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度因谢谢你:适应世界体系的中国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变化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偶看新闻时间：2024/10/03 07:28:30

中国崛起的模式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中评社讯╱题：适应世界体系的中国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变化　作者：武晓迪（北京），企业家、留美博士
．多数国际间对中国崛起的观察与分析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因素：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世界体系对各国发展的高度整合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及前冷战时代为人们熟知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崛起的生成条件。
．历史的发展表明经济一体化曾经改变过，而且还正在改变大国发展和崛起的规则。它不仅仅持续地降低新兴大国崛起的成本和加速他崛起的步伐，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大现行核心主导国试图在体系内推行霸权主义的代价。
．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特征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国家发展——崛起模式，实际上就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高速发展的创新模式。
．中国崛起模式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其重大的地缘政治含义就是中国与世界接轨和与世界体系相整合不等于要全盘西化。
传统思维的困惑
自1979年后, 近30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将中国跻身于世界经济政治大国的前列。美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3月初刊登的一篇文章惊叹道：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它承认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感到“困惑和不解”，中国的未来走势是“一个大谜团”。其实，中国的崛起不仅仅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感到惊奇，还促使他们力图探寻并弄清同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开启新的一轮权力争斗大循环？
无独有偶，中央电视台的《大国崛起》系列片，对近现代几百年间大国崛起引发的国际社会间惨烈争斗和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原有政治版图改变的描述也为国人留下了思索的空间。此外，这几年密集播出的大型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也无不巧合地揭示了中国王朝时代的崛起与政治版图变迁之间的关联。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明确无误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崛起”，然而在西方有关中国威胁的噪声此起彼伏，并随着中国崛起的提速而越发震耳。由于对中国地缘政治长程走势的困惑，我们周边某些国家也用敌意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
实际上，国际间的敌意与困惑不外乎都是用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和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参照历史上曾发生的事例来透视及预期中国的崛起——因为在历史上大国的崛起与威胁是一对孪生兄弟，而和平与崛起往往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但是，多数国际间对中国崛起的观察与分析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因素：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世界体系对各国发展的高度整合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及前冷战时代为人们熟知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崛起的生成条件。对中国感到“困惑和不解”恰恰说明传统理论与思维在急速变迁的世界中正在失去其指导作用。这正如一战、二战所带来的变化让当时许多大国的领导人及其学界的精英所始料不及，因为此前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政治学说不能完全解读战后世界的变化和作为制定大国外交政策和战略依据。在当今急剧变迁的时代，人们更需要用一种更广阔的思维，动态和客观地认知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
世界体系与大国的崛起
（1）世界体系
经济实力是构建大国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也是大国崛起的基础。现代大国经济实力的构建与兴衰无外乎都是在世界体系中完成的。所谓现代的世界体系就是广义上的一个由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异的主权国及地区参与的一体化世界交换体系。（美国学者沃伦斯坦将世界体系定义为“具有统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系统的一个整体”）人们所熟悉的WTO就是这一体系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当今这个体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统一市场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根据当代著名地缘政治学者约翰?阿格纽的解释，当代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六个方面：<1>世界体系是由单一世界市场组成，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直接使用而是为了交换以获取最佳利润及所需。<2>在世界体系中，国家间总是存在领土划分。这一全球单一的世界体系是由具有多样性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主权国家构成，他的基本结构和运转机制与历史上任何世界性帝国的单一政治经济结构完全不同。某一个核心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但无法最终全盘控制世界体系。<3>由于体系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主权国家，以及他们的发展程度和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又形成了核心与次边缘和边缘的三层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动态性特征决定了其成员在这一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位置的动态性：即边缘国家可以发展成为次边缘国、核心国家；而核心国存在走向衰落的可能。<4>世界经济体存在增长与衰退的循环周期。这一循环周期给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和三层地缘政治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与机遇。<5>文化差异、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不同导致各成员对世界体系的适应和接受程度各不相同。<6>世界上每一个地区与国家在世界体系演进的过程中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关联性。
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就是动态的，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一体化的过程。国内外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世界体系的雏形初始于16世纪，其全球规模形成于其后的几个世纪。在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一体化规模和力度呈超越历史极限的发展趋势。
（2）世界体系内大国的崛起
大国崛起的模式及行为在世界体系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不相同。这是因为世界系统的一体化发展关键性地影响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大国的发展模式；而大国的发展模式及其对世界体系的适应程度又决定性地影响着他崛起的模式、步伐及崛起后的行为。
在过去几百年间，大国的兴衰与海外的资源和市场密切相关。获取海外的资源与市场是一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构建实力和赶超他国的重要基础，也是传统地缘政治中大国争斗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在以商品经济为重要标志的世界体系初期发展阶段，对海外市场与资源的占有、对财富的原始积累、对大国地位的确立主要依赖于军事手段。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探险，荷兰的大型商船队，英、法、德的利炮坚船都无不关乎于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与资源。在一次次大国间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争斗中，世界行政版图、资源和市场随着王者的更替而重新划分。在新的基础上，某一国家的核心支配地位在一定时间内得以巩固和延续，势力范围得以扩大。正是这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特征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形态构建了人们熟知的近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政治学说的最根本物质基础。
然而，世界地缘政治的运行并不是一个固态模式。早期大国间为争夺市场与资源而进行的海外领土扩张、军事占领及殖民统治摧毁了欧洲之外农耕社会的壁垒，在客观上推进了世界单一市场的建立和生产方式的变革。20世纪核心国集团间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之间的冷战又以政治军事手段进一步铲平了世界一体化道路上的障碍。这些由核心国的行为直接影响的一体化进程都无情地深化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各个地区与世界体系的整合。世界体系在随后的发展又进而改变了原先各国与之相适应的条件和国家模式，包括对市场和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模式及规则。
我们看到在地缘政治中，世界体系一体化的每一轮重大发展之后都有一些国家崛起成为该体系的核心国；每一个核心主导国的崛起都代表了他与前期主导国不同的与世界体系相适应的联系方式和发展模式；而他们的崛起方式不同对世界的影响也各自不同。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对海外资源的直接掠夺；英国则是扩大殖民地和帝国版图以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和市场；而美国主要通过在全球推行荷兰人创建的现代金融制度和商业交换体系达到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开启了欧洲重商主义的时代；英国的崛起在全球掀起了工业化浪潮；美国的崛起推动了世界金融资本化体系和全球跨国工商业体系，以此促进了科技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
历史表明，这些国家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发展模式顺应世界体系一体化阶段性的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得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向各自的核心主导国位置的转变。历史还证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由于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对各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整合在不断地深化，大国崛起的步伐也在加速：英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问鼎世界霸主，而美国仅用了120年就完成了这一目标，尽管他们都没能成为农耕时代统意义上的世界帝国。很明显，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让大国兴衰的过程在不断缩短；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越快，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速度就越快。
不可否认，21世纪前大国的崛起与争夺世界体系核心主导国位置的战争密切相关。近现代史上几次重大战争的确催生了一些大国的崛起，特别是新的核心主导国的出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战争是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最终目的和必然保障。将战争或军事手段视为21世纪大国崛起的先决条件或必然结果无疑是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解读当代世界体系中大国行为的误区。其实在20世纪，世界大国的崛起和战争之间的相关性就比较以往有很大不同。例如，英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却走向了衰落；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的同盟而不是挑战者，但却最终坐上了英国全球霸主的位置。以军事实力和掌控的全球资源而论，战前的英国并不比美国逊色多少。但两国间的发展模式以及对世界体系变化的适应程度则各不相同：当英国人还在从事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实践时，美国人已经跨入进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和金融资本一体化的时代。客观公正地说，美国在上个世纪的最终崛起和他现在一国独大的地位与其在20世纪在全球推行包括建立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民主政治和去殖民化的努力密切相关。
尽管在历史上，新一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长足发展往往在战争后出现，我们发现当代世界体系的每一轮新的重大发展都对全球政治、文化、社会的多元性和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例如，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西方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非西方传统文明和民主政治的亚洲国家经济的崛起、以及苏东集团的解体都是20世纪一体化全面提速过程中的产物。这说明大国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曾是世界体系发展不完善的产物，而当代世界体系真正强调的是个体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当注意到，正是这些非经济因素构成了一个“国家间总是存在领土划分” 和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历史的发展表明经济一体化曾经改变过，而且还正在改变大国发展和崛起的规则。它不仅仅持续地降低新兴大国崛起的成本和加速他崛起的步伐，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大现行核心主导国试图在体系内推行霸权主义的代价。我们必须认识到，顺应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是行大国之道的重要关键。
中国在当代一体化世界中的崛起
中国崛起的能量积累始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当时正值于二战后西方去殖民化运动和世界体系边缘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初始期。但它向世界大国崛起的实力则主要通过改革开放、与世界体系全面整合后取得的。若以1979年为时间界定，21世纪初的中国用了短短的28年走完了许多西方大国上百年的路，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的快速崛起不单纯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产物，他首先是世界体系发展到现阶段的结果。由一体化直接或间接带来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使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世界交换系统一体化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至今的变化速度由于苏东集团的解体又超越了此前的任何阶段。例如， GATT/WTO缔约国从1948年成立时的23个发展到2006年的150多个；1948-1995只有124个区域贸易协定，而在1995-2006的11年间就新增了130个，多于过去47年的总和；WTO成员国的贸易额在2001年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额的90%以上；1980年对外贸易仅占中国GDP 的6%，现今则占到了40%左右，其中同WTO成员的贸易占到了85%。
世界体系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个积极参与一体化的国家不但可以享受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成果、行政与企业管理经验和成功模式，而且可以根据WTO的安排，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全球资源与市场共享。因此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其比较优势确立其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他财富的获取和国力的增长可较小地受限于疆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以及对资源的直接拥有。一体化发展也促使了世界地缘政治内涵的重大转型：全球资源与市场的享用和分配可以不像以往一样借助军事手段；所有国家无论强弱大小是可以通过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开放而达到和谐的发展。一体化正在让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以和平方式，跨越性地向核心位置转变成为了可能。
其次，中国的快速崛起归功于从邓小平至胡锦涛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届核心领导层制定和实施的国家发展——崛起模式，因为当代大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对世界一体化高速变化的适应性。德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在其新著中写道：“21世纪决定国家影响力的将不再首先是军事力量，而是对待创新和速度的能力：适应快的人将在全球竞争中占决定性优势。经济生产力和效率与创新义和新模式的开发联系在一起”。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特征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国家发展——崛起模式实际上就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高速发展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不但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对自身体制的调整以求适应世界体系的发展；而且强调对世界体系所有成员非歧视性的开放。既不同于许多西方大国被意识形态和传统地缘战略所左右的开放政策，也不同于前苏东模式。
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外交总路线就是在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与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论，中国的模式极具有对一个多元化国际社会的高度适应性，这包括对不同政体和文化的高度的接纳及宽容。它体现了世界体系发展到现阶段的要求，顺应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国际社会政治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对一个多元化国际社会的高度适应和包容的结果就是中国得以用以市场交换而非军事和政治高压手段分享其他国家的发展成果、成功经验、资源和市场。中国的这一发展——崛起模式所获取的成果是举世瞻目的：从1978-2005的27年内，中国的GDP增长了12倍（以不变价计算），外贸额增长了69倍，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球。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毫无疑问，中国的快速崛起正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黄靖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肯定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家。”
世界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就要求一个国家对他国的接纳程度及宽容程度越高，封闭自己或强制性的干预他人最终将受害于自己。一体化让大国的崛起趋于从零和游戏过渡为相互受惠；崛起将越来越可能在世界各国的和谐中完成。当今世界交换体系的这一重大发展和中国的创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的崛起将会是和平的。中国积极介入世界交换体系近30年的历程表明，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既不是版图和殖民扩张，也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个与世界他国的互惠过程。这是与以往任何大国的崛起有本质上的不同。
事实证明，中国这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来给世界上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的周边国家，及资本主义核心国，如美国、欧洲和日本均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对中国崛起始终耿耿于怀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与纳粹德国、苏联或帝国时代的日本不同。中国将2/5的出口输往美国市场，并把贸易顺差所得回投美国”。（美国《世界政治杂志》3月刊）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个正在崛起、日益强大的中国不但和所有国家发展了友好关系及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通过平等协商、互让互利，解决了一系列有上百年历史的领土问题。在解决领土争端期间，中国的谈判对手不是强大的沙皇俄国或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超级大国，而是几个欠发达国家和虚弱的俄罗斯。
当今对世界真正的威胁，包括对现在世界体系核心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和平崛起，而是某些大国，尤其是世界体系的现行核心主导国的传统思维。即，对一个多元化国际社会的发展视而不见，对不同政体和文化不能包容，对自己滞后全球一体化飞速发展的体制不能进行改革和更新。
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若以霸权的方式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经济制裁，军事遏制甚至占领不但会导致世界体系运营规律的扭曲，伤害许多国家的利益，并将付出令人难以承受的代价而最终危及自己。萨达姆政权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后果就是很好地例证。
事实上，世界体系发展到现阶段，中国的崛起不一定意味着某些国家的必然衰落，但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遏制者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不愧为是个智者。他指出：“ 希望利用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甚至为其推波助澜，以保证自己在亚洲及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的意愿被证明是把双刃剑；中国经济困难将不仅令美国，更将令整个世界感到切肤之痛；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而且看到中国保持稳定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停止布道，必须认真看到中国的‘反’模式；认为世界是零和游戏的想法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维范畴；21世纪初，单单军事力量不再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基础。与竞争对手中国的竞争将在创新、对新全球化挑战和科技进步速度灵活适应的范围内进行。”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不到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史和21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它雄辩地证明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崛起模式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其重大的地缘政治含意就是与世界接轨和与世界体系相整合不等于要全盘西化；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发展——崛起模式和观念并不代表今天这个时代的先进发展方向和科学发展观。毋庸置疑，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这一进程正在颠覆性地改变着传统世界地缘政治中过时的观念和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他的崛起对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和和谐的世界将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置身于一个高速一体化的世界，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思维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地缘政治学说，并客观地认知新时期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本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国的崛起。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7年6月号，总第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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