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私人老板开车怎么样:《我与丁玲五十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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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丁玲受诬
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们有来自各个解放区的,也有来自国统区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盖叫天等著名戏曲艺术家也出席了大会,并且为代表们演出。
1953年9月,丁玲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有个发言,题目叫《到群众中去落户》。那次文代会的前夕,有些文章谈到现在作家的问题、文学创作上的问题,着重在技术问题。丁玲的发言谈到技术是个问题,但根本的问题是生活问题,所以她提出来到群众中去落户。当时有人说,丁玲是唱反调。
前一时期《作家文摘》和《文汇报》都转载了这样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有矛盾。东总布胡同是中国作家协会,西总布胡同是《工人日报》社。东总布胡同要捧丁玲,西总布胡同要捧赵树理。周扬主持召开了一个调解会,一边出席五个人,东总布胡同出席会议的有丁玲、陈企霞、严文井等人,西总布胡同有《工人日报》社的社长、总编等人。结果达成了共识,以后谁也不要批评谁了。我看到了,这纯系胡编乱造,子虚乌有!《工人日报》是属于全国总工会的,《文艺报》是归中国作协管的,周扬能主持这样的会吗?丁玲从来也没有排挤赵树理,丁玲没有接触过赵树理时,以为他是农民出身,会不会有点狭隘?后来彼此很熟悉了,觉得他有很大长处,他的农村题材的东西写得很好,把农民写活了。丁玲对许多作家都能容纳,关系都处得很好,为什么她偏偏容不得赵树理?当时有个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寄给《文艺报》,陈企霞主张不登,还是丁玲坚持发表的。
丁玲回北京开完全国人大会议,紧接着就参加作协的批判会,开始是批判胡风,追查匿名信。事情是从一封密信引起的。
丁玲在开会之前看到过这个信,陈企霞有一天拿着这封信到我们家里来,当时我也在场,他把这个信拿给丁玲看,我们看了信的内容,都说,这是个文艺界的老同志写的,要不然他对情况怎么这么熟悉?而且我们觉得这些意见都不坏。陈企霞好像很高兴,问丁玲,你看这是谁写的?我们不知道内幕,只知道有这么一封信。就是从追查这封信谈起,会议开了两三天,就转到丁玲头上了。
回到家,丁玲说:“哎呀,你也不管我的事,你不知道会议上提的问题可高了。”我心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文艺界,周扬、丁玲都是处在主要位置上,人家都把你们当领导啊,你们之间有些意见,有些不调和的地方当然不好,对文艺工作有意见,当然是找你们两个人算账嘛,批评得严一点,要求高一点,那有什么呢?经过延安整风,没什么可怕的。所以我根本不管这事,她再说我也不在乎。但是丁玲可不这么看,她告诉我说,这个会好像不简单,她一回到北京,李伯钊就来封她的口。李伯钊和丁玲的关系很好,她佩服丁玲,也照顾丁玲,丁玲刚回来不久,李伯钊就来提醒她,说我跟你可没谈什么周扬的事。丁玲还告诉我,田间曾经跳海自杀,就是什刹海。我们想到,田间为什么要自杀,大概是因为他和胡风的关系呀,胡风在国统区办刊物,发表过他的诗,赞扬过他的诗。丁玲就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我们两人就想,怎么一下搞得这么厉害啊?
从丁玲挨整这事来讲,有些情况,是我看到李之琏的文章《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以后,才明白的。
明日请看: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