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哥哥好姐姐 反思:中山大学校长: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中山大学校长: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核心观点
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之地”。它首先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并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大学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有很多种解答。而我想，建设大学精神应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前不久，在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之际，我给15位同仁颁发了中山大学首届“卓越服务奖”，感谢他们在学校连续服务超过50年的忠诚与辛劳。
这个奖项，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更深的一层考虑，是希望在中山大学建立起一种荣誉制度——这种荣誉不能带来晋升，也与金钱收益无关，而关乎忠诚，关乎坚持，关乎对所从事职业的专业精神，关乎人类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简单来说，就是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奖项，在大学构建一种文化精神。
与政府和企业不同，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之地”，首先应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并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大学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大学不仅仅是学者们的工作场所，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外界来说，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都有一定的精神感召力。当然，大学精神蕴含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表现在一个个故事里、一个个场合中，它的文化、精神功能是一个潜移默化，与时俱进，绵绵不绝的过程，只能靠我们慢慢去感悟。
这种精神虽不可捉摸，但可意会，它时刻在塑造着大学中每一个人，尤其是可塑性很强的青年学生。大学传承文化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营造氛围和学术性的教学，全面地塑造学生，培养出具有特定精神血脉的优秀人才，传承和创新人类的知识与文化，去更好地服务社会、引领社会。
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强调大学与国家、社会的紧密联系，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培养富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生，是我们的价值追求。而不断加强学生求知、求真、求善的道德感和贡献社会的使命感，闪耀着大学精神的光芒。 展涛 吉林大学校长核心观点
“培养模式创新”将是未来10年中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创新的难点与关键。我们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探索多样化的培养模式，为学生成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可能的选择
钱学森先生在晚年对中国教育的深深忧虑和思考，或许是这位大科学家留给我们最沉重的一笔“遗产”。这笔“遗产”让总理感到“很内疚”，让我们这些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们自责与反省，让国人触动与深思。
我作为一名大学管理者，面对这一“课题”有时会有这样的心态：一是觉得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所大学所能为的；二是觉得培养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这个目标似乎离我们还比较远，因而缺少一种直接的和现实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当然，这样的心态是错误的。中国的学生是一流的，这似乎是世界的公认。而拥有一流学生的大学在培养一流人才上能够大有作为，也必须大胆改革和探索。
从大学自身来讲，我以为培养杰出人才有三个方面是关键的，或者说是“必要条件”。
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没有一个统一模式，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探索多样化的培养模式，在学习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模式，为学生成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可能的选择。
我认为，在经历了10年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与调整之后，“培养模式创新”将是未来10年中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创新的难点与关键，也是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逐步形成自己“发展特色”与“成熟模式”的时期。模式创新决定我们能否培养出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多样化的“模式创新”之目的是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样化的选择，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有利于培育学生的批判思维，也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培养学生和每个人的批判思维。一个只会被动接受知识、只会相信书本和权威的人无法去创新，无法成为杰出人才；而一所在制度和环境上不鼓励批判精神、不鼓励挑战“权威”和“定论”的大学也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
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认识到这一点或许简单，但要做到却实在不易。如果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课堂教学、考试环节、考核评奖、教育方式、管理制度、大学文化，等等，需要改变和改革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能够作为的地方同样比比皆是。
激发学生和大学的创造激情。没有激情就没有创新，但在一个被浮躁与功利色彩笼罩的社会变革时代里，又该如何激发与呵护学生的创造激情，如何让我们的大学更具创新的激情，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探索的问题。
这确是一个难题，又是一个简单命题。它难，难在我们要改变自己、超越自我甚至是要超越社会的现实，还难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它简单，简单在不需要经费的投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既然激情对于培养杰出人才如此重要，我们要破解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最具“激情”？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那一次次忧虑而急切的追问应该是对我们所有人去不断创新的鞭策与激励。 朱清时：培养创新人才根本在于"去行政化" 开栏的话：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让钱学森先生一直忧思的问题既是对时代的追问，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求，我们活着的人必须认真思考、努力解答。今天起，我们请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求解“钱学森之问”核心观点
现在的校园文化被“权力通吃”严重扭曲、异化了，如果让教育行政化继续大行其道，无论设计的目标再好、管理体系再健全、规章制度再多，也难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顽疾
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改进教学方法、实施素质教育，但是都没有找准问题的根本症结——学校的严重行政化。
我原来在中国科技大学做了十年校长，一直在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如课程改革、招生模式改革、强调课外实践等等，但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我思来想去，觉得症结还是出在高校管理体制上。
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天天喊“培养创新人才”，但创新人才培养效果不是很理想。而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很少提什么“提高学生创新素质”，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创新、创业人才，还出了不少诺贝尔奖得主。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问题所在：这些名校的校园文化是崇尚真理、追求卓越，谁拥有真理谁就会得到尊敬，谁的创新理念好，谁就在学术和教育上有发言权。
在有的地方，确有“权力通吃”的现象：一个人只要掌了权、当了官，就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报院士、评教授、立课题、分房子，样样享受优先权。受此影响，一些教授和青年教师整天想着如何迎合上级，让领导满意，有的人甚至把学术研究当成当官的敲门砖。甚至在个别高校和地方还出现了十几个教授、博士竞聘一个处长岗位的怪事。
不是我国的学生素质低，也不是我们的教授、科研人员水平差，而是缺少创新人才培养的氛围和土壤。现在的校园文化被“权力通吃”扭曲了，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无论设计的目标再好、管理体系再健全、规章制度再多，也难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顽疾。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把高校的价值取向拉回到崇尚创新、追求卓越上来。我今年9月受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校去掉官帽子，让学术水平高的教授挺直腰杆子，说话有分量。
第二件事，是在招生上改变“一考定终身”、以分取人的做法。南方科技大学计划从明年起，从读完高二的学生中自主招生。我们有信心在高二的学生中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质量创新人才，让毕业的大学生凭自己的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让南方科大的文凭“香”起来。
如果我们的探索成功了，应试教育的坚冰就有望打破，钱老的遗愿就有望尽快实现。
(朱清时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创新，从敢于否定开始（新语·求解“钱学森之问”②） 沈向洋 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
核心观点
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真正做出成果来是相对较长、比较痛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培养一流创新人才，鼓励创新的氛围很重要。科研需要鼓励，甚至鼓励大家去犯一些错误，做一些看起来不太会成功的事情
科学大师钱学森静静地走了，但他留下的一句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成为留给我们的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
前不久，我的学生王嘉平的一篇论文获得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这篇论文即使放到世界上任何大学，都是最好的论文之一。他是由中国科学院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出来的，这是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一种探索。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计算机领域更是如此。
培养一流创新人才，要有鼓励创新的氛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做产品、做商业不一样，它是一种创新，是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科研能否成功，就是要看走到悬崖能不能再向前走一步。”要明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真正做出成果来是相对较长、比较痛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培养一流创新人才，鼓励创新的氛围很重要。科研需要鼓励，甚至鼓励大家去犯一些错误，做一些看起来不太会成功的事情。
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氛围是越来越好了。做世界一流的科研，不一定非要去美国，去麻省理工、斯坦福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就完全可以做到。
培养一流创新人才，敢于否定的精神非常重要。一旦下定决心进行研究，首先就要敢于否定别人的成果，并想一想：前人的成果有哪些是不对的，有什么方面可以改善，有什么地方可以加强。当然，培养这种批评精神的同时，更要培养自我批评、愿意接受批评的精神。中国的科研，也许是文化的原因，崇尚谦虚谨慎，对待别人成果以肯定居多，敢于否定的意识薄弱。其实，在科研和学术方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应该再加强一些。
现在，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令人满意，中国大学生的基本功很扎实，跟美国优秀学生相比，某些方面甚至更有优势。不过中国高校的研究生阶段教育还可以再加强些。要培养出一流的科研人员，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在大学期间引导学生往科研方向走，注重营造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氛围。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立志做科研，但至少要创造出引导他们、吸引他们的机会。
（本报记者倪光辉采访整理） 求解"钱学森之问" 教育不能"批量生产" 程方平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核心观点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
前不久，安徽11位教授给教育部长和全国教育界发出了一封题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近日，教育部作出回应，表示这个问题“特别宏大”，“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下一步会把杰出人才的培养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
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必须具有独立思考的品质、从实际出发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和求真欲望、善于发现问题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样的培养不能从高等学校才开始，中小学阶段就应该有意识地进行。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
哈佛大学曾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温总理在近期与北京教师代表座谈中明确提出，要“以人为本”。我个人理解，教育“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往“批量生产”的学校教育视学生为物品的一种理念变革。是尊重学习者、服务学习者、促进学习者可持续发展，为其终身受益的一种新兴教育的原则精神的体现。
当然，“以人为本”并非一味地顺从和迁就学习者率性而为，而应该是在原则正确、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地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个性优势，扬长避短，不断增强学习的信心和探索问题的兴趣与勇气。在此原则之下，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学习者仅有“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尊重、交流、换位、倾听和真诚的批评，并给其适当的锻炼和考验。
学生并不是教育单向的接收者，也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而是未来需要独立生存和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有学会生存的最低需要，也会有自我实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的远大理想。在“以人为本”的教育之后，杰出人才的培养比例一定会加大，因为在这样的教育中人类的诸多潜能将有可能和条件被更充分地开发。为此，针对现实的教育问题，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将是全方位和多元化的，不仅要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对家长、社会的要求也将提高。
仅靠书本学习和死记硬背很难培养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只有放手让学生去锻炼、实践、想象、怀疑、承担责任、甚至体验失败，杰出人才才能应运而生。
（本报记者陈星星整理）王义遒回应钱学森的担忧:教育不能扭转乾坤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
北大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回应钱学森的担忧：
本报记者 黄冲
接到钱老离世的消息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正在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的飞机上。
一路沉默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他把这篇文章以《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的题目在博客上发表，点击量已过11万。
中国青年报：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中国青年报：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中国青年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义遒：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我想，再过20年，局面会有很大变化，会产生更多杰出人才。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经济转型就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国青年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育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王义遒：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出“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钱江晚报：“钱学森之问”答易行难 据《新安晚报》报道，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钱老自己其实是有答案的。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办学模式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上个世纪30年代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鼓励与众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鼓励独一无二，而不是“泯然众人”——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理想，1929年，陈寅恪在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就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当下的大学，离这个理想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短视的实用主义教育盛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而仅仅是一个专业工具，连孔子所说“君子不器”也做不到；至于学术造假层出不穷，是实用主义教育的合理结果。
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成功”就是一切，不问手段，不问是否有利社会进步——很多社会乱象，不正是被这样的价值观鼓励、纵容而生的吗？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一代代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来，整个民族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将丧失殆尽。
类似“钱学森之问”这样的问题，其他人也不是没有提出来过，也许是人微言轻，不值得理会，现在由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提出来，分量自然不同，而且这也要等到钱老去世时提出来才显得悲壮、沉重，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