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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文革”发迹梦
——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傅国涌

“文革”噩梦过去已经30年，“文@革”的幽灵仍然日夜缠绕着这个古老民族，挥之不去。后“文革”的权贵之所以对“文革”讳莫如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权力基础、权力运作方式和“文@革”并无不同，如果真的要清算“文@革”、彻底否定“文@革”，无异就是否定他们自己，至今讨论“文@革”在这片国土上还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文@革”十年间在政坛得势的大大小小的明星，曾几何时都已经暗淡无光，对他们而言，那些权势煊赫、颐指气使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他们只能在回忆录中重温旧梦，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是如此。这位曾叱咤上海滩、在这个超级大都市权倾十年的“文革”新贵，在晚年的余晖中遥望前尘，他对毛泽东操纵发动的“文革”，对那个不正常的专横的、可怕的权力体制，对他自己参与制造的民族灾难，没有一丝的反省和忏悔，他感叹的只是失去的荣华，悲吟的只是权力的失败，甚至对他奉若神明的上海帮帮主张春桥、姚文元们，他充满了感念之情，对他们的权术、阴谋多有肯定，对自己恰逢其时、挺身造反，从中共上海市委大院内部点火，并成功地登上权力舞台而庆幸，对此，直到生命的黄昏，他的内心还不无窃喜，这一切都流露在字里行间。

因为“文革”的发生，徐景贤从一个小小的市委写作组小头目平步青云，一夜之间成为上海滩霓虹灯下的显贵、红人，完成了从小鬼到神明的蜕变，官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张、姚、王先后进京，位居中枢的时光里，他实际上是上海的第一人。他的发迹，类似于近代以来混迹上海的各色人等一夜暴富，或由小流氓因缘机会而成大亨的故事，只是这里还有更大、更深的背景，有着更为复杂的权谋，其中混合着全民族长达多年的不幸与苦难，伴随着很多人生命的丧失、家庭的破碎，许多参与创建这个极权制度的元勋、功臣、英雄、卫生沦为阶下囚，甚至死无葬身之处，一句话，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他们发迹的背后，有许多人的血泪，他们的顶戴花翎是由人血染成的。
然而在一个权力没有约束，一切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几个卑鄙或不卑鄙的小人，因为皇帝的欣赏、提拔，一步登天，注定了长期成为许多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即使摔下来了，老实说也有不少人暗中羡慕他们的好运。在这里，权力毕竟是个神奇的东西，“鲜花、美酒、女人、尘土、王八、飞机、狗杂种，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围绕这个中心旋转，像肥肚子上肿胀的脂肪围绕着深陷的肚脐。”它仿佛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有了权力，你今生今世花天酒地，荣华富贵，享乐不尽；没有权力，你就是私生子，狗娘养的，谁都可以骂你打你，踹你一脚，唾你一口，死了也不得翻身，五官朝下。得到权力，不管你是偷来的，抢来的，拿老婆换来的，不管你是无赖白痴，杀人犯，骗子手，玩弄朋友的妻子者，你都可以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接受成百上千条舔你屁股的舌头”，“文革”给了某些人得到权力的机会，哪怕是他们权力舞台放逐之后，要想他们自我反思，对自己的那段历史有新的认知，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徐景贤的回忆，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在其他文革红人的回忆，我们也看不到。“文@革”是他们的好时光、好年成，是他们美丽的似水流年，只是流年苦短、好梦难留而已。

上海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因为租界的长期存在，在1949年以前的一百年中，上海滩头，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社会力量、外国势力并存，革命的、保守的、反动的、进步的、庸俗的、高尚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声音都可以这个东方都市栖身，这是近代工商业、对外贸易、金融、文化、新闻出版的中心，是流氓地痞和革命者都可以藏身、施展手段的地方，暴力、金钱、美女、权力……在黄浦江畔这方水土上，人们认的是武力为后盾的实力，是生杀予夺的大权，血缘、地缘的纽带扯断之后，到这里来寻生活，找出路的人们，已经不再有天理人情、旧时伦理法则、传统道德的束缚。换言之，这是一个近代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特别讲究实际利益的城市。1949年新的红色江山带来了新的规则，上海的主子变了，但上海人对世俗利益、人间权势的倾慕心态没有什么变化。一旦有机会，上海滩上总是风云滚滚。“四人帮”、徐景贤他们的应运而生是自然而然的。中共“十大”，一夜之间，一批工人在睡梦中被叫醒，飞机到了北京，已经是新当选的中央委员。这无疑比中头奖还有神奇的故事，却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遥想徐景贤在上海市委大院举旗“造反”之初，毛泽东曾对姚文元面授机宜，姚在北京通过长途电话告知他，毛泽东很欣赏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不无创造性的恶毒口号，比如“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毛欣赏这些口号的提法有区别，说了一个“好”字，那一天，毛生日还在和姚等碰杯时“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个电话让徐氏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在被恩准的范围内到处奔走相告。不久，他又接到张春桥的电话，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的提法，一定要用“打倒”，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他的每一步都是听“文革小组”张、姚以及幕后那只无所不能的大手指挥，这是典型的“奉旨造反”。整个“文革”，举国上下真正清醒地保持了独立判断的不过顾准等极个别人。绝不部分人或主动、或被动、或有意、或无意地被毛牵着鼻子走，即使自觉的造反实际上也陷入了“奉旨造反”的格局之中。这一点徐景贤也清楚，造反派可以造别人的反，决不能造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因为造反行动中权力分赃不均，上海几次向张春桥发难，都遭严厉处置就是证明。当然，更不能对操纵一切的毛泽东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更不要说造反了。
官方在1976年后对“文@革”的评价，总是说“文@革”是一些道德上的奸佞小人（代表人物是“四人帮”）欺骗了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忠臣们纷纷遭殃，个别像周恩来这样的大忠臣在艰难的处境中，与奸臣虚与委蛇，做了大量好事。周确实与“四人帮”有所不同，但为了维护他自己的既有权力，出于对毛泽东权谋的敬服和恐惧，十年间他几乎无条件地按毛说的一起去做，而且处处揣摩毛的心思、处处替毛着想。毛泽东提名不学无术、连徐景贤也看不起的王洪文当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时，李先念等都不吭气，许世友嘟囔说太年轻，是叶剑英这位“大事不糊涂”的老帅挺身而出，说：“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列举毛喜欢提的诸葛亮、孙策、周瑜的例子。并掉过头做许世友的工作：“我们这些当军长、师长的时候，有的还不到二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在他的说服下，这个名单才获得通过，在座的王本人已吓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当然还有周恩来的“鼎力相助”，王才能顺利当上这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准接班人。徐景贤获知，他本人之所以当上上海市委书记，还是周恩来提的名呢。周夫妇最后一次到上海，徐等“文革”新贵全程陪同，与周夫妇相处融洽。

在那个年代，事实上已分不出何谓忠、何谓奸。不光是传统的忠、奸二元划分太简单了，在极权社会里行不通，何况当时大家都坚决、无条件地崇拜、支持毛泽东，都在毛面前争宠，毛要打倒谁就打倒谁，大家一致同意，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从彭真、陶铸到刘少奇、邓小平再到林彪……没有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是到了毛要把自己打倒时才发现晚了。对于“四人帮”的得势，权力格局内并无什么抵触。所有人都是服从、相信、膜拜君临天下、和尚大伞的毛泽东，还有多少忠和奸可言？
                                              2006年4月19日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