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台罪己诏

　　《轮台罪己诏》或《罪己诏》是汉武帝所写的一篇作品。也是早期皇帝反省自己罪过的文学作品之一。
　　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
　　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在轮台宫殿里下《罪己诏》：「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5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 历史上把“ 秦皇汉武” 并列确有道理， 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 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 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 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 动辄诛杀夷族， 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 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 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 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 还造30 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
　　以搜集甘露， 和玉屑饮之， 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 最终酿成“ 巫蛊之祸”， 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 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 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 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 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 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 诽谤罪”、“ 妖言罪”， 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 甚至发展到了“ 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 不敢说， 只是嘴唇动了动， 就被认为是“ 腹诽”（ 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 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 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 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 武帝去世前两年）， 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 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 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 ”“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 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 轮台罪己诏”。
　　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 罪己”，及时转弯， 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 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 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 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 罪己诏”， 公开检讨， 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 罪己”的目的是为了“ 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 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
　　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参考资料：王也扬-《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