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团本只能打一次吗:魏源唤醒了日本，唤不醒中国（图）

魏源唤醒了日本，唤不醒中国（图）

来源：人民网 《激荡中国海》 王佩云 著

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上门来，一时鸡飞狗跳乱了营，很是让大清国朝野上下惊慌失措了一些日子。一些敢于面对现实的国人及时站出来发声，沉睡的中国，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外边的世界了。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踏上充军发配的戍途，想得最多的不是个人的坎坷，而是蒙受英国凌辱的国家和人民。他在实战中发现了东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认识到英吉利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这是器不如人；英吉利人放炮，如内地放排枪，连声不断，而我放一炮后，充填火药辗转移时才能再放一炮，这是技不如人。他痛定思痛，再次感觉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临行前将《四洲志》所有资料交付与其志同道合的魏源，供其撰写《海国图志》参考，继续鼓呼“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湖南隆回人，在其老家世居的金坛乡还有保存尚属完好的故居，参观者进入土坯围墙可以看到堂前数副醒目的楹联，其中有“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表达此公一生的志趣。据说，他7岁从塾师刘之纲、魏辅邦读经学史，常苦读至深夜，几乎是日课、夜课连轴转。刚满9岁那年，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一个画有“太极图”的茶杯，以“杯中含太极”嘱对下联，这位小童生摸了摸母亲塞在怀中给他当午饭的两个麦饼，立刻稚声回答，“腹内孕乾坤”，当场惊倒主考、副考及所有监考官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魏源进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在定海保卫战中帮着筹划战事，并到前线亲自审讯俘虏，了解敌军内情。裕谦死后，他见清政府软弱无能，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与友人徐继畲、龚自珍等立志著述，针对这场战争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探索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1842年，他着手编著《海国图志》，从西方人士撰写的《地理备考》、《合众国志》等书中采集材料，详细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及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状况，还包括四季寒暑图、日月蚀图等等。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首次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大清国为世界中心的史地观念，输入了五大洲、四大洋等新的世界史地概念，称得上是一部世界知识大全，拓宽了国人的视野。
    从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还能看出作者本人的思想发展脉络。最初，魏源推崇的是西方技术，“以彼长技，御彼长技”。他自问：英吉利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盘算着将其财富攫为己有，这本事究竟从何而来？随即自答：“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功，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挟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势，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绝非偶然”。他因此吁请朝廷在广州开办造船厂、火器局各一所，各地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造船、造械，听其自用或出售。此后的探索，进而让他朦胧觉出西方国家制度和社会文明方面的一些优势，《海国图志》征引诸多外国书籍的材料，涉及到了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他还要求尽快冲破封关锁国的禁锢，放手引进西方切实可用的先进物事。他在书中慷慨道：“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点：“《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福建人徐继畲的《瀛怀志略》，乃《海国图志》的姊妹篇。此书根据所收集到的海外出版的地图和书籍，也给清代被窒息的社会吹进一股新鲜活泼的新风。书中说到欧罗巴诸国，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港口码头，既是当地人都善于操舟的缘故，也是因为国家大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尽力而为之也”。这是公开对欧洲国家进行海洋贸易的赞颂，也是对明、清两朝严厉禁海的公开批评。书中还特别介绍了伦敦的“公会所”，实际就是英国早期的议会，其中提到的“爵房”和“乡绅房”，也就是上议院和下议院。并具体描述凡国有大事，国王告诉首相，首相告诉“爵房”，由其聚众公议，参照条例，决定可行不可行，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后再施行，“否则寝其事忽论”。这已经涉及到了社会制度层面的议题，虽然有些模糊，还算得其要旨。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应是难能可贵了。
    然而，英国人的隆隆炮声并没有真正震醒沉睡的中国，魏源、徐继畲等人的黄钟大吕也难以振聋发聩。清政府庞大的官僚集团只在鸦片战争期间惶恐了那么一阵子，时过境迁，一切又故态复萌，继续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道光皇帝此时只是稍稍觉得英吉利人言而无信，说话不算话，双方签订的条约明明规定是“五口通商”，而“红毛英吉利”的两艘三桅船竟擅自驶入山东荣成、文登、福山等处海岸停泊，还指使花钱雇来的奸民登岸散发传单，欲与本地商民开展贸易，据当地官员禀报，“有越界私贩鸦片之嫌”。他派人去山东办交涉，两艘三桅洋船已向东南大洋驶去，瞭望无踪，也就作罢。还有英吉利人从印度进入西藏，要求在帕米尔高原“定界通商”，染指我西藏的金矿和盐矿。道光爷接到来自西藏的奏报，命琦善前往体察，“就近酌办”。琦善强调西藏雪域高寒之地，需等来年“四月青草方生之时”上路，一直赖在京师不肯动身，道光皇帝也听之任之。
    满朝文武大臣在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中，曾以为英国人打进来如同明朝倭寇登陆，必定到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大官小吏在劫难逃，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还搂着姨太太和金银匣子做了“玉石俱焚”的打算。后来看到这些高鼻子洋人忙来忙去大多是赔款、通商、开埠之类，于他们个人生命财产并无大碍，立刻松了一口气。有些达官贵人还渐渐品出英国人运来的洋烟色香味都强过国产土烟，洋人带来的鼻烟壶也让他们有了那么一点儿当绅士的感觉，在八大胡同露面的洋妞更让他们觉得开了“洋荤”，而洋人骑在国家脖子上拉屎撒尿的事，也就视而不见，或见惯不惊。什么这个条约那个条约，掏的都是国库的银子，于他们个人毫发无损，“干卿何事”。因此，《海国图志》和《瀛怀志略》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庸人自扰，吃饱了撑的，谁都懒得搭理。更有一些顽固派指责魏源提倡学习西方长技，扰乱“祖宗成法”，乃“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魏源的朋友龚自珍，也是个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他曾积极支持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也曾提醒这位好友不妨学习夷人长技做好抗击英国坚船利炮的准备。魏源《海国图志》的刻本刚一问世，他就到处奔走呼号，向大小衙门和社会各界鼓吹，只差请歌星、舞星之类打广告了。可惜，那时的朝野上下谁都没有觉出中国有啥改变的必要，一石砸天天不应，泥牛入海无消息。中国拒绝来自大洋彼岸的滚滚浪涛，将神州大地阻隔成一潭死水，不是扔进几块石头就能激起波澜的。龚自珍摇头感慨“世人皆睡我独醒”，浅吟低唱“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可叹的是，龚自珍这么一位爱国志士，养了一个儿子龚橙，后来竟成了主动引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败类。龚橙在中国人讲究的“五伦”中，宣称除了沉鱼落雁的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疼不爱，故自号“半伦”。龚半伦虽有家学渊源，却生性狂傲、性喜空谈，世称狂士。他流落上海，放荡不羁，挥霍狎妓，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靠了英国公使威托玛，从此吃喝嫖赌抽鸦片皆不犯愁，因而感激涕零，像狗一般忠诚于英国主子，叫他咬谁便咬谁。据《清朝野史大观》及《圆明园残毁考》记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龚半伦随英舰北上来到北京，将辫发盘到头顶，戴着洋人的贝雷帽，穿着洋人的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尽心尽力替英法联军卖命。他见英国人和法国人喜欢上了皇宫收藏的宝物，便引导英法联军进了圆明园，据说还抢先一步单骑突进，帮着英法主子掠取从乾隆爷开始积累在那里的珍宝重器。然后，英法强盗便点燃了那把震惊中外的大火。龚半伦，一个畸形社会的怪胎，让国人扼腕，也值得国人深思。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还有值得国人深思的，《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魏源这部书1854年翻译成日文，在该国竟如石破天惊，很快掀起一股《海国图志》热，呈现出朝野上下争相购读的场面。日本人还密切联系本国实际，学以致用，对改变该国命运的明治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寻求“防英夷之术”曾四处奔走，读了魏源的著作感慨道：“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史》中描述道：“横井下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梁启超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在大清国打开了缺口，被警醒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魏源等人在北京发出“开国主义”的呼号，得到呼应的不是自己的父母之邦，而是隔山隔水的东邻。中国长达数百年的禁海，把人的脑子都禁出毛病来了。
    “同治中兴”为何只是大清国的回光返照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到了慈禧当国，即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欲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沈葆桢、张之洞等。他们积极推行洋务运动，还发起过海防大筹议，连老佛爷也以少有的热情投身进来，君臣上下，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史称“同治中兴”。然满清朝廷仍是每况愈下，西方列强的宰割仍在变本加厉，民穷财尽的势头仍在蔓延。人们归结出一句话：“大清国气数已尽。”现在不妨探讨一下，这个充满神秘感的“气数”，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实质内容呢？
    海防、塞防之争，捉襟见肘的无奈
    大约就在康熙皇帝时而忙着迁界，时而嚷着禁海，努力把中国变成内陆国家之后不久，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出了个彼得，一门心思寻求走向海洋，并因此成了为俄国创造一段辉煌历史的彼得大帝。俄罗斯原本是个典型的内陆国，周边的海与洋都有别的大小国家隔着。尽管拥有1400万平方公里土地，也算是庞然大物，却因缺少出海口，严重阻碍工商业发展和农产品交换，经济长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还经常遭受波兰、土耳其等邻国欺负，内忧外患层出不穷。1689年，17岁的彼得登上沙皇的宝座，摊开俄罗斯地图，与群臣研究国家的出路何在。有高人指点，一是向北夺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是向南夺得黑海出海口，两者只需择其一，俄罗斯这盘棋便活了。小彼得一拍龙案，出海口多多益善，该要的都得要过来。
    他随即亲率规模庞大的团队出使西欧列国，从学习当造船工人做起，悉心观察、学习各类向海而兴的新生事物，回国之后便大刀阔斧搞改革。有史料说，他为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曾专门派人去大街小巷剪大老爷们老气横秋的络腮胡子，甚至征收过“胡须税”。而重中之重，是加强海上力量的建设，精心仿效西班牙和英国打造夺取海上霸权的舰队。他羽毛尚未完全丰满，就着手发动争夺出海口的战争，打到波罗的海岸边以后，就在刚夺得的一个小岛上，建设名为圣彼得堡的新都城，将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从莫斯科迁过来，那用意就在以此为圆心重新划定一个属于俄国的“大圆圈”。彼得大帝全力向西方扩张的时候，也没忘记向东方扩张，特别想要夺取中国的“不冻港”。他后来患了尿毒症，身子骨彻底垮下来，临终前还拟定任命维图斯?白令为勘察加考察队长的指令，并将海军统帅叫到身边，一字一句交代：“这几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想到过的那件事，过去因为忙于别的事而耽搁了，那就是打开经过冰岛到中国和印度的道路。”
    彼得及其继承者们，包括一个叫叶卡捷琳娜的厉害女人，先是蚕食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领土，当英国串通法国准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便趁火打劫，用一纸《瑷珲条约》，将黑龙江这条自古属于中国的内河变成了中俄两国的界河，前后鲸吞我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当英国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占领，虎视眈眈地盯住我们的西藏和新疆，老毛子发现了这个苗头，又迅速勒转马头与英国展开对新疆的争夺。该国因地利之便，就近驱使一个名叫阿古柏的武装头目抢先攻下吐鲁番和乌鲁木齐，随即直接出兵强占伊犁，大有将整个新疆从中国版图挖走的架势。清政府在新疆的驻军将领和办事大臣，全是满、蒙八旗贵族旧家，平时只把新疆当成销金窟，尽情挥霍朝廷饷银和从当地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物，边防大事从未认真过问，养民固边更是一窍不通。此时侵略者撒开蹄子铺天盖地而来，眼瞅着自己脑袋快要保不住了，一个个吓得尿了裤子，哭着嚷着逃奔京城，向慈禧老佛爷求救。
    然而，此时东南沿海同样形势严峻。两次鸦片战争大败亏输，吊足了所有西方国家吞噬中国的胃口，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不拉子，只要弄上几艘破军舰，随时都可以从虎门闯进来敲诈勒索一番。连这会儿还狗屁不是的小日本也看得眼馋，惦着跟在西方列强屁股后面分一杯羹，已经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一些熟知东南沿海情势的朝臣，极力呼吁加强海防迫在眉睫，片刻也耽搁不得。究竟应该赶紧拨银子加强塞防，还是赶紧拨银子加强海防？围绕这个题目，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朝廷官员一分为二，因此有了塞防派和海防派的一场大辩论。
    主张海防优先者，其代表人物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此人作为曾国藩的学生紧步老师后尘，领导淮军协同湘军剿灭了太平军及捻军，成为大清国的股肱之臣，一直奉旨在沿海重地保境安民，东南安危责任所系。他深切意识到海防空虚已经造成危机四伏，朝廷堪忧，他自身的命运也堪忧，振作海防已经刻不容缓。他也清楚眼下国家财力不济，海防、塞防“力难兼顾”，断然主张舍弃西北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他在朝堂上慷慨起来，说了一番极端过头的错话：“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
    积极主张急塞防所急者，有湖南巡抚王文韶，此公身处远离新疆的三湘腹地，却对西北边陲的危急存亡感同身受。他在朝堂上大声疾呼：“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他与李鸿章言辞交锋，说话也有些过头，海边既然已是百孔千疮的局面，可别再把西北内地也弄成这副模样，“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还有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动了取悦皇帝和两宫太后的心计，扯出“塞防”与“大清龙兴之地”的关系，强调东北那旮旯地近俄国，老毛子正得寸进尺，“祖宗发祥之地”岌岌可危，塞防理应重于海防。
    塞防派领袖是陕甘总督左宗棠，此公与新疆还有过一段历史情缘。那是他37岁时，尚在湖南老家赋闲读书，有幸与从新疆归来的林则徐在长沙相会。林则徐见到他，眼睛顿时一亮，深谈之后倍加信任，毅然将戍边新疆期间调查整理的相关资料，还有精心绘制的西北边境地图，都交给左宗棠。他含泪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已经深刻领会了林则徐的托付之重，此刻听了李鸿章弃西北保东南的论调，忍不住也在朝堂上慷而慨之。他针锋相对说：“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接着从国家安全角度进一步阐述：“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随即发出警告，“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后果不堪设想。
    左宗棠是有名的“湖南骡子”，脾气很倔，只要认准了的事非一办到底不可。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大清国风雨飘摇中崭露了头角，展现出治军和问政的卓越才干，很快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人物。连慈禧太后都认可，“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此时说话自然“一言九鼎”。他以64岁高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让人一路抬着口棺材，跟随他率领的6万湖湘子弟，赶赴新疆救急。左宗棠在那片土地上驰骋数年，终于在1881年迫使俄国人在《伊犁条约》上签字，收复了新疆被占领土，成了近代史上让国家、民族稍稍扬了一下眉，吐了一下气的民族英雄。
    如此一来，左宗棠与李鸿章的那场争论，似乎也一边倒了，社会舆论无不扬左贬李，有的还将两人海防、塞防的分歧上升至路线斗争的高度，坐实了李鸿章的卖国主义。其实，像中国这样西北背倚亚欧大陆、东南面临通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片海域，没有塞防不行，没有海防也不行。这道理李鸿章不会不懂，左宗棠也不会不懂。此前，左宗棠任职福建，就曾积极创办船厂，开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及海军人才，其海洋意识也一点不比李鸿章差。只是因为眼下国库空虚，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无法拿出银子同时应付来自陆、海两个方面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左、李各自所处位置不同，顾此难免失彼，这才有了“屁股决定脑袋”的分歧。说白了，海防、塞防之争乃是银子之争，钱非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
    拿俄国强占伊犁以后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来说，大清国总计男女人口2.76亿有余，谷、米3834万石（每石约合50公斤）左右，人口比上一年增加将近230万，谷、米反比上年减收近万石。这一年的国库收入，据户部奏报包括山东、河南、福建等处的地丁银，浙江、两淮及四川的税厘银、盐课银及海关洋税银，总共100余万两。这些都还是富庶之地，每年应该缴纳国库常例，却根本收不上来。朝廷颁旨几乎用了哀求的口吻，“当此需用孔亟”，“各该督抚等具有天良，无论如何为难，总当依限速解，力顾大局”；同时严词要挟，“倘借词诿卸，率请划抵截留，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指名严参”。这一年指望长芦、山东盐务生息银两，长芦欠解国库银80余万两，山东欠解国库银27万余两，都是“屡催未解”。而朝廷那时所欠的外债，笔者所见仅左宗棠同治六年（1867年）筹划赴陕甘饷银，一次向上海洋商借银120万两；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赴福建抗法，又业经允准借洋钱400万，看得出已经是靠借外债填补朝廷的窟窿。还有偿还列强的赔款，据同治十一年的记录，由陕西拨付奉还俄国的赔款，只能勉强应付前两年的欠账，本年的4万钱钞尚无着落，老毛子催得很急，经常跺着脚说“不得稍有迟缓”。
    因此，笔者以为今日回顾这段历史纠葛，该关注的并非海防、塞防你对我错，而是大清国在当时何以会穷到这个份上。记得在一本书上见到这样一个观点，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单看本国的农工商总产值不行，还得与同一时期别国的经济状况做比较才能准确定位。那时最值得一比的是英国，该国通过海洋既将鸦片等有害之物输入中国赚取白银，又将中国的茶叶、丝绸、大黄等紧俏物资输入欧洲大把赚取洋钱。仅茶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销量增加将近30倍；丝绸销售则为生丝取代，推动了欧洲丝织业发展，也让该国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而大清国自康熙以来，因严厉禁海阻止物畅其流，不但茶叶、生丝、大黄等紧俏产品之利流失了，还曾造成谷米价格严重下跌，一度出现“康熙萧条”。1775年左右，乾隆朝达到巅峰状态，国库积有白银739万两。至1796年乾隆退位，也因国计民生的窒息，耗尽了国库积存。到了道光时候，无论是禁海还是被迫开放海禁，都制约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健康发展，无法与西方国家保持积极的贸易平衡，财源枯竭到开始靠借外债过日子了。因此，左、李海、塞之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集中反映了禁海终于将中国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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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探索源自：http://www.northnews.cn/2011/0104/2708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