙齿。提了茶壶的堂倌，吆喝着穿堂而过，熟练地表演续水入碗、点滴不溅的技巧。有的人已经灌下了几碗浓浓的茶水，“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孩子们在一边玩耍，一边偷偷听着大人们说的些什么。
  
  辛亥革命那年杨朝熙8岁，已经开始上私塾了，他发现，辛亥革命后小镇的气氛有了些不同。茶馆里人们的发型逐渐开始变化：“一般的市民有的赶时髦，把头发剪了；有的……把辫子盘到头顶；有的把辫子挽成一个髻子，像道士一样。我们那里有个朱裁缝，就是这样挽个髻子。”
  
  杨朝熙还记得，从省城成都回来的一个革命党已经把辫子剪掉，蓄了一种叫“拿破仑头”的新发型。坐在小镇最热闹的十字口茶馆喝茶，四周围着很多人观看，这种新发型使他显得与众不同，比一般人剪去辫子后的发式漂亮。在小孩子眼睛里，川中小镇在辛亥革命后服装的变化有些叫人啼笑皆非：“那时，大家把辛亥革命称为光复，意思是兴汉灭清。男的一般装束是用黑绫子、黑纱帕包头，后头吊半截，说是给崇祯皇帝戴孝……有些人由于头脑冬烘，又缺乏历史知识，就用川剧舞台上的戏装，把自己打扮起来，穿员外和小生服装的都有，自以为这是恢复汉制。”
  
  八十年后，杨朝熙撰写自传，记录下这段童年回忆。这时他使用的名字是沙汀。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和沈心工创作的学堂乐歌《黄河》在中国传唱十多年后，清朝的黄龙旗已经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而换成五色旗，但国家积弱已久，主权被践踏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却不能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强占的领土，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接管青岛。1919年5月4日，消息传回国内，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集会，最终形成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
  
  这一年，15岁的沙汀听从舅舅的意见，不在川西小镇读私塾，准备去省会成都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23岁的茅盾从北京大学肄业后，加入商务印书馆，已经完成10本书籍的编辑。
  
  19岁的冰心考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就在她身边发生的五四运动引导她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
  
  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学成归国两年的胡适，这时已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名震天下的青年教授，正在开始撰写《中国古代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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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5 23:43:02 李三金

  四、从军
  
  关于1900年，也就是旧历庚子年经历的那场战争，冯玉祥直到34年后才正式记录下来，当时他担任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冯玉祥赋闲居住在山东泰山脚下。应《良友》杂志之约，冯玉祥写下了回忆录《我的入伍前后》。
  
  根据冯玉祥的记载，那一年他17岁，在驻守保定的淮军里当一名小兵已经四年了。淮军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组建的军队，曾经在击败太平天国和捻军时起过关键作用。一开始，冯玉祥所在的军队要去山东镇压义和团，当时义和团焚烧教堂，仇杀洋人，毁电线，拆铁路，号称有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但是西方列强组织的八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后，精良的装备迅速决定了战局的发展，义和团和清军纷纷溃败，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天津北京。冯玉祥所在的淮军还没有见到对手，就已经被溃军冲散，彻底失去了战斗力。八国联军不费枪弹，占据保定，联军统帅瓦德西进驻保定府。皇宫里美国人骑着毛驴打马球，闹市上监斩义和团的居然是英国人，人头被当作战利品拿来炫耀。庚子年两年之后，在当时新式学堂的乐歌课上，已经有关于那场战争的歌曲传唱。
  
  汽车电线中途梗，妖拳满帝京，教堂烧已尽，使馆围攻武卫营。大沽敌舰炮齐鸣，长驱八国兵。宫廷鼎沸，惨杀横施，燕云市血腥。警报中宵紧，乘舆飞鞍向西行，何以排外，何以交邻，吾党何日醒。
  
  学堂里传唱的这首《义和团》，是记录古老中国受到列强凌辱的组歌《何日醒》中的一首。这些歌曲由归国留学生带来，大多采用欧美和日本的曲调，填词文白兼用，其中有不少记录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对唤醒民众的紧迫感。
  
  上个世纪初的保定府是北京和天津的门户，驻有重兵把守。大量的流民和军队家属围绕在军营周围，形成许多混乱破败的村镇。少年冯玉祥所在的淮军久未经过战事，战斗力极差，军队只是一个讨口饭吃的卑微职业，缺乏训练，观念和管理落后。经历庚子年的战乱后，冯玉祥决定成为一名好战士，每天独自坚持出操，勤奋练习，结果招来别人的嘲笑，叫他“外国点心”。
  
  34年后，冯玉祥在《良友》杂志里写道：“他们说我早晚要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先用洋药丸崩死我。我听说之后，我说那好极了，我正愿意叫外国人打死我！我因为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叫外人打死了，我觉得是最荣幸的事！”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庚子年拳变之前两年，戊戌变法流产，古老的中国试图和现代社会接轨的努力失败，百日维新的领导人梁启超逃亡到日本。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没有了尚武精神，是导致屡屡受到列强欺辱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对各级学校实行军事训练，以军人的爱国尚武精神培养学生，以军队的组织方式组织社会，以爱国心激励国民以抵御外侮。梁启超大声呼吁：中国向无军歌，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抑国运升沉所关也。随着现代教育进入中国，新式学堂里除开有了读书声，还传出雄壮的歌声。
  
  哥哥手巾好作旗，弟弟竹竿好坐马，邻家兄弟拿枪来，来到山中演兵队。山中处处皆大雪，路上无人飞鸟绝。北风刮面如剪刀，黑衣尽变白衣色。/ 我等不怕死，哪怕风与雪。哥哥你做司令官，快步慢步由你说。山中喇叭呜呜吹，山下人家把门开。山下人家你莫惊，我等不是外国兵，也非山中有盗贼，乃是学生冒雪来行军。将来替你打胜仗，保我中国四万万人人都安宁，四万万人人享太平。
  
  这首《雪中行军》就是鼓励青年学子尚武精神的学堂乐歌，一百年前，是最受欢迎的校园歌曲。学堂里大大小小的学生做体操，踢足球，打拳，跑步，强健身体。学堂成为开启民智，传播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据点，而推翻满清政府的风暴也开始酝酿。
  
  操场是湖州中学里最热闹的地方，学生们尽情的挥洒着他们的青春活力。这所现代化的高中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学生们都以在这里读书为荣。
  
  1909年，13岁的沈德鸿到离家百里外的湖州中学念书。当时的学校依山而建，是老牌新式学堂，在科举的年代，这里叫爱山书院，之后新建了几座洋房。幽静的校园，中西合璧的建筑，十几个同学共住一间寝室，都让初次离开家门的沈德鸿十分新鲜。
  
  但这里的体育课却让沈德鸿非常为难，当时湖州中学的校长十分重视体育，体育课有时成为军事训练。少年时代的沈德鸿个子小力气小，队列操，齐步走，要求扛着真枪，他还没有装上刺刀的步枪高，每次都是踉踉跄跄，最后只能拖着枪走，体育老师只好给他免了这些科目。校长这样做是有深意的，他希望通过体育课的军训来训练出一支真正的队伍，一旦革命爆发，这支学生军就能拉出去战斗。这是沈德鸿当时不了解的，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同学们都叫他“文学家”。在上个世纪初的风云际会中，他也的确没有成为军人，文学才是他的归宿，他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他的笔名——茅盾。
  
  茅盾苦于体育课军事训练的时候，投考桂林广西军事小学堂的却是人数众多，因为学校的督办是文武双全的蔡锷。蔡锷当时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正是新式军人的代表。广西陆军小学堂里教官大多都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模仿德国和日本的建制，师资优良，训练和管理都很严格，是当时最好的军校。
  
  换上西装后十分帅气的桂林农家子弟李宗仁，17岁时考入了这所学校。李宗仁晚年客居美国，在讲述自己最初的军旅生涯时，仍然颇为得意：“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做极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诨名叫李猛仔。”（《李宗仁回忆录》）
  
  天生就是好军人的李宗仁能感受到当年歌曲中描绘的从军之乐。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前敌时。枪林立，硝云涌，弹星驰。我军一鼓长志气。望敌营，白一色，片片是降旗，片片是降旗。
  
  《从军乐》这首学堂乐歌由梁启超填词，歌曲里的气息和广西陆军小学堂一样，充满勃勃朝气。而此时的军校里，反清的气氛越来越浓厚，李宗仁也加入了同盟会。他还记得入会时的细节：“为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时都要填具志愿书……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盟。我只把针向指头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愿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疼极了，仍然没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
  
  革命的发生总是突如其来。1911年10月10日，武昌传来消息，革命党发动了起义，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正在和南下的清军对峙。全国上下为之震惊。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沈岳焕才七岁，他生长的凤凰县城位于湖南西部的山区，那里民风剽悍，驻军众多，围绕县城的城墙，和大山里绵延数百公里的南方长城，是清代早年为了镇压苗人反叛而修筑的。沈岳焕的父亲早年在天津从军，八国联军攻破大沽口炮台时从乱军中侥幸逃生，之后投身于推翻满清的革命。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的一天晚上，沈岳焕发现家里的气氛与往日有了些不同，父亲和堂兄等人在堂屋里擦拭枪支大刀，脸上不像往日一样从容，有时轻声商量些什么事，有时又互相露出莫名其妙的微笑。其中一个人一会儿跑出门去一趟，又跑回来悄悄地说一阵。沈岳焕则在一旁好奇地偷看，数着他出门的次数，直到后来稀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沈岳焕发现家里的人都早早起身，父亲一个人坐在堂屋里他专用的太师椅上，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沈岳焕问起发生了什么，父亲才告诉他，造反打了败仗。昨晚，父亲和县里的革命党组织攻打县城，结果遭到镇压，攻城的部队全军覆没，死了上千人，衙门口堆放着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毛竹上挂着一串一串的耳朵。
  
  之后的屠杀持续了一个多月，清政府的军队随意抓来乡下的苗人，甚至围观看热闹的群众，在河滩上砍下脑袋。河边的尸首来不及掩埋，堆在一起常常有四五百具。多年后，他用沈从文的笔名描写童年的经历时写道：“现在却有那么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的东西。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士兵砍他们，有点疑心，意味着一定有了错误。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
  
  十月十号义旗扬，革命军队起武昌，霹雳一声江汉平，汉口汉阳树汉旌。各省闻风争相应，秦晋滇粤皆反正，江浙联军平金陵，大江以南无膻腥。/ 十七省代表，选举到江宁。元帅黄兴黎元洪，组织政府讨虏廷。虏廷闻之心胆惊。遣使求和到沪滨。和议不成战火紧，孙文归国民气振。共和元年元旦辰，孙大总统履任到南京。中央政府告成功，誓师北伐捣黄龙，黄龙指日平，四万万人人多安宁。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茅盾已经从湖州中学转学去了嘉兴，他后来得知，湖州中学的学生军在光复湖州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广西，李宗仁所在的陆军小学堂和桂林的旧军队发生冲突，被同学称为李猛仔的农家少年第一次持枪参加了实战。
  
  在河北滦县，冯玉祥和战友组织了滦州起义，响应武昌的革命，但是滦州起义很快失败。
  
  几个月后，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辛亥革命成功。
  
  1912年的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中华民国成立五年后，13岁的沈岳焕和当地许多少年一样，为了谋生到军队里当兵。从13岁到18岁的五年间，沈岳焕走遍沅江流域13个县大大小小无数的城镇和集市，参加过湘西各色各样地方军阀的军队。只是当年梁启超在《从军乐》中描写军队里朝气蓬勃的景象，沈岳焕从来没有见到。
  
  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仍然没有走出愚昧和落后，拥兵自重的军阀陷入更加惨烈的混战之中。在沈岳焕的湘西，他所见到的那些大大小小军阀中，有不少人是曾经接受过正规西方军事教育的留学生，但依然落入抽大烟，娶姨太太，横征暴敛的轮回中。五年的从军生涯，只是让沈岳焕看到无数让他感到麻木的杀戮，杀莫名的敌人，杀懵懂的百姓，杀身边的战友。
  
  沈岳焕厌倦了，所幸他喜欢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偏僻的湘西也有了一些来自大城市的报纸书籍。多年后他还在为自己庆幸：“因为读过些新书，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
  
  1922年，沈岳焕离开湘西去北京，他不想再当兵了。他为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沈从文。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在早期的学堂乐歌中，有一首来自欧洲的儿歌一直传唱至今，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场战争改写了它的身份。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6年，孙中山建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开始了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这首儿歌不变的旋律之下，又增添了革命和战斗的雄壮。
  
  1926年，35岁的李宗仁是广西省最高军事统帅，他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是北伐的主力部队。
  
  44岁的冯玉祥为了策应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在绥远省组建了国民革命联军，就任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
  
  30岁的茅盾在国民政府的宣传部，担任代理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这一年22岁的沈从文到北京四年了，仍然是一个没有学籍的穷学生，但在小说方面的尝试让他获得了对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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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5 23:45:01 李三金

  五、风气
  
  凌瑞棠用炭条在墙上画画的时候，几乎忘记自己是个孤独的小女孩。北京干面胡同的家实在太大，一个人在大宅院里溜达经常会迷路。她的父亲是清末翰林，1906年时正担任晚清王朝的直隶布政使。
  
  这是距今天100年前的一个下午，六岁的凌瑞棠看着西天的云霞，远处的屋顶，后花园雪白的墙壁，就捡起地上一根小炭条开始画画。妈妈是五个姨太太中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虽多，但大宅院的人情冷暖，即使是小女孩也能感受得到。
  
  凌瑞棠在墙上画山水，画动物和人，不知道过了多久，画得都不想停下来，直到把整面墙都画满了。她父亲发现了她的绘画天赋，并且请慈禧的宫廷御用女画师缪素筠给她当老师。从这以后，凌瑞棠才得到她父亲的宠爱。
  
  1906年凌瑞棠六岁，她是幸运的，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她的父亲甚至为她请了英语老师。上个世纪初，在溺死女婴现象还普遍存在的中国，女孩子受到现代教育的机会实在是很少，除教会女校外，全国只有女学生306名。
  
  26年后，凌瑞棠开始用英文撰写自己的童年回忆录《古韵》，这时她用的名字是凌叔华。
  
  在回忆录中，她写道：“爸爸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画家都很倨傲，他们绝少以画取悦于人。你若想将来当个大画家，必须记住，决不可画不想画的东西，画什么都要出乎真心，可不要以画取悦任何人，哪怕他是你爸爸。’” 这是凌叔华童年时代最开心的记忆。（《古韵The ancient melody》）
  
  凌叔华的《古韵》里还记录了大宅院里女孩子放风筝时的快乐：“北京春天的风有时凛冽刺骨，我记得有一次差点放了手中的线，风筝忽然显得重了，几乎把我拉起来。我感到自己好像成了一条咬钩的鱼。我大叫起来，又是兴奋，又是害怕。每当看到湛蓝的天空，枯黄的草地，一幅美丽的风筝放飞图便展现在眼前。”
  
  正二三月天气好，功课完毕放学早。春风和暖放纸鹞，长线向我爷娘要。爷娘对我微微笑，赞我功课做得好。与我麻线多少，放到青天一样高。
  
  这时的新式学堂里，已经开始传出像《纸鹞》这样的学堂乐歌，这种文白夹杂的歌曲由那些在国外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留学生带回国，往往采用西方歌曲的曲调，填写的歌词内容涉及到一百年前的学堂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西湖的烟雨如同淡淡的哀愁，笼罩着一片湖水和远远近近的山林。清明是中国农历的重要节气，清明节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清明又是民间传统的节日，中国人习惯在清明前后拜祭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春雨的西湖边，安葬着一百年前著名的女留学生秋瑾。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1904年，秋瑾挣脱家庭的束缚，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两年后，回到上海的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批判压迫妇女的封建伦理观念和礼俗。报纸只办了两期就被满清政府停刊，而秋瑾填写的学堂乐歌《勉女权》就刊登在第二期上，歌词中第一次提到了男女平权天赋就。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勉女权》，1907年，秋谨填词。）
  
  1907年，秋瑾组织发动了安庆起义，失败后被捕遇难，年仅三十岁。
  
  1911年，和凌叔华同岁的谢婉莹随全家从烟台回到老家福州。闽江边的故乡一年到头绿意盎然，这让一直在渤海边长大的谢婉莹十分惊喜，更让她记忆深刻的是故乡大脚女人：“满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些健美的农妇，她们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得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样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东西，健步如飞。” （《故乡的风采》1990年）。
  
  很多年以后，谢婉莹才意识到家乡的这个传统给她带来了一生的好处，父亲没有让女儿缠小脚，家庭的开明和家乡的纯朴，让儿时的谢婉莹健康而快乐。
  
  谢婉莹家的宅子地处福州市中心，但安静舒适，从大人们的闲谈中，谢婉莹发现，宅子原来的主人故去不过一年，大家对他的死讳莫如深。直到后来，谢婉莹才知道，他就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党人林觉民。
  
  一年前，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广州起义中，福州林家子弟遇难的有十几个，其中林觉民最为著名。在他写给妻子的遗书里，林觉民回忆和妻子陈意映在福州宅子里的生活，信中的款款深情和对女性的尊重催人泪下，而遗书里为革命献身的勇气和决心更是让人敬重。这让童年的谢婉莹早早知道了革命风暴的来临。
  
  谢婉莹回到福州老家的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一些中国现代音乐的启蒙者根据民歌《梳妆台》的曲调填写了学堂乐歌，歌唱投身起义的女革命军。
  
  女革命，志灭清，屏弃那粉黛去当兵。誓将胡儿来杀尽，五种族，合大群，俾将来做个共和民。
  
  女革命，武艺精，肩负那快枪操练勤。步伐整齐人钦敬，联合军，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从征。
  
  （《女革命军》，1912年，华航琛根据民歌《梳妆台》填词。和《缠脚的苦》同曲调。）
  
  随后，新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可以男女同校，倡导、鼓励女子教育，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相继兴起。到了1915年，女校中的学生数量已经增加到180949名。
  
  辛亥革命胜利的那一年，12岁的谢婉莹也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院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多年以后，谢婉莹以冰心的笔名闻名于世，她还记得学校的模样：“福州女师是一所很大的旧家宅第，我记得我们的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之间。”（《我的故乡》1979年）
  
  和谢婉莹同班的同学林淑柏毕业以后留校任教，从她和学生的合影中，还能看到当时福州女师的风范。百年前的女子师范学院经常有着独特的意义，一些想要摆脱封建家庭束缚，争取在社会上自立的现代女性，往往把女师当作避风港。从师范毕业后，可以当老师，这是女子当时被认可的为数不多的职业，经济上独立了，才可能在社会上自立。
  
  谢婉莹回到福建老家的时候，遥远的湖南洞庭湖边，7岁的蒋冰之和妈妈余曼贞一起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蒋家本是当地的望族，蒋冰之的父亲早逝，母女俩离开家庭独立生活。33岁的余曼贞是常德女师年龄最大的学生，蒋冰之就读学校的幼稚园，母女同校在当时的常德曾轰动一时。
  
  蒋冰之后来广为人知的是她的笔名丁玲。在她的回忆中，从刚记事的童年的开始，她就跟随母亲在各地的女子师范学校求学，从临澧到常德，再从长沙到桃源。所幸母亲结识了一些同样是从封建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女性，其中就有后来的共产党妇女领袖向警予。虽然颠沛流离，也经常经济拮据，但母亲和她的朋友们让蒋冰之知道了女性独立自主的价值，母亲和向警予，以及和母亲同龄的女烈士秋瑾，都成为她人生之路开始时的楷模，秋谨填词的学堂乐歌《勉女权》也一直回响在她以后生活的旋律中。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自由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这样飘泊了七年，1918年，十四岁的蒋冰之小学毕业，考上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离开妈妈到外面去求学，从此开始了一生的漂泊之旅。从小县城到省城，再到上海、北京，当她遭遇坎坷，身心疲惫的时候，在家乡小学当校长的妈妈永远是她坚强的后盾。
  
  蒋冰之后来走上写作的道路，女性在这个乱世的抗争一直都是她小说的主要题材，她还用母亲余曼贞的名字和故事写作了一篇小说《母亲》。
  
  蒋冰之独自浪迹天涯的时候，鼓浪屿海边比她大三岁的林巧稚也正在筹划自己的未来。1920年，林巧稚快要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
  
  鼓浪屿位于厦门的东南，是一座面积不过四平方公里的小岛，但也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文明影响的地区之一。岛上的西洋建筑随处可见，既有西方国家的公使馆、商会，也有华侨返乡后修的别墅。
  
  岛上的球场几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足球场，由欧洲来的水手在二十世纪初建成使用。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鼓浪屿上已经有从国外来的传教士传播福音，岛上信教的人很多。林巧稚家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小家里就用英文会话。她就读的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也有浓郁的教会学校气息，学校的课程中，英语占用的课时最多，还有不少要练习动手能力的生物课、手工课。
  
  和所有的新式学堂一样，厦门女师很注重体育，学校里有专门写给女子用的学堂乐歌《体操》。
  
  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我们不要。我既要我学问好，我又要我身体好。操操二十世纪中，我辈也英豪。
  
  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我们不要。弗怕白人那样高，弗忧黄人那样小。操操二十世纪中，我辈也英豪。/
  
  娇娇这个好名词，决计我们不要。我头顶天天起高，我脚立地地不摇。操操二十世纪中，我辈也英豪。
  
  林巧稚虽然身材不高，但很喜欢打篮球，她训练刻苦，跑动灵活，是学校球队的队长。民国成立后，学堂里大大小小的女生们都开始了体育锻炼，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有健全的人格。
  
  快要毕业了，同学们有时会聚在一起议论去哪个国家留学，也有人准备提亲出嫁的事。林巧稚的成绩在全年级排名第一，学校在她毕业前就已经让她给初中代课，留校任教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林巧稚还有别的打算，她想要报考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惟一一所具备国际水准的医学院，每年只在全国招生25名。
  
  这是林巧稚第一次出远门，以前她最远只去过厦门，她在鼓浪屿出生，在鼓浪屿长大。从家里去上海考试要坐船走海路，厦门、鼓浪屿和地平线逐次消失，再往前就只有茫茫大海。
  
  上海，和鼓浪屿不一样的地方。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家境清贫的人家不可能把女孩送到学校上学。事实上，像上海这样务实的城市里，一些富家弟子以娶中西女中毕业的西方式“淑女”做妻子为荣，富家小姐们也乐意进入贵族化的女子中学待价而沽。
  
  上海的弄堂里还有这样的童谣：娇娇女学生，金丝边眼镜，一双皮鞋簇簇新。头戴盘龙结，身穿白绣衣，一朵鲜花插胸襟。风头真出足，闹市常徜徉，要吊膀子霞飞路。
  
  1921年秋天，林巧稚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她漫长的从医生涯中，一共接生了数万名新生儿，成为中国妇产科的重要开拓者。林巧稚终生未嫁，却被视为妇女儿童的保护神。
  
  也是在这一年，冰心就读于北京的燕京大学，她的小说和散文已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1929年与著名学者吴文藻结合，生育了两个孩子，一起度过漫长而幸福的56年。冰心的两个孩子都是由林巧稚接生。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班，和冰心成为同班同学。1927年与著名学者，原武汉大学校长陈西滢结合，生育了一个孩子。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凌叔华是与冰心齐名的现代女作家。
  
  1921年丁玲为了解除包办婚姻，彻底和家庭决裂，第二年前往上海求学。丁玲一生坎坷，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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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05 23:50:24 李三金

  六、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西湖边杨柳依依，水波滟滟，没有比西湖更合适送别的场景了。1918年的春天，38岁的李叔同雇了一条小船，离开东岸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的日本妻子闻讯赶来送别。十年前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应该也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这次李叔同要去的地方并不远，只不过是南岸的虎跑寺，但这已经是最后的告别，李叔同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
  
  李叔同把手表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
  
  五年前，李叔同在杭州填写的《送别》这首学堂乐歌，在五年后成为他自己离开时最合适的注脚。
  
  15年前李叔同接触到学堂乐歌，当时他是从天津到上海来的翩翩浊世公子。和北方的开阔荒凉不同，清代末年的上海已经是十里洋场，万国风情，弯弯绕绕的街巷河道旁，西洋风格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游走其间的不仅有各地来的商贾名流，还有来自世界各国到东方来淘金的冒险家，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更让这座都市充满活力。凭借着诗书的才华，弱冠之年的李叔同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的名士，用他自己的诗句说是“二十文章惊海内”。
  
  吸引李叔同的还有更新更有趣的东西。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清代末年，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带回从西方学来的新式教育理念，现代音乐教育也就此在中国萌芽。1903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里传出来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乐歌课老师沈心工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在借用日本儿歌《手戏》曲调的同时，已经对原曲做了创造性地改编。
  
  这首歌很快从学堂传唱到街头巷尾，对新的艺术形式有着天生敏感的李叔同记录道：“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把欧美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填上中国的诗词，一些和李叔同一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尝试创作学堂乐歌，寄托学习现代文明的紧迫感，和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
  
  1906年年初，李叔同来到日本。二十世纪初，像李叔同这样官宦世家的子弟，出洋留学算得上是时尚。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到创记录的八千人左右，其中官费生约两千八百人，其余大多数均为自费生。脱掉长袍马褂，剪去长辫，换上洋装和服，留一个三七分的西式发型，这是典型的留学生的打扮。能接触到的西方文明让李叔同如鱼得水，他的艺术才华在东京美术学校得到充分的发挥。李叔同也开始尝试创作学堂乐歌。
  
  从李叔同的水彩画和油画中，可以感受到他百年前得到新鲜知识时充沛的灵感，他创作的歌词也充满了青年时期李叔同诗文中常有的那种豪气，一切都像是启蒙时代告别闭关锁国和愚昧的欢歌。
  
  但是随着殖民主义的枪炮进入古老中国的，还有不平等条约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毁灭性的冲击。
  
  李叔同到日本求学的这年，十岁的沈德鸿看到了自己家纸店的衰落。浙江乌镇本来是水陆要冲，沈家的“泰兴昌”经营纸张簿本，兼营印字柜，用手工印刷描红纸，店铺的资产价值一千五百两银子。随着上海到杭州的铁路开通，从上海运来的机械化生产的洋纸让“泰兴昌”的生意日渐萧条。再加上沈德鸿的父亲身患骨结核，家里的生活越来越拮据。
  
  国民须用本国货，制衣须用本国货。土布坚良耐久着，洋布脆薄容易破。
  
  学堂乐歌中虽然有号召国民抵制洋货的歌曲，但沈家的纸店还是破产了，沈德鸿也不可能继承家业，成为江南小镇上的小店主。
  
  27年后，沈德鸿根据童年的生活，写作了一篇小说，描写了由繁华到萧条的江南集市，由小康而败落的林家铺子。小说《林家铺子》在1959年被搬上了银幕。这时沈德鸿使用的笔名叫茅盾。
  
  穿越了百年的时空，这首歌曲依然能打动人心。100年前，随着新学的兴起，培养受过现代教育的师资成为当务之急。1906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在原来的贡院落成。学校占地136亩，有二层教学楼7幢，可容纳千人，另有附属小学以及风雨操场等建筑物，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随后，新的国民政府彻底废除沿袭千年的科举制。从1904年到1914年，全国学堂的数量由4222所增加到32438所，学生人数则由1905年前的约26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约300万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也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4年秋天，16岁的乡下少年丰仁从浙江建德考入一师读书，在学校，他认识了艺术教师李叔同，这时他才知道，以前学唱的好多歌曲，原来就是这位老师创作的。丰仁对李叔同先生的最初印象是：“李先生高而消瘦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字来形容，大概差不多了。”
  
  丰仁入校的两年前，李叔同应校长经亨颐的邀请，到浙江一师担任美术和音乐老师。在来学校之前，他要求校长为每个学生准备一架风琴，绘画室石膏头像、画架也不能有缺少。经校长想尽办法，弄到大小风琴两百架，排满了学校礼堂四周、自修室和走廊。
  
  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李叔同的音乐创作也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春游》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分声部合唱歌曲。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荠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在李叔同的主持下，学校的艺术教育气氛十分浓厚，一师的画室里，第一次采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这和丰仁之前的职业期待大相径庭，选择艺术作为职业，在当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条好路。
  
  丰仁后来回忆：“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按照当时的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的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点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按丰仁考学的成绩，他可以选择去商业专科学校。照当时的观念，学堂里的学生毕业后，应该去从政、经商或者做学问。
  
  1913年，在浙江江苏的第一师范学校曾经有一次对学生的特殊测试，要求学生回答他们崇拜的人物是谁。结果在三百名学生中，崇拜孔孟的占三分之二，其他的则从诸葛亮到马丁?路德不等。其中孙中山排在孟子之后，得票十七，高中“探花”。
  
  丰仁到杭州上学的时候，广东梅州少年李惠堂随父母来到香港，当时他才10岁，身体还单薄得很。父亲希望李惠堂能成为一名商人，这的确是一个务实的想法。上个世纪初香港的港口里，停泊着悬挂各国国旗的商船，码头上西洋建筑风格的仓库中，堆积着发往世界各地的货物。但李惠堂的兴趣爱好和父亲对他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喜爱上了洋人带来的另一件东西，足球。
  
  20世纪初，香港已经有了职业足球联赛的雏形，这个洋玩意让李惠堂的少年时代充满了乐趣，也充满了和父亲的对抗。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足球，李惠堂只好用柚子当球光着脚丫子苦练，放学后李惠堂在球场上耽误的时间太多，回家经常连冷饭冷菜都吃不上。脾气暴躁的父亲知道后，少不了把不务正业的小球迷痛打一顿。但球场上的欢呼才是李惠堂想要的。李叔同创作的学堂乐歌《春郊赛跑》正能表达喜爱足球的少年人的心意。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
  
  十多年后，李惠堂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职业球员，代表中国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足球比赛。《良友》杂志社请他撰写文章时，李惠堂依然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自豪：“我虽然有了牢不可破的球癖，但是，在学生时代，我从未逃过一次学，而且从未有想着逃学的念头。我希望现在的家庭，不要学我从前的家庭管束过严，因为我恐怕能像我般不畏艰苦奋斗到底的小童，良心上说一句，一定不见得很多罢。”
  
  少年李惠堂迷恋足球时，在浙江一师，许多学生都受李叔同的感召而爱上艺术，刘质平和吴梦非最喜欢的是音乐。李叔同每周课外都单独辅导他们和声学及作曲法两次，学生们后来这样描述李叔同的温和而不失严厉：“我们的先生——他似乎是不吃饭的——早已静静的等候在那里。大风琴上的谱表与音栓都已安排妥贴，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而蹲踞着，在那里等候我们的到来。”
  
  秋去冬来，在李叔同和一师其他老师的努力下，杭州逐渐成为中国艺术教育的重镇。另一名学生曹聚仁并不喜欢音乐和美术，但他回忆在浙江一师上学时写道：“他作为我们的美术老师，不独他的艺术天才在我们眼前闪光，他的语默动止都感化了我们。我自知对于美术并不感兴趣，也曾经为他所鼓舞，发疯的一早起来唱音阶。”
  
  丰仁迷恋的是美术，这也和李叔同的言传身教分不开。一天晚上，丰仁到李叔同的房间里去汇报学习情况。当他汇报完毕正要退出的时候，李叔同叫住了他，并且用很轻但极认真的声音，和气地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这时的丰仁已经改名叫丰子恺，他后来回忆这个晚上给他一生带来的改变：“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1918年春天，李叔同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决定斩断俗世尘缘，皈依佛教。丰子恺和刘质平一起到虎跑寺为老师送别。
  
  在出家后的书信中，李叔同这样评价自己的教师生涯：“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
  
  1921年，李惠堂加入香港南华球会，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走出他传奇足球生涯的第一步。
  
  1918年，没有当成江南小店铺老板的茅盾从北京大学肄业，在商务印书馆找到一份当编辑的工作，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跋涉。
  
  1919年夏天，丰子恺毕业后，与浙江一师的校友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丰子恺担任美术教师，吴梦非和刘质平担任音乐老师，这是中国最早的艺术专科院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