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英语四级百度云:谢冀亮:聂元梓回忆录(口述)——从狱中逃跑 无处申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5 17:57:44
从狱中逃跑 无处申诉--------------------------------------------------------------------------------
监禁中的成功逃跑
从1968年的10月,到1978年3月,我就一直处在被批斗被监管的状态之中,多次被隔离监禁。
不过,我并没有接受这样的不公正的命运。我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强加于我的相互矛盾的种种罪名拒绝接受,并且,我始终对此持鄙视的态度。
我认为,我虽然有错,而且错误很严重,这些我永远承认,永远检讨。但我没有犯罪。并且,我还有做对的事情。按照公安局七处预审员的说法,在制止“3.25”武斗事件上,我还立了一功呢。要是功过相抵,我的错误就更减轻了。因此,用这种非法的手段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甚至于剥夺我的生存权,是可耻的!在这种非法的、非人道的监禁中,我曾经两次逃跑出来,寻找申诉的机会。
1970年6月,从江西的干校押送回来,工、军宣队把我关在38楼,房间在一楼。到夏天的时候,监管我的人也怕热,他们把窗户留了一个缝,透气。天气炎热,精神倦怠,监管我的人也抵抗不住疲劳,乘他们睡着的时候,我就逃跑了。
逃跑成功,我是动了脑筋的。猫为什么跑起来无声无息?就是脚爪上有肉垫子,和人的脚丫子一样。我为了不惊动他们,是光着脚跑的。跑出去以后,才想到没有带鞋子出来,路面上扎脚扎得受不了,再一个,我想的路线,是不穿鞋子跑不了的。我想逃到哪里去呢?在颐和园和中央党校之间,有一条小横胡同,那里有一家老百姓,我以前曾经到她家里去过,跟他们认识,我就想逃到那一家去先躲避起来。可是,我现在光着脚,跑到人家家里,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在别人家里没有办法呆,我还是先回去,找机会第二次再逃吧。我回到房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发觉。可是,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了。我逃跑出去的唯一收获,是扔在信箱里一封信,平时他们看管得那么严,我根本没有通信的机会。信发出去,结果他们还是知道了,却未曾发觉我逃跑过,就问我是怎么把这封信寄出去的?我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我把这封信扔在地上,别的人拣到了,就给扔进邮筒里去了。
到了1977年年初,粉碎“四人帮”已经一段时间了,我还是被监管着。这时候,周林刚担任北大新一任党委书记(他同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到北大以后,我就要求跟他谈一次话,结果他根本没有理睬,还是袭用了迟群、谢静宜那一套,宣布过去对我作出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
这次,我是被关押在24楼,有两个人看着我,却没有人愿意听我申辩。
这样,无奈之下,我又逃跑了。时间是在1977年的春天。我选择的路线,是精心策划,动了脑筋的。我被关押的房间是里外间,外间住着监管我的人,我住在里间。里间是个拐角的房子,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南,一个朝西。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朝西的窗户有一个大阳台,阳台很长,连着几个房间,又通着楼道的门,从那个门就可以下楼了。我就跳窗户到了阳台上,轻手轻脚地从阳台走到楼道里,这时候,他们正在里屋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就以为我是跳楼了,没有想到,我这时正好是从楼道里下来逃走了。
北大有西门、南门、西南门、东门,周林把我隔离起来,是在24楼,离南校门很近,一进南门就是24楼。我想,要是他们发现了我逃跑,一定以为我是从南校门跑出去了。我就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往西校门走。西校门那里,靠近游泳池附近的假山,平常我都上过。那里的围墙很矮,小孩子们想不买票进游泳池,就都从那里翻过去。
从楼里走出来,我就往后面校园内走。我走的速度并不快。像平常散步的时候走路一样,挺胸慢步。路上自然会遇到许多人,但都没有理睬我,因为我的样子很平静。这一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找一双最合脚最便于走路的鞋子穿,衣服也很整齐,就从游泳池那里的矮墙跳出来逃跑了。那是在西校门附近。已经是深夜了,路上没有什么人,公共汽车也没有了,北风呼啸着,在树梢上发出凄厉的声响。夜色凄凉,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逃亡者。
两次逃跑,性质不同
我为什么要逃跑?我都是想要跑到外面,有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可是,这两次逃跑的性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是江青他们整我,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我和他们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的逃跑是一种反抗。第二次逃跑,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继续挨整。我是与“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是我也有做对的方面。我是先跟着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但后来我就不跟了,我又反对和抵制了中央文革那一帮人干的坏事。毛泽东的话,我也没有完全执行。总之,在“文革”中我是自动地不想“紧跟”了,请求退下来不干了,没有得到允许。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关领导不找我谈话,不分辨是非,把我一概当成坏人,整我,我跑出来,是想公开地在外边和他们讲理。在关押下,有关方面不允许我申辩,不允许我讲话,所以我要逃跑,我要讲话,我要申辩是非。
我跑出来干什么呢?我不是畏罪逃跑,我要说话,我要伸冤。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说话,不允许我讲理。我抵制“四人帮”的拉拢,违抗“四人帮”的旨意,“四人帮”就整我,搞得我无处说理。“四人帮”倒台了,我应该有说话的权利,我要讲明白,“文革”中我哪些事情是做错了的,哪些是作对了的,结果还是不让我讲,一棍子把我打到“四人帮”那里去,不是我的错误也得逼我承认,不允许我说话,不允许我申辩。我逃走了,想在外边与整我的人辩论。如果整我的人在报纸上随意公布歪曲事实的材料,我就进行申辩,写成传单撒出去。等我在国内实在呆不下去的时候,我再往国外跑,继续公布我在“文革”中的事实。现在我正在挨整,根本没有发言权。你说我怎么怎么坏,干了多少坏事,别人就相信我是个坏人。我跑出来,就是要想办法发表东西,说明事情的真相,要把历史的事实说清楚,不仅为我自己辩护,也要为跟我走而受到牵连遭受厄运的群众申辩。
寒夜茫茫何处栖身?
我准备到哪里去呢?我的计划是先在颐和园那里随便找一个门洞避避风,等到天亮,就在颐和园的汽车站等着开往郊区去的车,我孩子有一个同学,家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我想先住在他家,然后再往别的地方逃。
不过,我是没有想过要往国外逃的。因为我的孩子们都在国内,东一个西一个,特别是大胖,正在从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往天津调动工作。我孤身一人,按照政策,身边应该有一个孩子,大胖本来是应该留在北京的,可是,就是北京户口解决不了,留不下来,发配到湖北非常艰苦的一个油田去。正好天津有一个“华干”的同学当局长,他帮助把大胖从湖北调到天津来。现在我要是跑到国外,一定会影响大胖的调动的。还有,我要是往国外跑,一定要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现在他们人各东西,我自己一个人逃跑出去,一定会使他们受到株连。因此,我要跑的地方,就只能是在国内,但又必须是他们找不着的地方。
那一天我跑出来,风疾夜寒,本来想找个门洞墙角的避避风,可是天气太恶劣,太冷,我没有法子一直等待下去,我就想,换一个地方。我就去找王行慧(这一章中所提及的人名,我都做了必要的改动。聂元梓),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她是我姐姐的朋友,和我也比较熟。我就到语言学院,把她找出来。我知道她有一个地方,很隐秘,可以藏起来。到这时候,我的计划就乱了。情况总是比我想象的要糟糕许多!她说,咱俩先到北医三院,在那里避避风,等到天亮的时候,有了车,我领你到城里去,那儿我有一个熟人,可以在他那里呆下来。
从北大出来,我先是走到颐和园,又从颐和园走到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学院,然后又从语言学院走到北医三院,最少也步行走了八九里路。那时候,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得很,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关门闭户,闲人免入的,就是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到了夜间,仍然有民警或者工人民兵随时在候车室里进行盘查。只有医院,因为夜里也要接收病人,还有连夜在挂号处等着第二天挂号的人,阶级斗争的弦,在这里稍微可以放松一下,无处可去的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暂避一时。坐在三院的长条椅子上,我和王行慧说了一会儿话,惊魂甫定。这么多天来,我都是处在被人监控,连睡觉都得被人盯着的状态下,连和别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除了一个人孤寂无奈地面壁,就是听疾言厉色的呵斥声,整天提心吊胆,说一句话都要斟酌再三,生怕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不堪忍受却又不得不忍受。即使是此刻,深更半夜地坐在医院的走廊上,我都不敢放下心来,害怕被什么人认出来,害怕北大的人来看病发现我,王行慧就拿她的大衣把我蒙起来。当年我化装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狼狈过。
为了避免株连他人
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俩就进城去,到东单那里找孟照存。孟照存是党外人士,曾经给党做过一些情报工作,因此也受到了党的照顾。过去我与他有一些交往,他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我这时候的想法又回到了原先的考虑,我想在孟照存这里躲到天黑,还是到北京郊区,找我孩子的同学去。
没有想到,这一次找孟照存找坏了。
孟照存对我说,“现在这种形势,你不要乱逃,你逃出去,也会到处通缉你的。”
我说,“我要到我孩子的同学那里去。”
孟照存说,“你孩子的同学还是一个小孩子,随便一来就把你出卖了。”
我说,“那我就到刘义那里去吧。”
刘义在香山那里有一套房子,是我帮助他买的。这房子本来是我要买的,便宜极了,才一千块钱,一个大院子,五间北房,还有一棵香椿树。我本来想买的,刘义知道消息后,非常想要,我就让给他了。那是“四人帮”刚刚倒台时候的事情。那一阵,中央领导内部斗争得很紧张的时候,有几天没有人看管我,我从学校出来,找到西山农村,想找房子买,以便有需要的时候住在这里。当初我想买房子,还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姐姐说,共产党员是不允许买房子的。你买了房子,将来党知道了,那还得了?我说,那就以我表姐的名义买吧,她从河南来,在北京照顾我母亲。消息让刘义知道了,他硬要买,跟我说了许多理由,什么他和他爱人关系不好啦,他将来想和他的孩子一起生活啦,他的孩子户口在外地,在北京没有住处,在这里买一套房子,让他在这里住,我也可以常来啦,等等,我就让给他了。我无处可走的时候,就想到要住在齐一买的房子里躲避一阵,然后再到乡下去。他的孩子还没有来,香山的房子眼下没有人住。
孟照存就把刘义找来了。他们两人一商量,就坏事了。刘义是个胆小鬼,不敢收留我,孟照存也直打退堂鼓:“你要是逃亡在外,一定会受到通缉,我们这些接触过你的人,肯定会受到株连。你还是自己回去吧。”这个那个地说了一通。后来我仔细地考虑这件事,回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没有犯罪,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过“5.16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范围。我出来也没有准备往国外跑,我逃跑出来是为了申辩我的情况,是对抗不允许我说话、剥夺我为自己辩白的权利的行为,我并不怕监禁我。
另外一点,那时候“四人帮”已经倒台了。否则,我是坚决要走的。我想,现在是“四人帮”倒台了,这和我上一次光着脚跑出来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我逃跑了,会不会把我说成是与“四人帮”一伙的?那我更是长一百张嘴都说不清楚了。
当时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逃跑在外边,和整我的人斗争申辩;一是接受他们的关押,在监禁中斗争申辩。既然在外边申辩的路走不通,反正我确信我是无罪的,“文革”中的错误,谁人没有?我还有做对的呢,回去也没有关系。为了不牵连别人,我决定回学校去。
特殊的“上访者”
要回学校去,也得想个办法。北大已经知道我逃跑在外,现在我自己再回到学校,那我逃跑的过程,逃跑的目的,怎么交待过去,又怎么避免牵连到上面讲到的3个人呢?
考虑来考虑去,于是,我就故意地来到陶然亭公园对面的中央上访接待站,到那里去上访说,我现在是被非法地关押了,我本来是没有罪的,现在却把我关起来,我要求申诉这样,我就给自己的行为打了掩护,我不是畏罪逃跑,我是要逃跑出来向党中央申诉我的冤案。我是告状去了。从上访接待站出来,我就开始往回走。走到市委门口,我在那里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来人把我接回去。学校发现我逃跑了已经快20个小时了,正在焦急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向有关方面交待,一听我自己又打电话回来,连忙派人派车把我带回北大。
回到学校,他们还怕我逃跑,加强了看管。我呢,既然回来了,我就下了决心,不跑了。在监禁中继续斗争。
监禁中的成功逃跑
从1968年的10月,到1978年3月,我就一直处在被批斗被监管的状态之中,多次被隔离监禁。
不过,我并没有接受这样的不公正的命运。我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对强加于我的相互矛盾的种种罪名拒绝接受,并且,我始终对此持鄙视的态度。
我认为,我虽然有错,而且错误很严重,这些我永远承认,永远检讨。但我没有犯罪。并且,我还有做对的事情。按照公安局七处预审员的说法,在制止“3.25”武斗事件上,我还立了一功呢。要是功过相抵,我的错误就更减轻了。因此,用这种非法的手段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甚至于剥夺我的生存权,是可耻的!在这种非法的、非人道的监禁中,我曾经两次逃跑出来,寻找申诉的机会。
1970年6月,从江西的干校押送回来,工、军宣队把我关在38楼,房间在一楼。到夏天的时候,监管我的人也怕热,他们把窗户留了一个缝,透气。天气炎热,精神倦怠,监管我的人也抵抗不住疲劳,乘他们睡着的时候,我就逃跑了。
逃跑成功,我是动了脑筋的。猫为什么跑起来无声无息?就是脚爪上有肉垫子,和人的脚丫子一样。我为了不惊动他们,是光着脚跑的。跑出去以后,才想到没有带鞋子出来,路面上扎脚扎得受不了,再一个,我想的路线,是不穿鞋子跑不了的。我想逃到哪里去呢?在颐和园和中央党校之间,有一条小横胡同,那里有一家老百姓,我以前曾经到她家里去过,跟他们认识,我就想逃到那一家去先躲避起来。可是,我现在光着脚,跑到人家家里,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在别人家里没有办法呆,我还是先回去,找机会第二次再逃吧。我回到房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发觉。可是,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了。我逃跑出去的唯一收获,是扔在信箱里一封信,平时他们看管得那么严,我根本没有通信的机会。信发出去,结果他们还是知道了,却未曾发觉我逃跑过,就问我是怎么把这封信寄出去的?我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我把这封信扔在地上,别的人拣到了,就给扔进邮筒里去了。
到了1977年年初,粉碎“四人帮”已经一段时间了,我还是被监管着。这时候,周林刚担任北大新一任党委书记(他同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到北大以后,我就要求跟他谈一次话,结果他根本没有理睬,还是袭用了迟群、谢静宜那一套,宣布过去对我作出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
这次,我是被关押在24楼,有两个人看着我,却没有人愿意听我申辩。
这样,无奈之下,我又逃跑了。时间是在1977年的春天。我选择的路线,是精心策划,动了脑筋的。我被关押的房间是里外间,外间住着监管我的人,我住在里间。里间是个拐角的房子,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南,一个朝西。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朝西的窗户有一个大阳台,阳台很长,连着几个房间,又通着楼道的门,从那个门就可以下楼了。我就跳窗户到了阳台上,轻手轻脚地从阳台走到楼道里,这时候,他们正在里屋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就以为我是跳楼了,没有想到,我这时正好是从楼道里下来逃走了。
北大有西门、南门、西南门、东门,周林把我隔离起来,是在24楼,离南校门很近,一进南门就是24楼。我想,要是他们发现了我逃跑,一定以为我是从南校门跑出去了。我就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往西校门走。西校门那里,靠近游泳池附近的假山,平常我都上过。那里的围墙很矮,小孩子们想不买票进游泳池,就都从那里翻过去。
从楼里走出来,我就往后面校园内走。我走的速度并不快。像平常散步的时候走路一样,挺胸慢步。路上自然会遇到许多人,但都没有理睬我,因为我的样子很平静。这一次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找一双最合脚最便于走路的鞋子穿,衣服也很整齐,就从游泳池那里的矮墙跳出来逃跑了。那是在西校门附近。已经是深夜了,路上没有什么人,公共汽车也没有了,北风呼啸着,在树梢上发出凄厉的声响。夜色凄凉,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逃亡者。
两次逃跑,性质不同
我为什么要逃跑?我都是想要跑到外面,有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可是,这两次逃跑的性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是江青他们整我,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我和他们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的逃跑是一种反抗。第二次逃跑,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继续挨整。我是与“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是我也有做对的方面。我是先跟着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但后来我就不跟了,我又反对和抵制了中央文革那一帮人干的坏事。毛泽东的话,我也没有完全执行。总之,在“文革”中我是自动地不想“紧跟”了,请求退下来不干了,没有得到允许。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关领导不找我谈话,不分辨是非,把我一概当成坏人,整我,我跑出来,是想公开地在外边和他们讲理。在关押下,有关方面不允许我申辩,不允许我讲话,所以我要逃跑,我要讲话,我要申辩是非。
我跑出来干什么呢?我不是畏罪逃跑,我要说话,我要伸冤。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说话,不允许我讲理。我抵制“四人帮”的拉拢,违抗“四人帮”的旨意,“四人帮”就整我,搞得我无处说理。“四人帮”倒台了,我应该有说话的权利,我要讲明白,“文革”中我哪些事情是做错了的,哪些是作对了的,结果还是不让我讲,一棍子把我打到“四人帮”那里去,不是我的错误也得逼我承认,不允许我说话,不允许我申辩。我逃走了,想在外边与整我的人辩论。如果整我的人在报纸上随意公布歪曲事实的材料,我就进行申辩,写成传单撒出去。等我在国内实在呆不下去的时候,我再往国外跑,继续公布我在“文革”中的事实。现在我正在挨整,根本没有发言权。你说我怎么怎么坏,干了多少坏事,别人就相信我是个坏人。我跑出来,就是要想办法发表东西,说明事情的真相,要把历史的事实说清楚,不仅为我自己辩护,也要为跟我走而受到牵连遭受厄运的群众申辩。
寒夜茫茫何处栖身?
我准备到哪里去呢?我的计划是先在颐和园那里随便找一个门洞避避风,等到天亮,就在颐和园的汽车站等着开往郊区去的车,我孩子有一个同学,家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我想先住在他家,然后再往别的地方逃。
不过,我是没有想过要往国外逃的。因为我的孩子们都在国内,东一个西一个,特别是大胖,正在从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往天津调动工作。我孤身一人,按照政策,身边应该有一个孩子,大胖本来是应该留在北京的,可是,就是北京户口解决不了,留不下来,发配到湖北非常艰苦的一个油田去。正好天津有一个“华干”的同学当局长,他帮助把大胖从湖北调到天津来。现在我要是跑到国外,一定会影响大胖的调动的。还有,我要是往国外跑,一定要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现在他们人各东西,我自己一个人逃跑出去,一定会使他们受到株连。因此,我要跑的地方,就只能是在国内,但又必须是他们找不着的地方。
那一天我跑出来,风疾夜寒,本来想找个门洞墙角的避避风,可是天气太恶劣,太冷,我没有法子一直等待下去,我就想,换一个地方。我就去找王行慧(这一章中所提及的人名,我都做了必要的改动。聂元梓),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她是我姐姐的朋友,和我也比较熟。我就到语言学院,把她找出来。我知道她有一个地方,很隐秘,可以藏起来。到这时候,我的计划就乱了。情况总是比我想象的要糟糕许多!她说,咱俩先到北医三院,在那里避避风,等到天亮的时候,有了车,我领你到城里去,那儿我有一个熟人,可以在他那里呆下来。
从北大出来,我先是走到颐和园,又从颐和园走到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学院,然后又从语言学院走到北医三院,最少也步行走了八九里路。那时候,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得很,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关门闭户,闲人免入的,就是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到了夜间,仍然有民警或者工人民兵随时在候车室里进行盘查。只有医院,因为夜里也要接收病人,还有连夜在挂号处等着第二天挂号的人,阶级斗争的弦,在这里稍微可以放松一下,无处可去的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暂避一时。坐在三院的长条椅子上,我和王行慧说了一会儿话,惊魂甫定。这么多天来,我都是处在被人监控,连睡觉都得被人盯着的状态下,连和别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除了一个人孤寂无奈地面壁,就是听疾言厉色的呵斥声,整天提心吊胆,说一句话都要斟酌再三,生怕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不堪忍受却又不得不忍受。即使是此刻,深更半夜地坐在医院的走廊上,我都不敢放下心来,害怕被什么人认出来,害怕北大的人来看病发现我,王行慧就拿她的大衣把我蒙起来。当年我化装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狼狈过。
为了避免株连他人
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俩就进城去,到东单那里找孟照存。孟照存是党外人士,曾经给党做过一些情报工作,因此也受到了党的照顾。过去我与他有一些交往,他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我这时候的想法又回到了原先的考虑,我想在孟照存这里躲到天黑,还是到北京郊区,找我孩子的同学去。
没有想到,这一次找孟照存找坏了。
孟照存对我说,“现在这种形势,你不要乱逃,你逃出去,也会到处通缉你的。”
我说,“我要到我孩子的同学那里去。”
孟照存说,“你孩子的同学还是一个小孩子,随便一来就把你出卖了。”
我说,“那我就到刘义那里去吧。”
刘义在香山那里有一套房子,是我帮助他买的。这房子本来是我要买的,便宜极了,才一千块钱,一个大院子,五间北房,还有一棵香椿树。我本来想买的,刘义知道消息后,非常想要,我就让给他了。那是“四人帮”刚刚倒台时候的事情。那一阵,中央领导内部斗争得很紧张的时候,有几天没有人看管我,我从学校出来,找到西山农村,想找房子买,以便有需要的时候住在这里。当初我想买房子,还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姐姐说,共产党员是不允许买房子的。你买了房子,将来党知道了,那还得了?我说,那就以我表姐的名义买吧,她从河南来,在北京照顾我母亲。消息让刘义知道了,他硬要买,跟我说了许多理由,什么他和他爱人关系不好啦,他将来想和他的孩子一起生活啦,他的孩子户口在外地,在北京没有住处,在这里买一套房子,让他在这里住,我也可以常来啦,等等,我就让给他了。我无处可走的时候,就想到要住在齐一买的房子里躲避一阵,然后再到乡下去。他的孩子还没有来,香山的房子眼下没有人住。
孟照存就把刘义找来了。他们两人一商量,就坏事了。刘义是个胆小鬼,不敢收留我,孟照存也直打退堂鼓:“你要是逃亡在外,一定会受到通缉,我们这些接触过你的人,肯定会受到株连。你还是自己回去吧。”这个那个地说了一通。后来我仔细地考虑这件事,回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没有犯罪,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过“5.16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范围。我出来也没有准备往国外跑,我逃跑出来是为了申辩我的情况,是对抗不允许我说话、剥夺我为自己辩白的权利的行为,我并不怕监禁我。
另外一点,那时候“四人帮”已经倒台了。否则,我是坚决要走的。我想,现在是“四人帮”倒台了,这和我上一次光着脚跑出来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我逃跑了,会不会把我说成是与“四人帮”一伙的?那我更是长一百张嘴都说不清楚了。
当时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逃跑在外边,和整我的人斗争申辩;一是接受他们的关押,在监禁中斗争申辩。既然在外边申辩的路走不通,反正我确信我是无罪的,“文革”中的错误,谁人没有?我还有做对的呢,回去也没有关系。为了不牵连别人,我决定回学校去。
特殊的“上访者”
要回学校去,也得想个办法。北大已经知道我逃跑在外,现在我自己再回到学校,那我逃跑的过程,逃跑的目的,怎么交待过去,又怎么避免牵连到上面讲到的3个人呢?
考虑来考虑去,于是,我就故意地来到陶然亭公园对面的中央上访接待站,到那里去上访说,我现在是被非法地关押了,我本来是没有罪的,现在却把我关起来,我要求申诉这样,我就给自己的行为打了掩护,我不是畏罪逃跑,我是要逃跑出来向党中央申诉我的冤案。我是告状去了。从上访接待站出来,我就开始往回走。走到市委门口,我在那里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来人把我接回去。学校发现我逃跑了已经快20个小时了,正在焦急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向有关方面交待,一听我自己又打电话回来,连忙派人派车把我带回北大。
回到学校,他们还怕我逃跑,加强了看管。我呢,既然回来了,我就下了决心,不跑了。在监禁中继续斗争。
《石壕吏》口述故事(问题内详)
李大钊在狱中的话(详)
为什么在韩国,刚从狱中出来要先去吃豆腐啊?
口述:我为什么要去韩国留学?(英文)
有那位知道安顿写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在哪里有连载可以看呢?谢谢了!!!
《狱中题壁》(谭嗣同的)的译文
小猪谜语:狱中言(3字贬称)
狱中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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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回忆录》哪里可以下载(bt)
什么是口述史学
原创谜语:艺妓回忆录(打一外国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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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回忆录》
口述作品怎么规定的?
《狱中连欢》的作者是( )和( ),选自(队)。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刘德华演的电影《监狱战场》和《狱中龙》?(语言要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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