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为7的完全二叉树:彭厚文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彭厚文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儒法斗争史研究的由来

　　从时间上看，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在“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发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73年9月，“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当年第10期的《红旗》杂志以及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相继全文转载，由此可以看出“四人帮”对它的重视。
　　《论尊儒反法》提出了儒法斗争的概念，认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提倡“礼治”，法家提倡“法治”，儒家主张守旧，法家主张革新。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不是学术主张之争，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儒法斗争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而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文章提出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儒法斗争的阶级本质，认为这“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这篇文章揭开了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序幕，并为后来的儒法斗争史研究定下了基调。
　　此后，“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及其追随者又发表了一批研究和宣传儒法斗争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的笔名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唐晓文在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等。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除了以批宰相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外，还在《论尊儒反法》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儒法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就是由于执行了法家路线，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大胜利，也是法家思想的巨大胜利”。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则为法家找到了一个先驱——鲁国的少正卯。文章认为少正卯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因而遭到孔子的忌恨，所以后者一在鲁国掌权，就杀害了少正卯。文章还认为，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革新和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两个阶级之间尖锐斗争的表现。他们之间的斗争“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序幕”。在“四人帮”倡导的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这篇文章的恶劣作用在于通过渲染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为儒法斗争找到了一个源头，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儒法斗争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而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研究儒法斗争史的必要性。

　　儒法斗争史研究的演变

　　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开展，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74年初“批林批孑L”运动正式发动之后，它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期，它主要是为了配合对孔子的批判，给孔子及儒家学说树立一个对立面。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反动本性”，参与其中的人数也不多，主要是“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及其追随者。“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将近半年之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从1974年6月开始，研究儒法斗争史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
　　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是因为“批林批孔”运动出现了混乱。在运动中，一些群众又成立战斗队，搞大串联，“文革”前期的动乱局面重新出现。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文件，提出要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这迫使“四人帮”调整斗争策略，加强“文斗”。以避免“武斗”遭到限制和约束后运动出现冷场的情况。另外，随着四届人大的日益临近，“四人帮”加快了夺权的步伐。为了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中占据有利位置，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他们需要进一步大造政治舆论，一方面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另一方面肉麻地吹捧和抬高自己。因此，“批林批孔”运动的这种变化。主要是服务于“四人帮”的政治需要的。
1974年6月12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的成员，座谈如何使“批林批孔”运动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问题。江青提出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的观点。并要这些写作班子把儒法斗争一直弄下来。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作长篇讲话，提出要重视和开展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她说：“批林批孑L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孑L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以培养理论队伍为由，提出要学习历史，要读一点法家的著作，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社论说：“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如何深入，如何普及，如何持久，如何系统化，以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社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培养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为了培养理论队伍。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除了“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外。“还要学历史，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社论根据江青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的观点，提出：“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儒反法的，苏修也是尊儒反法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我们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开展大规模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动员令。此后，开展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进行评法批儒，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

　　儒法斗争史的研究扩大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由于儒法斗争史的研究成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内容，因而儒法斗争史的研究由以前的仅有少数人参与其中而扩大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后来一般被称为评法批儒运动，但也有人把它称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如粉碎“四人帮”后，一位历史学家写的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1973年党的十大以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运动。可是在‘四人帮’操纵指挥下，这个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应该说，把这场运动称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更合适一些，因为从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来看，评法批儒的说法较为少见，更多的是将其称为“研究儒法斗争”或“儒法斗争史的研究”。
　　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不是在“批林批孔”之外发动的一场运动，而是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进行的，仍然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部分，只不过更多地塞进了“四人帮”的私货而已。
　　研究儒法斗争史作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不仅理论工作者、史学工作者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连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都被卷入其中。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报道。
1974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天津站工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对天津站工人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的情况进行了报道。12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凡是搞分裂倒退的都没有好下场——陕西省汉中县建国大队贫下中农围绕“斩韩信”史实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这篇报道说，陕西省汉中县汉水公社建国大队的贫下中农，在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的“拜将台”遗址前。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围绕刘邦“斩韩信”这一历史事实，研究了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从这些报道来看，研究儒法斗争史成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一项政治任务。其实，就当时大多数工人、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来说，根本不具备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能力。所谓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只不过是借研究之名，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灌输“四人帮”的那一套儒法斗争的理论，为他们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做舆论准备。
　　为了推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四人帮”还组织人员撰文介绍和宣传历史上的所谓法家，选编和出版法家著作。1974年7月5日至8月8日，他们以国务院科教组等单位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法家著作的选编、注释、出版和研究，是这一时期儒法斗争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四人帮”建构和宣传他们那一套儒法斗争理论的重要途径。

　　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同“四人帮”现实的政治需要结合得更加密切

　　如果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期。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图，那么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后期，开展儒法斗争史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四人帮”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并为他们进一步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做舆论准备。
1974年，虽然“四人帮”还在党和国家的权力中枢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当时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毛泽东年岁已高，身体状况日趋恶化，在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毛泽东逝世后，如果周恩来还健在，他将是“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虽然毛泽东无意让周恩来接班，但以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地位、威望和影响，他仍有极大的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依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无疑凶多吉少，政治前景不容乐观。
　　鉴于此，“四人帮”一方面视周恩来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采取种种手段打击、排挤周恩来；另一方面，为了能在毛泽东逝世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他们竭力争取在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当时，四届人大召开的日期日益临近，“四人帮”野心勃勃，企图争取由他们组阁。这两个方面，就是当时“四人帮”的政治需要。他们倡导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政治需要出发的。
　　在这一时期的儒法斗争史研究中，“四人帮”首先是把所谓的儒法斗争定性为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阶级斗争，认为这种斗争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一直持续到现在，各个历史朝代、各个历史时期概莫能外。然后强调要古为今用，把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同现实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对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更好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
“四人帮”通过批判和丑化儒家。把攻击矛头几乎是不加掩饰地指向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儒法斗争史研究中，“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竭力渲染秦始皇死后赵高的“复辟”事件。批赵高成为这一时期批判儒家的重点。罗思鼎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中，大批宰相，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一口气点了六七个宰相的名，批判这些宰相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搞复辟。实际上是以此来影射攻击周恩来，但并没有提到所谓赵高的“复辟”事件。
　　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开展以后，罗思鼎在《红旗》杂志1974年第8期发表了《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随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煞有介事地构建了一个所谓赵高“复辟”的故事，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得不够彻底，以致让“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除担任掌管车马乘舆的中车府令外，还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后来，赵高就在秦始皇死后，发动政变，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并用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从而激发了阶级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这样，就把一起封建时代司空见惯的宫廷政变，牵强附会地演绎成儒法斗争，演绎成儒家的“复辟”。这篇文章发表后，“四人帮”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又先后发表《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抓住所谓赵高的“复辟”事件大做文章。
　　综观当时对赵高的批判，主要强调如下四点：一、赵高是在秦始皇病重死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乘机发动政变；二、赵高发动政变之时，身居丞相要职的法家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他“妥协动摇，铸成大错”；三、赵高篡权后，便以复辟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并对“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四、赵高篡权，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中央政权的法家路线”，“因此，夺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必须把路线问题放在首位，对于反动阶级改变革命路线的阴谋诡计，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从上述四点可以看出，批赵高的实质是“四人帮”为了避免在毛泽东逝世后被“一网打尽”，要对可能出现的赵高式的人物发动政变篡权提前敲响警钟，并预作防范。在当时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谁最有可能成为“四人帮”眼中的赵高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四人帮”批赵高，就是打着维护“革命路线”的幌子，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通过抬高和吹捧所谓的法家，替“四人帮”涂脂抹粉，为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制造舆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在内容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批林批孔”的同时，大力宣传、抬高和吹捧历史上的所谓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家的宣传、抬高和吹捧，其声势甚至超过了对儒家的批判。这一现象，是1974年6月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所不曾有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江青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与她的提倡和诱导是密不可分的。1974年6月14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中，除提出要重视和开展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外，还提出要大力宣扬法家。她说：“现在要深入批林批孔，必须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宣扬法家，这样才能理解历史上的路线斗争。”
“四人帮”对法家的宣传、抬高和吹捧，是如何服务于其政治需要的

　　强调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

　　为了突出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当时有的文章竟然歪曲历史，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际主要是两家争鸣，一家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一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其中，法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它是进步的力量，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反动的，是腐朽没落的势力”。儒法斗争的实质“是搞‘克己复礼’，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还是实行革命，建立和巩固封建制”。这样，法家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
　　有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革新与守旧的斗争，爱国与投降的斗争，都概括为儒法斗争，并认为儒法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法家就进一步成为正确、进步、革命、爱国的代名词。
　　有的文章则直接秉承江青的旨意，提出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的观点。这样，“四人帮”就成为了当代的法家。因为当时衡量进步与落后的标准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按照这样的标准，“四人帮”自然是进步力量的代表，当代的法家也就非他们莫属了。所以，强调儒家和法家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把“四人帮”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

　　吹捧吕后和武则天

　　在这一时期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吹捧吕后和武则天的文章。吕后被说成是汉高祖刘邦死后法家路线的推行者，武则天则被推崇为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在1974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中，对吕后有如下评价：“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了法家路线。”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发表的《论西汉初期的政治和黄老之学》一文中，也吹捧吕后执政“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武则天，梁效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4期发表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是一篇吹捧武则天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把武则天称为“法家女皇武则天”。认为她“和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法家皇帝一样”。“有着十分鲜明的反儒色彩”，在其登基做皇帝以后。粉碎了守旧派的阴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实行了法家革新路线，“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
　　其实，这些文章都是秉承江青的旨意，借吹捧吕后和武则天来吹捧江青，为其篡权做舆论准备。

　　强调中央政权中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的重要性

　　梁效在197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根据对西汉初年所谓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研究。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一条所谓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为了保证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在中央政权中必须长期保持一个法家领导。集团。这实际上是赤裸裸地为维护和巩固“四人帮”的政治地位，并进而为他们夺取更大的权力制造舆论。
　　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开展以后，研究儒法斗争史成为历史学的中心内容和最重要任务。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政治、学术思想和不同政治、学术派别的斗争，都被解释成儒法斗争。有人甚至提出“必须以儒法斗争为一条线来重新改写整个中国史”和中国哲学史：还有人提出“儒法斗争这条线索的明朗化，使得中国思想史上学派、体系、范畴，都要重新加以研究”。还有文章公然提出，历史学的研究要向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学习，认为刘知几“是替武则天推行法家路线制造舆论的一个较突出的代表”。因此，在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中，历史学完全成为“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中，“四人帮”还提出，要通过这一运动，“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样。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事实上都受到了“四人帮”那一套研究儒法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儒法斗争史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破坏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四人帮”进行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对于文化学术的进步，不仅没有产生任何的推动作用，相反，对中国传文化、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其核心和代表是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风俗礼仪，无不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毋庸置疑，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为维护西周的旧制度而产生的学说，有着保守、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在封建时代，它曾长期充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两千多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除了它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当做统治工具，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推广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容否认的——这就是在儒家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认可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有一部分是正面的，积极的，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品德的形成，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长久的促进作用。这一部分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维系和生存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盛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儒家成为了复辟、反动、落后、保守甚至卖国的代名词，被作为法家的对立面而遭到全面、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儒家文化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形象，当时被强制灌输到了几乎是所有中国民众的脑海中，从而使得儒家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一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断裂。
　　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对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造成了空前的破坏。这种破坏，一是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造成了历史研究的极大混乱；二是把学术研究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实用主义代替实事求是，严重地败坏了学风。这方面造成的破坏，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遭到了人们的口诛笔伐。
　　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在1977年第2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中，对“四人帮”开展儒法斗争史研究的政治目的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这篇文章认为，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把历史学变成了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他们虚构历史公式，拼凑出一个从古到今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阵线，炮制大量所谓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论文，只不过是希望披着学术的外衣，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实用主义代替了一切，对中国的历史学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
1977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扈世纲的《评“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一文，认为“四人帮”搞历史就是为了影射，就是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他们对历史任意解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颠之倒之，翻之覆之，玩弄于股掌之上，仿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存在。这种“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与古为今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根本对立的。
　　黎澍、扈世纲等人对“四人帮”的批判说明，“四人帮”对历史学所造成的破坏不仅是空前严重的。而且是有目共睹的。 

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