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ntoon是什么意思:还原华国锋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TECN--学习型社会的领航者
《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
据张根生记述,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
其实,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高层的共识。熊蕾的文章披露:
坊间一直有说法,华继续“批邓”,是为了阻止邓复出。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维持了这个口号。实际上,这也是华和高层的策略考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做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
笔者阅读所见,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的讲话只有一次提过“批邓”。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
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
不过,华后来感觉这个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当然,华只是感觉“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并非要触及极左意识形态。这是华的历史局限,其实也是许多人的历史局限。“文革”刚刚结束,毛依然是被顶礼膜拜的政治和精神偶像,从官员到国民,许多人不能也不敢怀疑和批评。因此,笔者以为,“两个凡是”与其说是方针,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观念。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据邓力群的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邓回忆:“
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开始高层停止了“批邓”,如何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呢?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笔者发现,相关著述在叙述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形时,都是讲的汪东兴。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笔者没有看到哪篇著述举出华的具体言行。只有胡耀邦在
以胡耀邦本人复出为例。胡耀邦透露,
还比如胡绩伟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说,他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就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的。胡“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鲁瑛——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再比如张爱萍的任职。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的复出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华告诉张爱萍: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此为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笔者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绩伟、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1977年,一批曾经被打倒或受冲击的资深官员如胡耀邦、罗瑞卿、吕正操、万里、任仲夷、陈丕显、张劲夫等,重新进入或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聂荣臻、徐向前、乌兰夫、赵紫阳、方毅、耿飙、余秋里、张廷发、彭冲、陈慕华等再次或首次进入政治局,同中央主席华国锋也不会没有关系。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材料显示,汪东兴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出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华国锋曾指示中央专案组转交全部材料给中组部。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继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个错误。华的确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同样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不过,仔细考察,华说的“阶级斗争”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而且,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借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仅以1977年到1978年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会议为例: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还有这两年召开的行业性全国会议,如全国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化工和炼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无一不是以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为主题。
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即重申“四个现代化”。20世纪实现“四化”,是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的目标,但在“批邓”运动中遭到批判,张春桥甚至称“四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四化”一时成禁区。华即位时,1976年已将过去,距离世纪末不过二十三年。华感到了紧迫,一再提出加快步伐,要求拟定实现“四化”的三步计划。其关注点和志趣所在,显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而非“阶级斗争”。事实上,华主政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笔者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发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则语焉不详。
对“真理标准”讨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佐证。
“文革”结束之后,理论界逐渐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
胡德平最近发表文章,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
笔者所见的一则史料显示,华国锋不仅“克制、宽容”,而且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
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
“洋跃进”?
“洋跃进”是指斥华国锋的又一个错误。“跃进”在1980年代以来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指的是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国外资金方面,贪多求快,超出国力,类似1950年代的“大跃进”。关于这一点,当事人和研究者迄今有不同看法,赞成和反对的观点兼有。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姑且不论当年引进的是非得失,至少应该先弄清事实。
就中共高层而言,大多都赞同扩大和加快引进,而最积极者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里仅举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到1978年五届人大前后的材料说明。
1977年7月,国家计委报送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
材料显示,即便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高层都同意,邓小平恐怕比华国锋还要积极。无怪乎邓后来不赞成批“洋跃进”。最近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
被忽视的“滥觞”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恐怕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未必能反映华的真实认知。
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如前所述,华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但华并没有将引进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还说这样“有好处”。在长期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相当开放的。华心里清楚:“过去这个话不能说,一说国外先进,就说是崇洋媚外。”
在对外交往方面,华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曾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的文章,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中共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当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据朱良文章,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华国锋还特别关注同西方的交往。据胡少安著《项南传》,1977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内心有所触动”,表示相信项南所说。1978年5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华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现实对比,强化了华的紧迫感,从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据朱良文章,华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华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还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关于改革的指向,华当时比较关注的是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企业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内在需要相比,这些改革也许还是零星和浅层的。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简、其浅,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何况,当时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认知,大体也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华这时提出“警惕片面强调集中统一”,“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也多少显露出经济改革后来的纵深走向。
当然,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高层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从华国锋移向了邓小平。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包括“两个凡是”问题在内的批评,尖锐而激烈,直指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华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华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评,却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表现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不无关系。
然而官方极高评价三中全会,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的回忆,有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在著述中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厚道,处事比较谨慎”。胡还称华“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于光远在著述中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重点转移’、农业问题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却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且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的、多面的。这里不多作详细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异常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如果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至登峰造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
原载《往事》第七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