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楼兰参加星光大道: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7/07 11:23:52
杨森----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妻妾成群，儿女众多
刘湘-----四川军阀、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刘文辉-----四川军阀主要将领之一、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
邓锡侯-----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
潘文华----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西南公署副长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
杨森
【国民政府将领（1884～1977）】
在众多的现代军阀中，原国民党陆军上将、二十军军长杨森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既有早年讨袁护国。炮击英舰、保护朱德、陈毅、胡志明的正义之举，又有勾结吴佩孚破坏革命、制造“平江惨案”和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斑斑劣迹，最后逃至台湾而以96岁高龄寿终正寝。成为四川军阀中活动空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
同时，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他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分外引人注目，在人世间曾蒙上千古之谜。
杨府“十二钗”血泪史
杨森，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1884年2月出生于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乡，祖籍湖南衡州府草堂寺。杨森幼时，家境一般，其父为邑武庠生，受此影响，他自小便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清末，杨森在顺庆府（今南充）中学毕业后，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毕业后，杨森被分派出任四川副都督的朱庆澜的六十五标任尉级军官，始而步入职业军人生涯。
官越做越大，老婆越来越多。循着这条官场腐败轨迹，杨森经过10余年间的搏杀，踏着白骨喋血封疆，成为执一方牛耳的大军阀。由此，杨森利用手中的权势，玩尽各种手段，倒置人伦，将一些少女强娶进府中，形成一条奇异的私生活风景线。
杨森的第一夫人是其发妻张氏，这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之初，俩人感情甚笃，张氏孝顺体贴公公婆婆，善待小叔小姑，又能勤俭持家，在杨家内外口碑甚好。后来，杨森考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后，张氏暴病身亡。杨森青年丧妻，很是伤痛，发迹后便让妻弟张元培来到二十军，充当了一位军需官，算是缅怀亡妻的一种补偿。
杨森1908年从军校毕业后，遵从父母意愿，续弦广安老家的谭正德填房。谭氏为其育有长子、长女。杨森妻妾成群后，谭氏被冷落，独自守着广安老家偌大的宅院，直至1976年以92岁高龄谢世。
第三个老婆名为刘谷芳，云南禄丰人。1913年，杨森混迹在滇军中，替长官黄毓成在昆明的安宁温泉监造别墅。刘谷芳之父刘柱卿亦是当日施工现场的小头目，因见杨森军人气质浓，便将女儿嫁给杨森。在杨森飞黄腾达后，刘柱卿先后出任过二十军驻武汉、成都办事处处长和军长代表。不过刘柱卿的女儿却没父亲那么幸运了，抗战时，刘谷芳因患肺病而卒。
第四个老婆便是杨府十二钗中地位最高，家境最好，深得杨森宠爱的田衡秋。1920年，杨森因出卖滇军利益，在刘湘的支持下得以返回四川，擢升为川军第九师师长。一次，他率部进驻阆中时，在大街上与田衡秋迎面相遇。但见该女子妩媚娇艳，心中顿掀波澜，当即骑马徐徐相尾，知道确切住址和家庭情况后，便派手下大张旗鼓地前去说媒。这时，田衡秋已有婚约，况且田家经商多年，是远近闻名的殷实大户，根本不愿让女儿做妾。田父遂一口回绝。杨森并不死心，一面极力讨好田衡秋，一面对田家软硬兼施。次年，杨森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沪永镇守使，他更加有恃无恐，田家被闹得不可开交，只得将女儿送给杨森。田父不久便离开人世。田衡秋毕竟出身于商贩世家，为人大气精明，理财持家颇有招术，又能揣摩杨森内心，自然而然便成了杨森的
1949年，田衡秋带着杨森多年敛集的财富先行逃往台湾，足见杨森对她的信任。不过，田衡秋未过几年，前往香港探亲时，因突发脑溢血引起半身偏瘫达二十年之久，杨森渐渐将她冷落一边。田衡秋晚年的生活、治病全靠美国的女儿担负，才得以走完痛苦的后半生。
第五个老婆萧邦琼，则是杨森长驻沪州时，依靠同样的手段将这位部属之女纳人府中，萧父本为杨森在滇军任团长时的秘书，一个典型的戎装书生。一次，赴杨森家宴时，萧父带上女儿随行。敬酒时，杨森眼中大放光彩，如长辈一样摸着萧邦琼的头赞叹道：“几年不见，小姑娘长这么大了，模样周正得很呢。”一位善于摇尾逢迎的下属瞥见这一幕，便鼓动如簧之舌说服萧家将女儿嫁与了杨森。萧邦琼原本就生得艳丽照人，加之自幼入新式学堂念书，又做过教师，颇有文化。比之田衡秋，她表现得更为乖巧、应对接洽，极有分寸，更重要一点，她不似田衡秋世故、虚矫和故意作态，这在杨森看来，就显得格外纯净，当然就十分钟爱。1931年，萧邦琼由沪州上船时，行至江中，因船覆溺水身亡。
陈顺容是其第六妾，一个粗眉大眼的典型的广东女子。原本为三姨太刘谷芳的贴身丫头，15岁，为杨森酒后乱性奸污，后收为妾。由于语言、性格之故，陈顺容畏畏缩缩，不善承欢，是“十二钗”中最不受杨森喜爱的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被杨森用马鞭抽得体无完肤，陈顺容饱受刺激，后来得了精神病，被杨森差人用铁链绑着送回广安乡下。中共建政后病死于重庆。
第七个老婆曾桂枝，贵州毕节人。据说，她是杨森妻中身材最好的一个，本是杨森养女。早年，杨森率部入黔，在毕节收容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姑娘，交由属下代为抚养。流光催出玉人来，不曾想见，几年后，当年那个蓬头垢面、孤苦无助的小女孩竟然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后来交由刘谷芳当丫环，改名为杨家桂。家桂而不“嘉贵”，杨森每日见了这位健康活泼、丰满秀挺的养女，禁不住淫心荡漾。不久，他撕下伪装，全然不顾人伦道德，在田衡秋等的帮助下，迫不及待地为14岁的曾桂枝“破了瓜”。随后煞有介事地圆了房。曾桂枝天生机敏，求知上进，杨森便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几年后又不惜血本送往上海、北京等地求学。据说杨森支持曾桂枝求学的目标是为了将来能带她带入社交场所。
然而，曾桂枝在上海读书时，情难自禁，大胆追求新生活，与同班陈姓同学相恋。杨森得知后，大为恼怒，设计将二人枪杀于渠县的荒郊野外。
第八妾汪德芳是成都人。她是“十二钗”中同杨森最大胆决裂的一个。汪德芳之父原为杨森二十军军部秘书，为人谨小慎微。被无耻小人强行说合，被迫将女儿嫁与了杨森。
汪德芳当时年仅15岁，尚在念中学。成亲后，杨森准予她继续求学，并送至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就读。汪德芳学成归来后，在杨森创办的成都天府中学任校长，成了社会名流，当选过国民党“国大代表”。但和杨森关系形同冰炭，几乎不往来，连所生小孩也改姓汪。
文革期间，因杨森之故，汪德芳被逼自杀于乐山。
第九妾为沪县蔡文娜。她是“十二钗”最为美艳，最为杨森爱，最为杨森恨，同时又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蔡文娜在沪县女子中学上学时，被誉为“校花”，芳名远播。其超凡脱俗的气质、逼人的娇艳，令人催眉折腰。
杨森闻知后，特地赶去一见，大为心仪。当即便差人强行说合，蔡父本是个追名逐利的落魄书生，根本不顾及女儿的幸福，连忙答应下来，将14岁的女儿送入虎口，换回了梦寐以求的名利。当别人切齿他违背伦常的举动时，蔡父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红粉赠佳人，美女配英雄，虽然是九姨太，但大小也是军长太太。”
蔡文娜天生丽质，媚态袭人，又是见过世面的人。婚后，深得杨森宠爱，每每带着她出入大型场合，引来众人艳□不已，极大地满足了杨森的虚荣心。后来，与曾桂枝一样，蔡文娜在成都上大学时，和同学吕某相恋。事情泄露后，被杨森杀害。
第十妾郑文如，重庆南岸裕华纱厂的普通女工。杨森担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时，手下有位医官系郑文如远房堂舅，一心想当军医处处长。得知杨森又准备娶小纳妾时，医官跑回重庆，说动郑文如家人，将郑文如带至贵阳，精心打扮后，送与杨森。杨森一高兴，就委任这名医官为军医处处长。
郑文如当时年仅17岁，经历了蔡文娜、曾桂枝的变故后，杨森将她带至身边，形影不离。后来，郑文如患肺病，容颜大改，杨森将其弃之一旁。1949年后，郑文如留在重庆，嫁了一名普通工人。
第十一妾胡洁玉为杨森家仆之女。胡父胡应忠替杨森打点广安祖屋几十年，交情不浅。胡洁玉14岁，到重庆求学，住在杨森家，杨森众多的子女都称她为胡“妹妹”。
60多岁的杨森看上了胡洁玉，胡应忠当然不答应，匆匆带着女儿回了广安。杨森追回胡应忠老家，将胡洁玉强行带回重庆并娶进了府中。胡应忠受不了乡邻指指戳戳远走他乡，后不知所终，胡洁玉则被杨森带去台湾，成了“十二钗”中继田衡秋之后，惟一带去台湾的妾。
在杨森86岁时，她生下一女，后带着女儿远赴美国留学。现定居美国。
第十二妾张灵凤，台湾新竹人。杨森年近90岁时，以招募“秘书”为幌子，将这位17岁的中学生弄进府中，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姻缘。
红杏出墙
面对如云的妻妾，成群的子女，杨森偎红倚翠，这在局外人看来，似乎是神仙过的日子。然而，杨森和他的十二钗并不是水乳交融。
为了杜绝妻妾争宠，杨森采取平衡原则，在每个老婆处轮流住宿三夜。一旦妻妾怀孕，即凭医生证明领取五千元生活费，倘使顺利产下子女，则可领取存于外国银行的补助费两万元。同时，还可以子女的名义领取一份丰厚的田产。
杨森在四川军阀中敛财手段很高，历年来通过投资地产、开办公司、贩卖烟土，赚的钱无法数计。他在英、美和日本的银行都有巨额存款。重庆、汉口、上海、沪州则有豪华的公馆，富比王公。这些钱财正是他的资本。
杨森自己随心所欲，而对于妻妾却管束甚严。他有名目繁多的家规，如规定每个早上必须早起，统一着军装，扎腰带，由一名副官带队出操。风雨无阻。吃过早饭后，还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正课，要学古文，学英语，弹钢琴，不得无故缺席旷课。稍有触犯，便会遭到杨森鞭笞，谓之曰打“满堂红”。
对于这些，杨森颇为自得，他多次向其他军阀介绍经验，大言不惭地说：“我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不然那屋子人，咋个镇得住嘛。”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丽对于女人而言，无异于抱璧藏祸。杨森的第七妾曾桂枝与第八妾蔡文娜殊途同归的悲惨命运便是明显的例证。俩人由于美艳惊世，引来众多的寻芳客，情难自禁，导致红杏出墙，深为杨森所恶，最后被设套处死。
在曾桂枝20岁时，杨森花重金将她送至上海读了大学。原本性情活泼的她已无多少羁绊，许多男同学倾慕那近乎完美的身材，媚态袭人的容颜，纷纷与之交往。日久生情，曾桂枝和一位陈姓同学由此相恋。从未体验过爱情的曾桂枝无所顾忌。她和恋人成双成对，出入舞厅，卿卿我我，俨如一对恩爱夫妻。
事不机密，这些情况被杨森安插在上海的耳目侦知。于是，怒火中烧的杨森便将曾桂枝催回了渠县防区。临别时，曾桂枝与恋人抱头痛哭。陈姓同学将一枚家传的戒指戴在了她手上，还拜托她在杨森处谋份差事。就这样，曾桂枝回到渠县，并带回了恋人的照片。更有甚者，俩人鸿雁传书，完全忘记了危险的存在。
杨森设法偷看了二人的信物，曾桂枝却全然不知，一次席间，居然央求杨森替这位陈姓同学谋个工作。杨森一听，正中下怀，他将计就计，不露声色地说：“这等小事有啥难的。给你同学写信，我让他当渠县的教育局长。”曾桂枝当即便飞鸿传书，邀请恋人来到渠县。俩人就此踏上一条不归的黄泉路。那位毫不知情的陈姓同学一跨入渠县境内，行至一处名为鲤鱼桥的地方时，便被杨森的宪兵队设伏，用冷枪打死，暴尸荒野。
杀死二人后，杨森仍不解恨。他又派兵将二人缚上巨石，沉入渠江。对此，杨森认为：“不守妇道，没办法，那我也就舍得下手。”
比之曾桂枝，蔡文娜的结局则更为悲惨。
蔡文娜原本出身于书香门第，被杨森纳妾后，继续在沪州上中学。杨森对这位光艳照人的绝世美女宠爱有加，并希望她能继曾桂枝之后，替自己在社交场争一份荣光，遂不惜工本培养她，特地请来一名家庭教师为其补习英语。
这位家庭教师亦是少年多情，俩人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事情为杨森所知，他将蔡文娜五花大绑，又让其他姨太太站在一旁，打算来个“三堂会审”，众多姨太太一并跪下哀告。杨森用马鞭狠狠鞭打了一顿，算是暂时放过了蔡文娜。
数年后，蔡文娜在成都华西大学社会系就读时又与牙医学院的学生吕某相识，蔡文娜再度坠入爱河。她打定主意先与杨森离婚，再与吕某结婚。杨森得知后，命人秘密杀了蔡文娜。
为了杀一儆百，杨森集合起妻妾一同来到现场，命她们仔细观看。杨森又命人前去刺杀吕姓同学，然而吕某已得知消息，逃往了外国。而蔡文娜的姐姐蔡文其许久没有妹妹的音讯后，跑来重庆打探，杨森叹了口气，悠悠地说：“跑了，跑到英国去了。”蔡文其张愕着嘴，正欲发问，杨森皱了皱眉，说道：“我准备委你丈夫去当县长。”
九旬纳妾
1949年解放战争势如破竹，杨森和四川军阀孙震一同从成都市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到海口，然后转飞台湾。1950年4月，蒋介石委杨森为台湾“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蒋介石还拨给他1幢台北市长春路225号的日本式花园洋房。小轿车1辆；警卫2人，厨师1人，司机兼勤务员1人；每月发给台币1万元。
杨森结束官场生涯后，不愿居住在台北市，在台北县新店镇稻子园买了一座山，修建起别墅，在此度晚年。他喜好古玩、字画，收存各式武器。同时他还爱好写诗，有收藏手杖的癖好。
蒋介石亲书“贞固康强”的寿轴，杨森把它挂于寿堂正中央。参加祝寿的除了高级军政人员外，还有“宗亲会”、“同乡会”的各色人物，及杨森在美国的女儿等亲友，来宾达三四千人之多。杨森身着西服坐在寿堂正中接受子孙们的叩拜和来宾们的祝贺。
就在生日会上，另一四川同乡，国民党元老张群前来拜访他，杨森叹息道：“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和年青人在一起，这样才有朝气。”张群笑道：“那你再讨（娶）一个吗。”
不久后，17岁的初中生张灵凤被杨森以招募“秘书”为名，娶进府中，成了杨府第“十二钗”。不到一年，张灵凤居然又为杨森生下最后一女，一时传为海内外的奇谈。
1977年3月，杨森从菲律宾访问归来，被台北三军总医院检查为肺癌，两个月后，96岁的杨森结束了漫长的一生。
大军阀杨森与他的十二妻妾
在没有法制只有权势的社会中，草菅人命似乎可以心安理得，没有人追究他欠下的命案，只有人赞叹他的一生是何等传奇！
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奇迹」。
在众多的现代军阀中，原国民党陆军上将、二十军军长杨森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既有早年讨袁护国。炮击英舰、保护朱德、陈毅、胡志明的正义之举，又有勾结吴佩孚破坏革命、制造“平江惨案”和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斑斑劣迹，最后逃至台湾而以96岁高龄寿终正寝。成为四川军阀中活动空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
同时，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他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分外引人注目，在人世间曾蒙上千古之谜。
杨府「十二钗」斑斑血泪史
杨森，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1884年2月出生于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乡，祖籍湖南衡州府草堂寺。杨森幼时，家境一般，其父为邑武庠生，受此影响，他自小便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清末，杨森在顺庆府（今南充）中学毕业后，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毕业后，杨森被分派出任四川副都督的朱庆澜的六十五标任尉级军官，始而步入职业军人生涯。
官越做越大，老婆越来越多。循着这条官场腐败轨迹，杨森经过10余年间的搏杀，踏着士兵的累累白骨，喋血封疆，成为执一方牛耳的大军阀。由此，杨森利用手中的权势，玩尽各种手段，倒置人伦，将一些无辜少女娶进府中，横榻陈床，形成一条奇异的私生活风景线。
杨森的第一夫人是其发妻张氏，这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之初，俩人感情甚笃，张氏孝顺体贴公公婆婆，善待小叔小姑，又能勤俭持家，在杨家内外口碑甚好。后来，杨森考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后，张氏暴病身亡。杨森青年丧妻，很是伤痛，发迹后便让妻弟张元培来到二十军，充当了一位军需官，算是一种「遣悲怀」式的补偿吧。
1908年，杨森从军校毕业后，遵从父母意愿，续弦广安老家的谭正德填房。谭氏为其育有长子、长女。杨森妻妾成群后，谭氏被冷落，独自守着广安老家偌大的宅院，孤影清灯，直至1976年以92岁高龄谢世。
第三个老婆名为刘谷芳，云南禄丰人。1913年，杨森混迹在滇军中，替长官黄毓成在昆明的安宁温泉监造别墅。刘谷芳之父刘柱卿亦是当日施工现场的「小包工头」之类人物，因见杨森军人气质浓，身材魁伟异于常人，办事练达，当下不问青红皂白便将女儿草草许配。殊不知，歪打正着，刘柱卿的投资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在杨森飞黄腾达后，刘柱卿先后出任过二十军驻武汉、成都办事处处长和军长代表，狠狠赚了一笔。但女儿却没他那么幸运，抗战时，刘谷芳因患肺病而卒。
第四个老婆便是杨府十二钗中地位最高，家境最好，深得杨森宠爱的田衡秋。1920年，杨森因出卖滇军利益，在刘湘的支持下得以返回四川，擢升为川军第九师师长。一次，他率部进驻阆中时，在大街上与田衡秋迎面相遇。但见该女子妩媚娇艳，心中顿掀波澜，当即骑马徐徐相尾，知道确切住址和家庭情况后，便派手下大张旗鼓地前去说媒。这时，田衡秋已有婚约，况且田家经商多年，是远近闻名的殷实大户，根本不愿让女儿做妾。田父遂一口回绝。杨森并不死心，一面极力讨好田衡秋，一面对田家软硬兼施。次年，杨森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沪永镇守使，他更加有恃无恐，百般纠缠，田家被闹得不可开交，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将女儿送往沪州了却杨森的色欲之心。但是，羞愤交加的田父受不了如此打击，不久便被活活气死了。
田衡秋毕竟出身于商贩世家，为人大气精明，理财持家颇有招术，又能揣摩杨森内心，自然而然便成了杨森的
1949年，田衡秋带着杨森多年敛集的财富先行逃往台湾，足见杨森对她的信任。不过，田衡秋未过几年，前往香港探亲时，因突发脑溢血引起半身偏瘫达20年之久，杨森渐渐将她冷落一边。田衡秋晚年的生活、治病全靠美国的女儿担负，才得以走完痛苦的后半生。
第五个老婆萧邦琼，则是杨森长驻沪州时，依靠同样的手段将这位部属之女纳人府中，萧父本为杨森在滇军任团长时的秘书，一个典型的戎装书生。一次，赴杨森家宴时，萧父带上女儿随行。敬酒时，杨森眼中大放光彩，如长辈一样摸着萧邦琼的头赞叹道：「几年不见，小姑娘长这么大了，模样周正得很呢。」一位善于摇尾逢迎的下属瞥见这一幕，便鼓动如簧之舌说服萧家将女儿嫁与了杨森。萧邦琼原本就生得艳丽照人，加之自幼入新式学堂念书，又做过教师，颇有文化。比之田衡秋，她表现得更为乖巧、应对接洽，极有分寸，更重要一点，她不似田衡秋世故、虚矫和故意作态，这在杨森看来，就显得格外纯净，当然就十分钟爱。1931年，萧邦琼由沪州上船时，行至江中，因船覆溺水身亡。
陈顺容是其第六妾，一个粗眉大眼的典型的广东女子。原本为三姨太刘谷芳的贴身丫头，15岁，为杨森酒后乱性奸污，后收为妾。由于语言、性格之故，陈顺容畏畏缩缩，不善承欢，是「十二钗」中最不受杨森喜爱的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被杨森用马鞭抽得体无完肤，陈顺容饱受刺激，后来得了精神病，被杨森差人用铁链绑着送回广安乡下。解放后病死于重庆。
第七个老婆曾桂枝，贵州毕节人。据说，她是杨森妻中身材最好的一个，本是杨森养女。早年，杨森率部入黔，在毕节收容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姑娘，交由属下代为抚养。流光催出玉人来，不曾想见，几年后，当年那个蓬头垢面、孤苦无助的小女孩竟然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后来交由刘谷芳当丫环，改名为杨家桂。家桂而不「嘉贵」，杨森每日见了这位健康活泼、丰满秀挺的养女，禁不住淫心荡漾。不久，他撕下伪装，全然不顾人伦道德，在田衡秋等的帮助下，迫不及待地为14岁的曾桂枝「破了瓜」。随后煞有介事地圆了房。曾桂枝天生机敏，求知上进，杨森便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几年后又不惜血本送往上海、北京等地求学。为的是将来能将这位姿态娉婷的小妾带入社交场，做为自己的装饰花瓶。
然而，曾桂枝在上海读书时，情难自禁，大胆追求新生活，与同班陈姓同学真诚相恋。杨森得知后，大为恼怒，设计将二人枪杀于渠县的荒郊野外。
第八妾汪德芳是成都人。她是「十二钗」中同杨森大胆决裂最为自立自重的一个。汪德芳之父原为杨森二十军军部秘书，为人谨小慎微。被无耻小人强行说合，被迫将女儿嫁与了杨森。汪德芳当时年仅15岁，尚在念中学。成亲后，杨森准予她继续求学，并送至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就读。汪德芳学成归来后，在杨森创办的成都天府中学任校长，成了社会名流，当选过国民党「国大代表」。但和杨森关系形同冰炭，几乎不往来，连所生小孩也改姓汪。“文革”期间，因杨森之故，被逼自杀于乐山。
第九妾为沪县蔡文娜。她是「十二钗」最为美艳，最为杨森爱，最为杨森恨，同时又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蔡文娜在沪县女子中学上学时，被誉为「校花」，芳名远播。其超凡脱俗的气质、逼人的娇艳，令人催眉折腰。杨森闻知后，特地赶去一见，大为心仪。当即便差人强行说合，蔡父本是个追名逐利的落魄书生，根本不顾及女儿的幸福，连忙答应下来，将14岁的女儿送入虎口，换回了梦寐以求的名利。当别人切齿他违背伦常的举动时，蔡父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红粉赠佳人，美女配英雄，虽然是九姨太，但大小也是军长太太。」
蔡文娜天生丽质，媚态袭人，又是见过世面的人。婚后，深得杨森宠爱，每每带着她出入大型场合，引来众人艳□不已，极大地满足了杨森的虚荣心。后来，与曾桂枝一样，蔡文娜在成都上大学时，和同学吕某相恋。事情泄露后，被杨森残忍地杀害。
第十妾郑文如，重庆南岸裕华纱厂的普通女工。杨森担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时，手下有位医官系郑文如远房堂舅，一心想当军医处处长。得知杨森又准备娶小纳妾时，医官跑回重庆，说动郑文如家人，将郑文如带至贵阳，精心打扮后，送与杨森。这一下马屁拍了个正着，杨森十分高兴，遂委他为军医处处长。
郑文如当时年仅17岁，经历了蔡文娜、曾桂枝的变故后，杨森将她带至身边，形影不离。后来，郑文如患肺病，容颜大改，杨森将其弃之一旁。解放后，郑文如留在重庆，嫁了一名普通工人。
第十一妾胡洁玉为杨森家仆之女。胡父胡应忠替杨森打点广安祖屋几十年，交情不浅。胡洁玉14岁，到重庆求学，住在杨森家，杨森众多的子女都称她为胡「妹妹」。「人老心不老，老牛吃嫩草」，60多岁的半蔫子老头恬不知耻，又要索娶胡洁玉。胡应忠当然不答应，匆匆带着女儿回了广安。杨森居然又追回老家，将胡洁玉强行带回重庆，堂而皇之娶进了府中。胡应忠无比悲伤，又受不了乡邻的指指戳戳，羞愤中远走他乡，后不知所终，胡洁玉则被杨森带去台湾，成了「十二钗」中继田衡秋之后，唯一带去台湾的妾。在杨森86岁时，她生下一女，后带着女儿远赴美国留学。现定居美国。
第十二妾张灵凤，台湾新竹人。杨森年近90岁时，以招募「秘书」为幌子，将这位17岁的中学生弄进府中，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姻缘。
红杏出墙杨森震怒
面对如云的妻妾，成群的子女，杨森偎红倚翠，众星捧月，这在局外人看来，似乎是神仙过的日子；在不洁之徒和心存非分的人眼中，更是□煞不已。
然而，杨森和他的十二钗并不是水乳交融，琴瑟和鸣，完全是封建帝王似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对待妻妾，杨森除了自私、残暴，用「刻薄寡恩」来形容应不是诬枉之说。
为了杜绝妻妾争宠，杨森采取平衡原则，在每个老婆处轮流住宿三夜。一旦妻妾怀孕，即凭医生证明领取五千元生活费，倘使顺利产下子女，则可领取存于国外银行的补助费两万元。同时，还可以子女的名义领取一份丰厚的田产。
杨森在四川军阀中敛财手段很高，历年来通过投资地产、开办公司、贩卖烟土，赚的钱无法数计。他在英、美和日本的银行都有巨额存款。重庆、汉口、上海、沪州则有豪华的公馆，富比王公。这些钱财正是他玩弄异性、满足淫乐的资本。
杨森自己随心所欲、恣肆放纵，而对于妻妾却管束甚严。他有名目繁多的家规，如规定每个早上必须早起，统一着军装，扎腰带，由一名副官带队出操。风雨无阻。吃过早饭后，还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正课，要学古文，学英语，弹钢琴，不得无故缺席旷课。稍有触犯，便会遭到杨森无情的鞭笞，谓之曰打「满堂红」。
对于这些，杨森颇为自得，他多次向其他军阀介绍经验，大言不惭地说：「我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不然那屋子人，咋个镇得住嘛。」
如此这般，岂有爱情可言？
然而，南山有鸟，北山张网。从某种意义上讲，美丽对于女人而言，无异于抱璧藏祸。杨森的第七妾曾桂枝与第八妾蔡文娜殊途同归的悲惨命运便是明显的例证。俩人由于美艳惊世，引来众多的寻芳客，情难自禁，导致红杏出墙，深为杨森所恶，最后被设套处死。
在曾桂枝20岁时，杨森花重金将她送至上海读了大学。
这一下，曾桂枝像飞鸟投林一样，开心不已。原本性情活泼的她已无多少羁绊，许多男同学倾慕那近乎完美的身材，媚态袭人的容颜，便纷纷与之交往。日久生情，曾桂枝和一位陈姓同学由此相恋了。从未体验过爱情的曾桂枝如沐春风，无所顾忌。她和恋人成双成对，出入舞厅，卿卿我我，海誓山盟，严如一对恩爱夫妻。
事不机密，这些情况被杨森安插在上海的耳目侦知。于是，怒火中烧的杨森便将曾桂枝催回了渠县防区。临别时，曾桂枝与恋人抱头痛哭，柔肠寸断。陈姓同学将一枚家传的戒指戴在了她手上，还拜托她在杨森处谋份差事。就这样，曾桂枝满脸洋溢着幸福，欢天喜地地回到渠县，并带回了恋人的照片。更有甚者，俩人鸿雁传书，昭然行事，完全忘记了危险的存在。
杨森已得知曾桂枝的个中隐情，他想方设法偷看了二人的信物后，便决计下毒手。曾桂枝全然不知，一次席间，居然央求杨森替这位陈姓同学谋个工作。杨森一听，正中下怀，他将计就计，不露声色地说：「这等小事有啥难的。给你同学写信，我让他当渠县的教育局长。」
曾桂枝一听，激动得从桌上一跃而起，喜形于色，当即便飞鸿传书，邀请恋人来到渠县。俩人就此踏上一条不归的黄泉路。那位毫不知情的陈姓同学一跨入渠县境内，行至一处名为鲤鱼桥的地方时，便被杨森的宪兵队设伏，用冷枪打死，暴尸荒野。
蒋介石欲毁重庆 中共地下党策反替罪羊杨森
重庆卫戍司令杨森还是跑了。
冒险策反 保卫西南工商重镇重庆
黎明前夜，国民党集团对重庆开始了疯狂破坏，大屠杀、大爆炸等一系列阴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保卫城市，中共重庆地下党与敌展开殊死搏斗--
入档理由
1949年的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工商重镇。1948年夏，川东、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为加强重庆党组织的力量，中共上海局分管西南地区党组织的钱瑛同志，指示组织力量较强的川康特委派遣党员干部到重庆恢复工作，同时又从北平等地调来骨干，加强重庆的力量。1949年7月，中共川东特委临时负责人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等人，在现渝中区临江路秘密开会，史称“临江路会议”。会议决定了护城、护厂、护校等一系列重大事项，并决定“为将重庆完整地接管下来，最佳方法是让安装导火索的人去掐灭导火索”，这就必须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尤其是策反国民党集团上层人物。
历史证明，川东特委确定的以统战、策反和发动群众为重点的护城策略是正确的。
老蒋要找替罪羊
卫戍司令杨森很烦
1949年11月下旬，山洞林园。蒋介石焦躁地来回踱步、琢磨。
他想找一个承担破坏重庆城的替罪羊。毛人凤、徐远举献计说：“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由他来负责，顺理成章。”这正中老蒋下怀。于是传令召见杨森。
杨森赶到林园接受任务，虽口中唯唯，心中却盘算开了。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军政老江湖，蒋介石话还没说完，他已猜到老蒋是想把毁城灭重庆的罪责嫁祸于他，落个千古罪名。返回路上，杨森心里烦透了，忍不住对随行秘书葛覃发牢骚：“妈的，老蒋不想干的事让我干。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杨家先人板板的背都要遭诀肿。”苦于蒋的压力和保密局淫威，杨森不知如何是好。
杨森的消极态度，很快传到川东特委。特委讨论认为，争取杨森有可能。于是决定立即通过民主人士鲜英等做策反工作。曾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中共党员苏云与鲜英有旧交，这时正与鲜英的儿子鲜继坚合伙开店做大米生意，特委便指定马克奇、苏云负责与鲜家父子联系。
特园坐落在嘉陵江畔的上清寺，是鲜英私宅。苏云在特园找到鲜继坚，此时鲜继坚正积极要求入党。苏云对他说：“重庆即将解放，情势紧迫，此事关系到重庆的存亡安危，党需要你尽快完成。”
“什么任务如此火急？”
“请你通过你父亲，向杨森转告地下党的四项条件，希望他戴罪立功。”
地下党四项条件
热血青年冒险策反
“哪四项条件？”
“一是要杨森所属部队第20军撤离重庆时，保证不破坏市区建筑，尤其不得破坏大溪沟发电厂。二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三劝说杨森不去台湾，率领第20军起义，共产党和解放军将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四可能情况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
送走苏云，鲜继坚立即将地下党的指示转告父亲。
鲜英边听边思索，怎样接近杨森呢？
鲜英与杨森早年是成都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同住一间宿舍，上下铺，相交甚深。四川军阀混战时期，两个老同学因各属不同派系，军事上多次发生矛盾冲突，积怨亦深。1947年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经多方调解，两人又拉起老同学关系。杨森宠爱的女儿七小姐杨北宜，竟爱上了鲜家五公子鲜恒。要把地下党的四项条件顺利转达到杨森耳中，只有让鲜恒去见杨森，成功率和保险率才大。
鲜英立即把鲜恒叫来当面交代。血气方刚的鲜恒受命前往渝舍(今少年宫)见杨森。这一天，正逢杨森颁布《紧急维持治安办法》，文中16个“杀”字和16个血红的惊叹号，能把路人吓出魂来：
阻扰政令，与匪勾结者，杀！窝藏匪谍不报者，杀！供匪枪弹、文件者，杀！造谣者，杀！操纵物价者，杀！纵火者，杀！暴动者，杀！影响治安者，杀！煽动工潮、学潮者，杀！煽动军人逃叛者，杀……
然而，热血青年鲜恒已顾不上那么多了。
鲜恒面见杨森
老江湖耍太极推手
鲜恒来到渝舍，提出要私会杨森。杨森闻讯下楼，寒暄后，老谋深算的他已猜出几分，说：“你父亲是不是有话要说？你就直说吧。”鲜恒闻言，和盘端出中共的四项条件。
杨森沉默了。
渝舍墙外，不时传来国民党败兵撤退的嘈杂声，鲜恒额头上渗出串串汗珠。杨森终于打破沉默开口：
“关于第一条，请你们放心，我杨森能办到。我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骚扰百姓。第二条要求难做到，因为中美合作所关押的共党政治犯，由行辕二处徐远举直接负责，实际上是蒋介石亲自过问，我管辖下的稽查处无权干涉。第三条要我不去台湾，率20军起义已不可能。你进来时没见大门内停着两辆吉普车吗？那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我的，我稍有异向，性命就难保。再说，我与你父亲不同，他是民主同盟的发起组织者，与共产党合作有功，而我对共产党有过，共军饶不了我。我不去台湾恐怕不行。”
杨森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望着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流，继续说：“我的部队现都驻在重庆附近，已交部下喻孟群、杨汉烈指挥，我会交代他们，我去台湾后，遵照你们的嘱咐。第四条要求更难办到，重庆市区我只有一个团。现在，我的行动已受特务监视，调部队进城不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遭杀身之祸。”
说罢，杨森长吁了一口气：“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之难。我走后，烦你们关照小妾邓壁如(杨森小老婆)，田蘅秋有点私产带不走，累你们代为存放，费心了。”
鲜英应允践约，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传闻特园鲜英家窝藏战犯眷属财产事件的前因后果，乃后话。
刘伯承坦陈
不能对杨森抱希望
鲜恒急忙回特园秉报父亲。鲜英听后一惊，决定亲自找杨森，于是带上鲜继坚和鲜恒，驱车直奔渝舍。
鲜英仍未能说动杨森。
以杨森的江湖历练和嗅觉，他不敢留下来。杨森的嗅觉是准确的。据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解密的最新资料，早在1949年六七月间，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就向野司首长汇报过策反杨森，据时任处长柴成文(解放后曾任我驻丹麦公使)回忆，他曾当面向刘伯承汇报，拟派人入川做杨森的策反，刘伯承明确表示说：“不用了，我们不能对杨森抱希望。这人(杨森)翻云覆雨，反复无常。”作为曾经的川军名将，刘伯承与杨森打过多次交道，他太了解杨森的为人。对重庆地下党方面的努力，刘伯承未加干涉。
史实是，杨森撤离重庆时，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手下的20军没配合保密局破坏城市。中共重庆地下党也没幼稚到把保护城市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杨森身上。走上层路线的同时，地下党依靠群众，发动民主进步力量，在各大厂矿组织工人，与军警特务进行殊死搏斗，全市涌现出一大批像吴坤山、刘家彝、简国治那样拼死保卫工厂的英雄。
策反内二警
杨森儿子率部起义
除杨森外，重庆地下党还将策反重点放在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内二警)总队长彭斌等人身上。内二警直属国民政府内政部，装备精良，有兵员2万多，负责守卫重庆的工厂、仓库、飞机场等重要设施。策反内二警，不仅是为了保护城市，而是要让蒋介石的“御林军”阵前倒戈。
据市党史办专家艾新全介绍，策反彭斌共有7条渠道：中共川东特委的4条分别是刘兆丰(经胡子昂、卢子英等人)、廖石城(经彭斌侄子彭万高)、樊恒才(经彭斌叔父彭应昌)、蒋仁凤(经高允斌到内二警副总队长张佐斌)；中共川西地下党的3条分别是陈显志(经陈济光再经彭斌之弟彭勋武)、陈廷栋(彭斌少校副官)等。多方努力下，彭斌曾一度有过弃暗投明的想法，因
据内二警少将副总队长张佐斌回忆，彭斌当时心情苦闷：“因彭曾指挥华蓥山剿共大屠杀，与中共有宿怨。他整天愁眉苦脸，顾虑重重，有时甚至号啕大哭。”彭斌曾对张佐斌倾诉：“军统连我的私生活及各支队长以下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要向徐远举汇报，我们大家事实上已丧失了个人自由。”
一直到1949年12月中旬，撤退到成都的内二警高层，开始与共产党方面联系起义。
北京：中共毛泽东主席
重庆：中共刘邓首长
我们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现已觉悟，宣布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拥护毛主席。现决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通电起义。
内二警总队长 彭斌 副总队长 张佐斌 麦征甫
这些，与重庆地下党的前期策反是分不开的。
与蒋攀上亲家 反共到底命归西 争霸四川的杨森
杨森（1882～1977），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他是蒋介石的亲家。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市市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等要职，为四川军阀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
战火纷飞悍将出北伐时期骑墙看
杨森祖籍湖南衡阳草堂寺，1882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一个小官吏家庭。其父当过清朝小吏，家中每年能收租谷100多担。杨森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居长，两个弟弟都在川军中任过职，两个妹妹亦嫁给他的部属。
1907年，杨森考入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次年，该所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成后，被分到成都新军十七镇当排长。因他对士兵训练认真，在该部组织的会操、考核及比赛中，他的排多次夺魁，故1910年被晋升为四川陆军三十三混成协第一营右队队官。是年他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3年夏，杨森在王陵基部队任营长。这时，孙中山领导发动了第二次讨袁战争，驻防重庆之四川陆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率部响应。王陵基团奉袁世凯之命讨伐熊克武。杨森考虑自己是同盟会员，便私下跑到熊克武部参加倒袁。
可是开战不久，重庆为袁世凯所派滇军师长叶荃部、混成旅长兼前卫司令黄毓成部攻破，杨森被俘。黄毓成在集合俘虏时，见众俘虏都甚为惶恐，唯独杨森显得毫无惧色，有胆有识，又见他身材魁伟健壮，声若洪钟，便对他产生好感，留他在司令部当副官。
1915年1月，黄又将他推荐到云南讲武堂任队长。这期间，他与许多滇军军官交上朋友，逐步活跃起来。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政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领四川境内各军。驻泸州滇军赵又新的第八师被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赵任军长，杨森任参谋长。
不久，川系与滇系两军为各自利益产生矛盾，继而发展为互相火拼。杨森初始参与滇军一边对川军作战。后来他摆脱滇军控制后，便转投川军，被熊克武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又提升为第九师师长。
同年8月，川滇两军大战于龙泉山。杨森首当其冲，带领全师攻打滇军，虽然身上三处负伤，仍指挥部队猛攻。此役之后，杨森便在川军中崭露头角。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际，当时刚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共产党员朱德，与杨森同系四川籍，并曾在蔡锷之护国军中共过事，有一定旧谊，此时受北伐军委派，回四川争取杨森支持北伐。
开始，杨见北伐军势大，便取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既接受北伐军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之职，并欢迎朱德任其军党代表，又暗地里继续担任吴佩孚之“讨贼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不久，北京国民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陈毅，因身份暴露，不能安身，通过与杨森有私交的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介绍，也来到杨森所部工作。
1926年12月，刘伯承等在顺庆举行泸州起义。在这过程中，杨森得知朱德、陈毅是共产党员，害怕其二十军被“赤化”，便以组织参观团到武汉国民党总部参观学习为名，把朱德、陈毅“礼送”出川。
铲除异己心狠手辣五年经营东山再起
1927年4月，蒋介石以占有汉阳兵工厂为条件，电邀杨森出兵鄂西，攻打武汉国民政府。他见此举有利可图，于
是年11月，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辗转入川。杨森对其倍加关照，为其设宴接风，修缮房屋。这一举动，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与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明令免除了他兼任的各种职务，由其部师长郭汝栋取代其军长之职，并密令刘湘、赖心辉等对他“共张挞伐”。
杨森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抗拒蒋介石的命令，千方百计削弱郭汝栋的力量。先杀害了反对他的部属杨嘉劳，继而赶走陈兰亭，使其部属将领人人感到自危，终酿成郭汝栋、范绍增等联合倒杨。杨森带领亲信部队将其击败，宣布自己仍为第二十军军长，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改为对他“免予查办”。不久，杨森又与刘湘争夺地盘发生激战，败于铁山坪、张关一线，所部仅剩六个残缺不全的旅，所属川东二十余县亦被刘湘所占。他只好带领残部避居渠县，偃旗息鼓，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
杨森在四川渠县，经过近五年的经营，力量再次得到恢复。
狠杨森痛下杀手
曾桂枝殒命鲤鱼桥
杨森是四川军阀中活动时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同时，杨森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他公开的妻妾有12位，被称为“十二钗”，子女共有43人。
杨森自己随心所欲、恣肆放纵，而对于妻妾却管束甚严。他有名目繁多的家规，如规定每个早上必须早起，统一着军装，扎腰带，由一名副官带队出操。风雨无阻。吃过早饭后，还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正课，要学古文，学英语，弹钢琴，不得无故缺席旷课。稍有触犯，便会遭到杨森无情的鞭笞，谓之曰打“满堂红”。
杨森的第七妾曾桂枝与第八妾蔡文娜殊途同归的悲惨命运便是明显的例证。两人由于美艳惊世，引来众多的寻芳客，情难自禁，导致红杏出墙，深为杨森所恶，最后被设套处死。
在曾桂枝20岁时，杨森花重金将她送至上海读了大学。这一下，曾桂枝像飞鸟投林一样，开心不已。原本性情活泼的她已无多少羁绊，许多男同学倾慕那近乎完美的身材，媚态袭人的容颜，便纷纷与之交往。日久生情，曾桂枝和一位陈姓同学由此相恋了。从未体验过爱情的曾桂枝如沐春风，无所顾忌。她和恋人成双成对，出入舞厅，卿卿我我，海誓山盟，俨如一对恩爱夫妻。
事不机密，这些情况被杨森安插在上海的耳目侦知。于是，怒火中烧的杨森便将曾桂枝催回了渠县防区。临别时，曾桂枝与恋人抱头痛哭，柔肠寸断，陈姓同学将一枚家传的戒指戴在了她手上，还拜托她在杨森处谋份差事。就这样，曾桂枝满脸洋溢着幸福，欢天喜地地回到渠县，并带回了恋人的照片。更有甚者，俩人鸿雁传书，昭然行事，完全忘记了危险的存在。
杨森已得知曾桂枝的个中隐情，他想方设法偷看了二人的信物后，便决计下毒手。曾桂枝全然不知，一次席间，居然央求杨森替这位陈姓同学谋个工作。杨森一听，正中下怀，他将计就计，不露声色地说：“这等小事有啥难的。给你同学写信，我让他当渠县的教育局长。”
曾桂枝一听，激动得从桌上一跃而起，喜形于色，当即便飞鸿传书，邀请恋人来到渠县。俩人就此踏上一条不归的黄泉路。那位毫不知情的陈姓同学一跨入渠县境内，行至一处名为鲤鱼桥的地方时，便被杨森的宪兵队设伏，用冷枪打死，暴尸荒野。
曾桂枝则带上两名警卫去河边相接，一路上，她心花怒放，手舞足蹈，说不出的开心。然而，当她哼着小调跨上船时，身后便响起了警卫如同冰窖里飘出的声音：“对不起，太太，军长有令，送你上路。”曾桂枝回过头，惊骇无语，两名警卫举着枪，一咬牙便扣动了扳机……
杀死二人后，杨森仍觉得不解恨。他又派兵将二人缚上巨石，沉入渠江。
副师长受命闯卧室蔡文娜饮弹留遗恨
蔡文娜原本出身于书香门第，被杨森纳妾后，继续在泸州上中学。杨森对这位光艳照人的绝世美女宠爱有加，并希望她能继曾桂枝之后，替自己在社交场争一份荣光，遂不惜工本培养她，特地请来一名家庭教师为其补习英语。
这位家庭教师亦是少年多情，俩人在长期的耳鬓厮磨中，逐渐产生了感情。平日，眉目传情，心心相印。不久，事情为杨森所知，他气急败坏，将蔡文娜五花大绑，仅着内衣内裤，跪在庭院中，又让其他姨太太站在一旁，打算来个“三堂会审”，然后再像曾桂枝一样，公然处死。寒风凛冽中，蔡文娜跪伏于地，冻得瑟瑟发抖，梨花带雨，煞是可怜。三姨太田衡秋见了，终觉不忍，忙主动求情。其他姨太太见状，亦一并跪下，苦苦哀告。杨森这才收回成命，由田衡秋作保，用马鞭狠狠鞭打了一顿，总算暂时放过了蔡文娜。
然而，数年后，蔡文娜终究未能逃脱杨森的魔掌。在成都华西大学社会系就读时，她又与牙医学院的学生吕某相识，俩人再度坠入爱河。吕某英俊潇洒，功课优秀，蔡文娜超凡脱俗，清丽迷人，在周围同学的眼中，是公认的郎才女貌。蔡文娜这时也横下心，决心冲出封建牢笼，与心上人一道奔向新生。只是由于涉世不深，对杨森本质认识不足。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太过于天真。恋人吕某和周围同学劝她，赶快私奔到英国去。但蔡文娜却要走一条光明正大的路，先与杨森离婚，再明媒下嫁。如此一厢情愿之举，无异于与虎谋皮。
于是，蔡文娜心存幻想，满怀希望回到重庆。杨森这时已有察觉，蔡文娜毫不隐瞒，将她和吕某的关系和盘托出，请求杨森放她一条生路，解除婚姻关系。
杨森当即不置可否，答应考虑考虑。表面上静若止水，实则内心波澜起伏。蔡文娜以为他心有所动，当夜全心全意陪他看戏，服侍他就寝。第二天，杨森凶相毕露，派其副军长夏炯径直闯入蔡文娜卧室，蔡文娜仅着亵衣（内衣），惊得从床上一跃而起，厉声呵斥道：“夏炯，你想做啥子。”夏炯不忍看那张凄美的脸，侧过头一咬牙便开了枪……
然后，为了杀一儆百，杨森集合起妻妾一同来到现场，命她们仔细观看，妻妾们个个吓得面色苍白，颤抖不已。次日黎明，蔡文娜满身血污的尸体被床单包裹着丢到杨森重庆官邸“渝舍”网球场边的枯井，草草填平了事。
杨森接着又命人前去刺杀吕姓同学，幸而吕某已得知消息，逃往了国外。而蔡文娜的姐姐蔡文其许久没有妹妹的音讯后，跑来重庆打探，杨森叹了口气，悠悠地说：“跑了，跑到英国去了。”蔡文其惊愕不已，正欲发问，杨森皱了皱眉，说道：“我准备委你丈夫去当县长。”
蔡文其听后更觉惊诧，联想到外界传言和许久没有妹妹的音讯，估计已经遇害。只得哭着回了泸州。
仓皇飞台九旬纳妾，反共到底命归西
1944年11月，杨森调任贵州省主席。在此之前，他把第三个女儿嫁给了蒋介石之侄竺培丰为妻，与蒋攀上了亲家，彼此关系更加密切。
1947年，杨森调任重庆市长，同时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此期间，他不断调兵对川北游击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配合蒋介石进犯解放区。1949年，他伙同败逃重庆的阎锡山等四十人，发表“反共戡乱”声明，参与制造重庆“九·二”火灾案和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
重庆解放前夕，杨被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这年11月16日，蒋介石亲飞重庆，与国民党头目商定“军政一元化”的作战方案，决定由杨负责川中作战。之后，杨便发布了“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十六字杀令，企图与人民对抗到底。但不久重庆解放，他逃往成都。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西南，他见大势已去，便于
1950年4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1960年又任命他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主要以发展台湾体育为名，沽名钓誉。
就这样，17岁的初中生张灵凤被杨森以招募“秘书”为名，娶进府中，成了杨府第“十二钗”。不到一年，张灵凤居然又为杨森生下最后一女，一时传为海内外的奇谈。
刘 湘
刘湘（1888——1938）
一、青云直上据地初建速成系
中华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汉族，四川大邑人，一级陆军上将。生于
刘湘年幼时，就读乡间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当时，清廷宣告废除科举，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不满十七岁的刘湘，背着父亲赴雅安应考，遂被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弁目队录取。次年4月，考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初，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他对教官能绝对服从，对同学则虚心求教。
1909年夏，刘湘在速成学堂一毕业，即被分配到建成不久的新军三十三混成协（旅）六十五标作见习官。1910年春，经队官呈准，被保送到总督赵尔巽刚开办的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1911年，调任第十七镇六十八标一营前队排长。不久，被派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的作战。
辛亥革命爆发后，第十七镇改为第一镇。刘湘任第二标张邦本支队的少校差官，随部进驻川北。1912 年，第一镇改编为川军第一师，张邦本支队奉令归还建制。但该支队的第二营管带杨森拒不接受命令。刘湘便与该营都练官孙中华、队官唐式遵、杨国桢等串通一气，甩开杨森，将第二营拖到资中。刘升为第二营营长。随即，将部队开驻泸州。当时，四川都督胡文澜，是袁世凯的爪牙。
1913年8月，国民党人、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等人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在重庆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总司令部，决定兵分三路，围攻泸州，首先消灭胡文澜掌握的周骏第一师。交战之前，熊克武特派速成同学傅常等前往策动，刘湘唯唯而已。战斗打响后，他与侯建国、刘盛恩奉命率领本营阻击讨袁军中路旅长兼第一队司令龙光所部。在这一带往复冲杀，保住了泸州。讨袁军失败后，刘湘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调驻重庆，埋头练兵。1915年8月，袁世凯任命陈宦督理四川军务，为削弱川军，将各师加以缩编。刘湘经周骏在陈宦面前力保，新任旅长熊祥生亦见其朴实无华，才得幸免撤换。是年冬，又被任命为铜梁、璧山、大足清乡分司令，奉陈宦之命大举搜查革命党人，为袁世凯复辟称帝扫清障碍。
这年12月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部取道四川，讨伐袁世凯。刘湘在熊祥生指挥下，率领全团防守泸州。次年3月，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称护国川军总司令，与蔡锷所率护国军会攻泸州。刘湘协助熊祥生将刘存厚留守泸州的部队全部扣押，获袁世凯奖赏三十万元。当护国军迫近小市和五峰顶时，他奉命率领本团为先锋，在北洋军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突过长江，反攻兰田坝，截断了护国军渡江的归路。经过战斗，护国军遭受挫败。陈宦和北洋军将领张敬尧即特电袁世凯，请对刘湘予以奖叙。
二、拥熊倒熊 图谋发展败下野
1918年1月，四川靖国战争爆发。开始，刘湘随第一师师长徐孝刚站在刘存厚这一边，率部与滇黔靖国军大战在内江之田家场、一泗堆、白马庙一带，企图阻挡靖国联军西进。在一次攻击中，他败退下来，去见徐孝刚。其时，徐因前线失利正在大发雷霆，听说刘湘来了，厉声呵斥道：“难道刘旅长就杀不得吗？！”刘湘闻言回身就跑，当即带着手枪队，赶赴火线督队进攻，一鼓而下。2月，靖国军攻占成都。他见北京政府对四川已失控驭，又跟随徐孝刚等川军将领，立即倒向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发出响应“护法”通电。3月，被熊克武委为川军第一师师长。6月，熊克武在成都召开整军会议，将川军编为七个师。他改任第二师师长，管辖永川、荣昌、铜梁、大足、璧山、合川、武胜七县，设师部于合川。从此，刘湘有了固定的立足地盘，一面委派保定速成同学担任参谋、旅长等要职，开始建立速成系集团；一面举办军事传习队和军官传习所，加紧培训军中骨干，以期养精蓄锐。他对传习所的军官说，将来要一起“统一四川，问鼎中原”。
川滇黔靖国联军击败刘存厚后，四川局势的演变益见复杂紧张。唐继尧以联帅自居，视四川为附庸，同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合谋熊克武；督军熊克武大权在握，成为四川的最高统治者，隐以盟主自命，不为唐继尧所制，可是与省长杨庶堪之间的权利冲突一直无法协调。当时，刘湘拥有三旅之众，枪弹充足，军心亦固，可谓是能战之师，他认为这是自己图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便约集速成同学胡春田、张斯可等密商向背问题。大家认为，滇黔军连年危害四川，军民同受其害。目前只有顺应人心，拥熊送客，自己亦可于中获利。但对倒熊的各军须善加以应付，以避免正面结怨为宜。
这年12月，四川省长杨庶堪趁赴重庆为父治丧之机，与各路民军司令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等密商了一个倒熊计划。他们认为，刘湘身拥重兵，且与第四师师长刘成勋、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都是大邑同乡，平日连成一气，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争取过来，才可稳操胜算。于是，杨庶堪亲赴合川，劝说刘湘予以赞助，并以川军总司令一职相许。刘湘深知杨庶堪是在川国民党人中资深望重，今以大事相期，重任相许，心中十分高兴。同时，他又忖度熊克武之所能得到四川军政大权，全仗外有滇黔军的援助，内有民军的支持，而今内外与熊为敌，其必败无疑。因此，一谈即合，欣然向杨表示赞同。但他一点不露声色，仍与熊信使往还，遇事请示一如往常，免其生疑。
在这期间，熊克武对刘湘这支力量也早已密切注意。为了探察刘湘在川局动荡中的态度，特派第一师师长但懋辛为点编刘湘部队的主任，先到重庆收集情况。后去合川，向刘湘介绍、分析了四川局势，力主川军各部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客军。并转达熊克武将拟推举刘湘统率各军之意。刘湘也当即表示始终拥戴熊克武，愿衷诚合作，共奠川局。随即根据但懋辛的密告，严查所部旅长廖谦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勾结的情况，密报熊克武。1920年3月，又邀速成同学、滇军第二军参谋长杨森协助，举全力围攻廖谦，将其部完全接收，以巩固内部。
1920年川滇黔之战爆发，刘湘率部与滇黔军作战。此后受熊克武的扶植升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
三、蓄锐待时 东山再起操川局
1923年出任吴佩孚所委之四川善后督办。1925年战败杨森，并收编其余部。
四、易帜附蒋 整军建政奠根基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川军各部接受广州国民政府改编，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1927年拥护蒋介石进行反共清党，5月支持杨森进攻武汉国民政府。1928 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主任委员。1932年爆发与四川军阀刘文辉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即二刘之战，其实二刘本是叔侄。这场四川军阀的巅峰之战，规模极大，震惊全国，刘文辉战败退至西康，刘湘成为四川最强的实力派。
五、北守南拒 堵截红军入川境
其后受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率部于川北进攻红四方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蒋委任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剿匪”总司令。1935 年1月在贵州赤水县之土城 、松坎及四川邛崃一带阻击长征红军，迫使朱毛红军无法北渡长江，只能转进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奔走于川康边境的荒僻之地，备尝苦难。1935 ～1937 年蒋刘争夺对四川的统治权，1937年8月，蒋介石令川军开赴华东抗日前线，刘湘被委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淞沪会战失败后，奉蒋命参加保卫南京。唐生智负责保卫南京，刘湘所部在南京外围的浙皖边界阻击日军。
六、峨嵋挥泪 内防外联暗抗蒋
1938年初，与韩复榘密谋封闭入川通道，阻止蒋军入川，被军统侦知，事泄。
七、请缨抗倭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12年至1934年，历经22年大小400余战，四川军阀的混战终于有了大体的眉目，“面带三分憨相”的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川军打内战的恶名举国闻名，其人员素质、装备等，堪称中国最差劲的杂牌。但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此前的川军也曾参与对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作战，除了惨败、大败，没有更值得外传的战绩。但就是这样一支如此不堪的队伍，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他回成都后，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有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日本军队精良的武器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一时的。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刘湘率唐式遵、陈兰亭等将领湖北抗日，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
刘湘[1]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八、重庆大学第一任校长
1925年冬，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就提出议案，倡议筹办重庆大学。只因川局动荡，经费无着，导致创建之议一搁就是数年。1929年夏，一批在成都大学任教的川
关于文字斋（现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的修建经费，在那时是一个影响民生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可谓战火连连，民不聊生。餐桌上能吃上猪肉可算得上相当奢侈的了。刘湘就在猪身上打起了主意，他下令从今以后养猪户每杀一头猪必须上缴一个银元的猪头税，即所谓“割头税”。就是这笔来自猪的“割头税”使得文字斋得以修建。
历史上对他有褒有贬，说他为了争夺四川地区的统治权，与各路军阀混战，造成很多平民无辜被害，四川经济衰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重庆大学的创立，的确推动了重庆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九、川军内部分裂二刘相争
辛亥革命后，刘湘所在部队改为川军第一师，他也官升营长。刘湘为人剽悍，作战英勇，屡建战功，到1918年护法战争时，他已跃升为川军第一师师长，成为四川军队中的一员主要将领。1920年，四川军阀驱逐滇系军阀成功，四川实行自治。第二年，身为第二军军长兼前敌各军总司令的刘湘，被推选为川军总司令，并由四川省议会推选为四川省省长。至此，刘湘已由一名职业军人发展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刘湘在四川宣布参加北伐，通电讨伐吴佩孚。不久，刘湘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川康绥抚委员会主席。第二年又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是刘湘的堂叔，但年龄却比刘湘小6岁。刘文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到四川，当时刘湘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受到刘湘多方面的关照。刘在四川军队中一路官运亨通，仅3年时间就从上尉参谋升到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成为四川军阀中的主要将领之一。
到1928年，刘湘与刘文辉崛起为四川两个最大的军阀集团，形成了“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接着，刘文辉接替刘湘，当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当时四川的局面是，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主管四川的军事；刘文辉刚刚当上四川省政府主席，负责四川的政务。但实际上，“主军”的刘湘只能管自己的第二十一军，管不了刘文辉的二十四军。而“主政”的刘文辉，也管不了刘湘防区的政务。
刘湘的地盘在川东和鄂西一带，占有重庆等地和川东水陆交通要道。刘文辉的地盘在成都平原以及西康一带。有一次，刘文辉花200万巨款，从德国购回一批军械由长江运进四川，轮船经过万县时，被刘湘的师长王陵基扣下。刘文辉得知消息后，亲自前往重庆，与刘湘商量，希望发还这批军械，被刘湘拒绝。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次。刘文辉一直耿耿于怀，企望早日赶走刘湘，占据川东运输线。而刘湘则对刘文辉所占据的成都平原一带的富庶之地垂涎欲滴，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把刘文辉赶出成都平原，实现他做“四川王”的野心。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俗语“一山容不得二虎”。二刘同霸四川，虽然是亲叔侄，彼此之间互不服气，互不买账，争权夺利，最后闹得撕破脸皮，兵戎相见。刘湘当时的兵力合计10万余人，刘文辉兵力合计12万余人。
刘文辉虽然在军事上略胜一筹，但在政治上，刘文辉却处于劣势。因为在刘湘的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反刘文辉同盟。这些人，是一些当地的小军阀，他们的力量大不如刘文辉，但资格比刘文辉老，都以军界前辈自居，对刘文辉的崛起很不服气，一直想压压他的锐气。而刘湘平时与这些人以兄弟相称，对他们多有关照，他们也想趁这个机会巴结刘湘。此外，这些人也惟恐天下不乱，常常在刘湘面前说刘文辉的坏话，怂恿他把刘文辉赶出四川。
刘文辉，保定军校科班毕业，很有才华，特别会打仗，他在短短几年时间打败其他军阀，后来居上，与刘湘平起平坐，支撑川局，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但刘文辉毕竟年轻，在政治上远不如刘湘老辣。比如，刘湘很会争取国民政府对他的支持，在对蒋介石的态度上，要比刘文辉积极得多。他善于揣摩老蒋的心思，虽然与蒋矛盾重重，但他姿态很高，积极向蒋靠拢，表示绝对听从“中央”的指挥。蒋介石当然也心知肚明，不管刘是真是假，只要他有个靠拢“中央”的态度也不错，反正都是互相利用。所以，在大大小小场所，老蒋都表态支持刘湘。而刘文辉则不同，他多次在公开场所对蒋表示不满，年轻气盛，时常和蒋对着干，多次与当时的反蒋派结成反蒋同盟，与刘湘形成鲜明的对照，为蒋介石所恶。1932年6月，为了赶走刘文辉，刘湘制定了一个所谓“安川计划”，呈报蒋介石。这个计划中，刘湘明确提出夹击刘文辉，“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取掉其主席。”
刘文辉被刘湘击败后，偏安西康一隅，成都和川西平原富庶之地全归刘湘、邓锡侯两大军事集团所有。刘文辉实力大为削弱，对待阻击红军当然不会卖力，所以中央红军才能轻易渡过金沙江、大渡河。
十、刘湘墓和刘湘公馆
今刘湘墓园位于成都武侯祠旁。
在刘湘家乡大邑县安仁镇有刘湘公馆，是一个四合院，占地10余亩，比他的亲戚刘文采的刘氏地主庄园要小得多。在四川重庆其他一些地方还有刘湘公馆。
巴蜀王刘湘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
刘湘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惯于劳作，读书之余经常帮助老父推车运送谷米。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1906年，刘湘背着父亲赴雅安投考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被录取。1907年4月考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2月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他体格健壮，脸圆额宽、鼻直隼隆，声音宏亮，平日少露锋芒，对教官能绝对服从，对同学则虚心求教，因下眼皮久病未愈，被同学戏呼为“刘瞎子”，学习期间从不过问政治，惟独与刘炳勋友善。1909年夏，刘湘从速成学堂毕业，被分到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第六十五标见习，此间与大邑县苏场农村周姓女子(后取名刘周书)结婚。1910年春，经队官呈准，刘湘被选送入四川陆军讲武堂深造。1911年春毕业，任第十七镇六十八标第一营前队排长，7月被派往成都参与镇压保路同志军作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四川独立，12月刘湘任陆军第一镇（统制宋学皋）第二标张邦本支队少校差官，进驻川北。1912年2月第一镇改编为川军第一师，张邦本支队奉令归还建制，但该支队的第二营管带杨森拒不接受命令，刘湘便与该营督练官孙中华、队官唐式遵、杨国桢等串通一气，甩开杨森，将第二营拖到资中，刘湘任第一师（师长周骏）第二团第二营营长，随即开往泸州。1913年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响应“二次革命”，在重庆宣布独立，决定分三路围攻泸州，刘湘不从熊克武策动，反而极力阻击讨袁军中路旅长兼第一支队司令龙光部，带领三个营反复冲杀，将讨袁军击败，保住泸州，受到师长周骏的赏识，被提升为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调驻重庆，埋头练兵。
1916年1月川军第二师刘存厚宣布独立，响应云南护国军，刘湘将刘存厚守泸州的部队全部扣押，获袁世凯奖赏三十万元。
1917年4月，刘湘连续两次领衔与川军各旅长、团长联名通电，历数署理四川督军罗佩金强滇弱川（大云南主义）的九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速予解决，以弥川乱”，不久罗佩金被刘存厚战败出川。7月爆发刘戴之战，刘湘再次表示支持刘存厚。
1922年2月孙中山令两广北伐，
1923年1月四川战事又起，2月杨森乘机打回四川，5月刘湘旧部联合谋倒熊克武，6月杨森等战事不利，与袁祖铭共同推刘湘出山，刘湘借助乱世重整旗鼓。
1938年1月上旬，据说刘湘曾密谋与宋哲元、韩复榘联合反蒋，但宋哲元向蒋介石告密，刘湘和韩复榘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监视起来，11日韩复榘以不战而逃被逮捕。
刘湘性格内向，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为人剽悍，在战事中勇猛，敢于拼命，外号“巴壁虎”，又名“刘莽子”；刘湘乃一世枭雄，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发达，削平群雄统一四川，甚是难能；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不即不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笃信神道，极为迷信，为人所笑。
叔倒争霸：四川二刘之战
军阀统治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军阀混战的温床。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刘湘与刘文辉都是四川大邑县人，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六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支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二十四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兵力达12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四十六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11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当二刘成为四川压倒群雄的两大势力之时，二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产生了。刘湘早有一统四川的野心，他经常公开声言：“我统一四川后，将如何如何”。他的神仙军师刘从云也经常在刘湘的耳边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刘)。”这更助长了刘湘要做“四川王”的野心。刘文辉亦是野心勃勃，他常向别人问计：“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俨然以统一四川为己任。同时，刘文辉还支持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占贵州。这表明刘文辉之志不仅在独霸四川，还力图控制西南。
叔侄二人都想称霸四川，必然以对方为敌。二刘为削弱和搞跨对方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元巨款，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军火由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港时，被刘湘部师长王陵基扣留，刘文辉亲往重庆与刘湘交涉而毫无结果。刘文辉也还以颜色，暗中以巨款收买刘湘所部师长范绍增和旅长蓝文彬，并命令驻江津所部切断重庆粮道。刘文辉之兄刘文彩还收买刺客，企图暗杀刘湘。这些冲突表明，二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二刘各拥军十余万，兵力不相上下。川内其他军阀如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人，各有兵力或四、五万，或一、二万，单独皆无力与二刘中的任何一方抗衡，但他们合起来近十五万人，无疑就成了二刘均势天平上起作用的砝码。在以前的战争中，连战皆败的杨、李、罗等部，防地尽失，兵力大损，此时寄于刘湘篱下，自己无力再战，却极想挑起二刘之战，以便依靠刘湘从刘文辉手中夺回防地。刘存厚偏处川东北一隅，防区紧挨刘湘地盘，自然看刘湘脸色行事。而最能举足轻重的是邓、田两部。邓锡侯外号“水晶猴子”，以老谋深算著称，时拥兵四万多人，驻在成都。田颂尧外号“冬瓜”，拥兵5万多人，司令部设在三台。邓、田与刘文辉同属于“保定系”，在1925年之后，三人同驻成都，对外高唱“保定系团结”以自重。后来，随着刘文辉实力的增长，逐渐超过了邓、田。刘为进一步扩大自身力量，对自己的盟友大挖墙脚，并试图兼并邓、田两部。1930年夏，刘文辉收编了田的教导师之一部；1931年春，刘又诱田部副旅长寇澄清率部附己。刘文辉还用金钱大力收买邓部的师旅长。这使得邓、田深感自身岌岌可危而对刘文辉痛恨不己，二人遂相依为命以图自保，并欲联合刘湘。1931年，田颂尧派出代表赴渝面见刘湘，表示愿意与之联合对付刘文辉，刘湘当然求之不得。双方几经信使往来，终于结成了反刘文辉联盟。
刘湘在准备对刘文辉的进攻时，也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支持。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几次混战中，刘湘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并曾出兵相助。而刘文辉则不然，他数次与反蒋派结盟反蒋。蒋介石对二刘的爱憎也可想而知。1932年夏，刘湘把解决刘文辉的计划转交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亲笔复函，对刘湘备加慰勉，批准他便宜行事。
刘湘内有同盟，外有靠山，终于下定进攻刘文辉的决心。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
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田两部。刘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但邓先走回避。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刘、邓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
有道是“盗亦有道”。四川军阀在长期的混战中似也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胜者对于败者往往不是斩尽杀绝，只要对方俯首称败，一般都准予保留一定实力。刘湘达到削弱刘文辉的目的后，为了保持四川军阀内部的平衡和顾全叔侄情面，在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的调停下，他下令停止进攻，并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遂得以回驻雅安。至此，刘湘达到了独霸四川的目的。
刘湘刘文辉叔侄之战，是四川军阀四百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也是川内的最后一次大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这次战争死伤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刘之战的结束，标志着四川军阀混战的终结。
密谋反蒋：吓死刘湘，枪毙韩复榘
密谋反蒋：刘湘被“吓死”之谜
1935年，蒋介石以协助川军追剿红军为名，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重庆。不久，参谋团的牌子便换成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牌子，专管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不久，蒋介石以帮助刘湘统一川康为借口，亲自入川主持，行营主任为顾祝同，行营秘书长为杨永泰，贺国光改任行营参谋长。其目的是想直接掌握川、康两省实权，蒋、刘矛盾因此公开化。
刘湘暗地联络广西、云南、广东的反蒋势力，密谋倒蒋。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密令川军向成都和重庆两地集结。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但蒋介石对刘湘的疑忌却与日俱增。
同年
邓汉祥反对说:“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蒋的军校、行营又搬不走，那时动手也不迟;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我们已经发动了，怎么下台?”此时，何应钦派其弟何辑五来成都，希望与刘湘合作，并说何应钦要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逼张杀蒋。刘湘听了之后大喜，跃跃欲试。然而，就在他准备部署行动时，张学良在中共调解下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在成都、重庆的军统特务将刘湘的企图报告了蒋介石，蒋恨得咬牙切齿。
刘湘从此深惧蒋介石，知道自己是斗不过他的，于是秘密派一个叫张斯可的人代表他到桂林与李宗仁联系，寻求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此时，中共方面也有代表在桂林，于是，张斯可、李宗仁与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的《红、桂、川军事协定》，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继续打内战的话，便联合起来反蒋。刘湘和延安还互派代表，李一氓代表中共人川，王干青代表刘湘到延安。不久，中共又派罗世文到成都与刘湘谈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制定了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的抗日计划。他的心腹之患便是刘湘及五十万川军。
刘湘回川后，动员军队分水陆两部出川。
刘湘明白:南京是守不住的，后果将是牺牲川军，而且要背上“失守首都”的罪名。于是推托说:“委座，我刚刚过来，队伍究竟到啥子地方我还不晓得，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接受任务。”刘湘辞别蒋介石出来，回到车上便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下子昏死过去。
蒋介石一面派人将刘湘送进医院治疗，一面将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委其部下唐式遵接任。唐式遵当即向刘湘索要印信，气得刘湘病情加重。
南京陷落之前，刘湘被送进汉口的万国医院第一号病房，他暗中与反蒋各派进行联络。戴笠旋即开了刘湘隔壁的第三号病房，让与刘湘有过节的范绍增住进去，暗中监视与刘湘有接触的人员。
一天，范绍增发现一个瘦高个子来看刘湘，于是报告戴笠。戴嘱咐说:“要严密监视此人的行动，最近刘湘与韩复榘往来密电频繁，可能与此有关。”
几天之后，范绍增旧部的一个团长潘寅久从前线回来，来找范绍增说:“我去过刘湘的长官部参谋处看老朋友徐思平，一直进到办公室内，徐思平正在聚精会神地写命令，我站在他身后偷偷一看，见命令上写着要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随即与韩复榘取得联络。当徐发现我站在他身后时，急忙将命令盖住，搪塞说是写家信。”
当时，韩复榘既怕蒋介石借抗战为名消灭他的军队，又怕蒋介石借刀杀人，让日军消灭他的实力，于是擅自率所部舍弃津浦路，向鲁西南撤退，想经过中原，撤退到襄樊一带。
范绍增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刘湘与韩复榘秘密联络之事，孔样熙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蒋介石。很快，蒋介石便离开汉口，北上开封。
何应钦板着脸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关押!”
刘湘一惊，假装糊涂地问:“为啥子哟?”
“啪!”何应钦将夹有密电的文件夹掷于桌上，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吧!”
刘湘看后，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何应钦与他谈了许久，起身离去.。不久，刘湘便大口吐血，昏迷不醒。次日，刘湘在汉口逝世。
据官方发布的公告，刘湘弥留之际，曾口述遗嘱，略谓:“今后惟希我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由何成浚领衔主祭，在武汉的党政军各界人士都前往祭奠，场面十分隆重。
23日，高等军法会审判韩复榘。次日，韩被宣判死刑。24日晚7时，韩在武昌被执行枪决。因此是刘湘先死，韩复榘后被枪毙。
附录：《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
与刘湘不和的范绍增加入到了戴笠的阴谋活动中，对刘湘进行监控和收集相关情报。范绍增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四年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上，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他是怎么样同戴笠联手的。该文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秘书处供稿，由刘国荣笔记。发表这篇文章时，范绍增于四川解放前夕起义后，在河南省任体委副主任后退休。
这篇文章写得十分坦率，坦率得就像范绍增本人。
文章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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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
范绍增
为了说明刘湘和韩复榘之间的一些事情，必须先说一下
我和刘湘的关系。我原来是刘湘部下四个师长之一，我师有四个旅，是人数较多、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另外是刘湘自兼一个和王赞绪、唐式遵两个师。一九三七年，何应钦去四川整军，由于我不是刘湘的嫡系，刘湘就借机把我的军队改编，免去我的师长，名义上升为副军长，但又不准到职。刘手下一些亲信，常当面冷言冷语地说我是“伪中央（指蒋介石）的汉奸”。当时我对刘湘十分痛恨，常怀借机报复之心。
一九三七年底，刘湘因胃溃疡病复发，由南京到汉口治病，住在万国医院，当时我也在汉口。戴笠想利用我和刘湘之间的矛盾，他亲自找我，和我商量如何监视刘湘的问题。并对我说，他掌握刘湘、韩复榘之间经常有电报来往，就是翻译不出来。叫我设法监视刘湘的行动。我由于同刘湘的旧怨，也欣然同意。由戴笠负责在万国医院刘湘病房旁边搞了一个房间，我每天去二三次不等，每当刘湘会客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房间里，看都是哪些人和刘湘接谈。有一天，戴笠对我说韩复榘派的代表来了，叫我注意，问我见到没有。我说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是什么面孔，他说那就是韩的代表。我为了更好地监视他，还特别用跳舞等手段收买了护理刘湘的一个女护士，这个女护士也向我报告了刘湘的一些情况。后来，这个护士和刘湘发生了关系，刘送她一些钱，并答应送她到美国留学，于是这个护士就不向我报告刘湘的情况了。刘湘在医院中，胃病逐渐好转，曾打算回四川，叫他的飞机从四川来汉口接他回去。戴笠叫他的特务破坏刘湘的飞机，以致飞机到中途爆炸，回四川之事只得作罢。
一九三八年的有一天，我的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前线回来，和刘湘的参谋处长徐某（忘其名）是旧交。潘去看徐时，从桌子上看到徐正写一个命令给王赞绪，叫王“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切取联系”。徐发现潘寅久看这个命令，就马上把稿子盖起来，并说：“我在写一封家信。”
潘寅久把这个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我。我听到后就去中国银行见孔祥熙（当时我和孔以及孔的儿子女儿都很熟，经常到他家去），孔留我吃便饭。我问孔：“听说韩复榘的军队就要开到襄樊去么？”孔说：“没有呀！您怎么知道的？”我把潘寅久看到的命令内容告诉了他。孔祥熙很快就过江到武昌去找蒋介石。晚上，孔祥熙四处派人找我，找到后问我：“你说的哪个命令确实看清了没有？”我为慎重起见又找到潘寅久，问他是否真正看清了。潘对我说：“确实看清了。”并表示愿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我又把潘的话告诉了孔祥熙。我事后听说，由于得知了这封电报的内容，就把刘湘、韩复榘来往电报密码翻出来了。
不久，蒋介石约韩复榘去开封开会，即将韩扣留，解到武汉，经过军法会审，执行枪决。
韩复榘被扣后，何应钦到万国医院看刘湘，对刘说韩复榘己被扣。刘问为什么，何说：“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刘知事己泄露，何走后十分钟，刘即大口出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我与韩复榘本无仇无怨，也未见过韩的面，只是为了报复刘湘，参与了蒋介石这一阴谋活动。现在如实写出来，供有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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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难得的史料，正如范绍增所说是“如实写出来”的。很具有参考价值。
范绍增在写这篇资料的时候己经是一位历尽沧桑的七十岁老人。自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川康整军会议上范绍增被刘湘削掉兵权以后，抗日战争爆发，范绍增请缨抗战，被委为没有兵权的第十一兵团副司令，只身来到上海前线。上海战事结束后，随军退到武汉，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刘文辉
原林业部部长
刘文辉（1894—1976），字自乾，法号玉猷。1895年1月出生于四川大邑一农民之家，是6个兄弟中排行最小的一个。13岁时就谎报16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陆军小学，后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在保定军校第二期读完炮科后，便回四川，投奔刘湘，开始了军人生涯。刘文辉虽是刘湘的堂叔，但年龄却比刘湘小6岁。刘文辉最初投奔刘湘，虽然没有直接在刘湘军中任职，但受到刘湘的推荐和多方面的关照。有刘湘的关照，再加上自己的突出才能，刘文辉在四川军队中一路官运亨通，仅3年时间就从上尉参谋、营长、团长一直升到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成为四川军阀中的主要将领之一。
1920年，刘文辉以川军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占领四川东部重镇叙府，从此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此后，刘文辉通过军阀混战，地位进一步上升，1922年升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在打败杨森之后，刘文辉取得四川帮办名义，1928年更当上了四川省政府主席，1931年改组后留任。此时刘文辉已拥有7个师，20多个旅、14万军队、81个县的地盘。而此时的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他们成为四川的主要统治者。此后由于刘文辉不甘于只在四川发展，他跟刘湘商量两人中一人出去打仗，另一个留在四川当后援。但刘湘自己不想出去，也不想让刘文辉出去。另外，刘文辉24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保定系的，而刘湘是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两人的政治意图不一样，刘湘保守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刘文辉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而刘湘当时则是支持蒋介石的。等等诸多原因。
1931年，刘文辉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经万县港被刘湘扣留。二刘间矛盾于是激化到不可调和。同是大邑刘氏子弟的刘文辉与刘湘开始为了争夺对四川的全面统治，发动四川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军阀内战，时间是1932年10月到1933年9月。内战的结果，以刘文辉失败退出四川结束。1933年9月刘文辉带着仅存的12个团从成都退到雅安。仍担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的职务。1935年，国民党计划在西康建省，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西康省建立，刘文辉就任第一任西康省政府主席）。
抗战爆发后，刘湘的川军被蒋介石调出，部队一出川就被拆散调往各战线，刘湘和蒋介石的矛盾就尖锐起来。1938年，刘湘因病去世于武汉。刘湘去世后，蒋介石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实际上想控制川康。刘文辉联系原刘湘的下属，还有四川一些实力派人物，共同抵制，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四川。直到1940年，张群才坐上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刘文辉为了避免被蒋介石中央政府吞并的命运，大约从1942年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秘密联系。
1950年6月，刘文辉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合并。改编后，原第二十四军军长刘元瑄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原第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刘元琮担任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刘文辉本人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刘文辉调到北京，任林业部部长；60年代，刘文彩的“地主庄园”扩大宣传，到了北京后，国务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也就是荣毅仁家现在的那座四合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文辉的住宅门口突然贴了大字报，上称：“刘文彩的弟弟还住这种房子！”很快引来了红卫兵抄家，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将其转进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1972年，刘文辉不小心摔断了腿，1975年又被发现患了癌症再次住院治疗。
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刘文辉得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后极为伤心，他强忍悲痛，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不久，因病情恶化，刘文辉再次住进医院，
刘文辉从军从政一生，雄心壮志，经历刀光剑影；晚年回归平淡，他教导子嗣“搞政治没意思”；在弥留之际，他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重视教育
1935年，四十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
主政西康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 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的话是有些不中听，但话粗理不糙：教育不兴，焉何能把西康“变边地为腹地”？
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
然而西康人民付出的代价是被预征了未来几十年的税款，在1939年时就把1939年到1997年的近60年税款全部预征了。当然这比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一口气预征到2050年还是稍微厚道了一点。
今天的德格县依然偏僻落后——然而，70年前，那里的校舍却也这般的气派，学生们更是朝气蓬勃丶精神抖擞，和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物质上的贫瘠可能会使人羸弱，但真正使人丧失自我的却是精神上的颓唐，而教育则是提振士气丶昂扬民风的绝好途径。勤俭为政丶倾囊兴教，开化民智丶建设桑梓，是刘文辉一以贯之的思想。他的执政理念，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透射着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展示了那个时代地方实力派兼容并包丶继往开来的特质，是民国发展进程中“黄金十年”的一个缩影。
王少春促成刘文辉起义始末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在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向大西南胜利进军。
“破庙”里飞出红色电波
王少春，安徽芜湖人，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经李克农等人介绍入党，在中共南方局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6月，周恩来为了做好刘文辉的争取工作，决定派王少春到雅安同刘文辉直接联系，并在其驻地设立秘密电台向延安直接汇报。王少春经常向刘文辉传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同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川康地区的军政动态。这个秘密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县人，1927年担任第24军军长，1929年担任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军总指挥，拥有军队10多万，占据大半个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败退西南，刘文辉早年曾两次参与反蒋斗争，因此，蒋介石一心想铲除这个“异己”。1939年，刘文辉受到蒋的排挤，被任命为西康省政府主席。1940年，蒋介石为分化第24军，委任该军师长、刘文辉之侄刘无瑭为新12军军长，令其开赴陕北准备参加内战，结果这支部队被胡宗南吃掉。1946年，蒋介石下令将24军整编成1个师，刘文辉阳奉阴违，换了个师的旗帜和印章，人马却一个未动。尽管如此，几番较量下来，以刘文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还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削弱。刘文辉为求生存，不得不联合各方力量，暗中与蒋斗争。
1942年2月，刘文辉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简要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为刘文辉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经过这次会晤以后，刘文辉同共产党的关系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质配合阶段。
1942年6月，周恩来为了做好刘文辉的争取工作，决定派王少春到雅安同刘文辉直接联系。同年7月24日，王少春一行三人安全抵达雅安。在刘公馆的会客厅里，王少春首先向刘文辉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接着商谈了设立秘密电台的有关事宜。最终，他们决定将电台设在24军废弃的一座破庙似的院子里。
这所院子坐落在雅安城南苍平山下，年久失修，残垣断壁，房子四处透风漏雨。屋前有一个草坝，过去是杀人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涉足这块禁地，但这倒不失为理想的隐身之所。秘密电台设在一间梁折柱斜、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电台组由王少春的爱人秦惠芳担任译电员，报务员是杨作爱（后为石砺），平时的工作由王少春负责。
这部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绝不会风平浪静。不久，国民党当局就发现了这部电台的信号。军统局情报头子戴笠直接给军统雅安组组长徐伯威发电报，令他立即查明上报，同时派两名特务前来侦破。刘文辉态度鲜明，来了个矢口否认，并威吓军统特务说：如果不相信我刘某，查不出来，将追究你们的破坏和诬陷罪，谁也别想逃出24军防区！特务见刘文辉态度强硬，再加上没抓到确凿证据，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来自秘密电台的重要情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命运的大决战。1946年，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同时派胡宗南闪击延安。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能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吗？刘文辉有些怀疑和忧虑，同时，他感到蒋介石铲除异己的魔爪已步步逼近。
刘文辉再也沉不住气，便亲临重庆求教于中共。王若飞为刘文辉分析形势，坚定了他反蒋斗争的决心。
刘文辉返回成都不久，王少春的秘密电台便收到中共南方局从重庆传来的消息：蒋介石要派特务对刘文辉采取行动，请他提防。王少春连夜写成密件，派专人送往成都。刘文辉看后立刻烧毁了密件，悄悄回到雅安24军军部。
1945年10月初，刘文辉在雅安收到蒋介石发自西昌的电报：“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政通人和，不胜欣羡。”原来在几天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以及宋子文、何应钦、杜聿明、戴笠等人乘专机飞临西昌。他们的突然到来，引起了刘文辉、王少春的警觉。
第二天早晨，秘密电台收到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的消息。王少春立即向刘文辉通报情况，还在提心吊胆的刘文辉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放下心来。王少春提醒刘文辉：“看来，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对你下毒手，但也不能大意，更不能对他抱有幻想。”
从“春寒”到“春暖”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加强了对刘文辉的统战和争取教育工作。但刘文辉因受其出身、地位、名利等方面的影响，特别在蒋介石疯狂准备内战的情况下，难免出现徘徊动摇，准备为自己预留后路。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当时，刘文辉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蒋在大会报告中眉飞色舞地说：“现在告诉各位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国军已经打下——不，已经收复延安了！”蒋介石更疯狂叫嚣“要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疑问。
这时，在春寒料峭的雅安，有一股看不见的寒流向王少春袭来。刘文辉对王少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仅撤走了保护秘密电台的警卫员，还停发了王少春等人的生活费。最让王少春恼火的是没有干电池，电台无法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以前刘文辉派人送来的都是新电池，现在拿来的电池安在机器上信号十分微弱，一检查原来是旧的。王少春他们只好在电池的底部凿几个小洞加些盐水，但用这种土法充电只能勉强维持一阵。为了生活，电台组只好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种菜，施行生产自救。
王少春一面向党组织如实反映困难，一面严肃地告诫刘文辉：“你要当‘政治家’，别当‘政治商’，希望你把眼光放远点！”
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便通过王少春转告刘文辉：如果认为不需要，请你们买飞机票将三人送到香港，飞机票钱会给你们送去。刘文辉这才警觉起来，逐渐改变了态度。
秘密电台恢复开通后，为使刘文辉及时了解当前形势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王少春除了用密码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汇报有关情况外，还经常收抄新华社电文。凡抄收的电文，王少春都亲自用毛笔在毛边纸上抄一份，编上号送到刘公馆。刘文辉很重视这份“红色小日报”，每份必看。遇到读不懂的文章，刘文辉便请“高级幕僚王少春先生”讲解。每当此时，刘文辉都认真地“听讲”，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时而若有所思，时而如有所悟，最终露出折服的笑容。
周恩来指示 刘、邓、潘相机行事
1949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南时，中共中央指示王少春，要争取刘文辉联合西南实力派邓锡侯、潘文华一同起义。王少春告诉刘文辉：“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来写自己的历史。”王少春对刘文辉既害怕被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势的思想，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王少春严肃地指出，现在已是大势趋，人心所向，应当机立断，你应该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刘文辉这才明确表示要起义，并给周恩来发电请示。
周恩来即回电：大军行将西指，希望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导致不必要损失。此后，刘文辉就按周恩来的电报精神，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与蒋介石周旋，等待起义时机的到来。
1949年9月上旬，中共川东特委成都地区负责人与刘文辉的代表杨家桢具体商定了关于起义的时机、准备，以及配合解放军行动的具体部署等工作。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也先后派出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部队中，组织起义工作。
10月下旬，王少春同刘文辉分析了形势，商量修改了起义具体步骤及对蒋介石的策略后，向邓锡侯、潘文华转述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商定以他们3人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在解放军到来时相机起义，配合行动。
通电起义 摆脱蒋家王朝
就在同一时刻，刘文辉在两名随从护送下乘汽车向北门疾驶。为躲避宪兵盘查，刘文辉让空车由城门驶出，到城外隐蔽待命，自己则从左侧城墙的一个缺口翻出去。刘、邓二人会合后，于当天下午驱车到达彭县的崇义桥。刘文辉急电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准备行动，同时指令驻成都武侯祠的第24军守卫部队准备战斗。
在刘文辉最紧张的一周多时间里，周恩来曾连发几次电报促其行动。王少春除每天两次向中央报告情况外，还及时把中央的指示转告刘文辉，并提出了具体贯彻意见，加强对第24军的组织领导。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第四野战军一部的协同下，向西南胜利进军。
刘文辉，四川大邑县人，曾任第24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军总指挥。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西康时，他曾派兵堵击过红军。刘文辉同蒋介石长期明争暗斗，抗拒图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接触，又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使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由反共到联共的道路。
邓锡侯，四川营山县人，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7年任第28军军长。抗日战争中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5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日。1938年后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对蒋介石排斥地方势力极为不满。潘文华，四川仁寿县人，曾在川军中历任排、连、营、团、旅长、师长等职。抗战时期任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3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战。1946年后，调潘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10月又被蒋介石撤去绥靖公署主任职务，潘孤身回重庆，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也是虚名。
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人在抗战时期就对蒋十分不满，特别在他们率川军出川抗战后，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不同程度的了解。
邓锡侯多次请朱德总司令给第22集团军团以上军官讲抗日形势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邓还派人到延安抗大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重视做川康地方实力派和高级将领的争取、团结工作。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和周恩来同志先后在武汉、成都、重庆多次会见刘、邓、潘，给他们讲共产党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1949年解放大西南的形势下，中共四川党组织的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川东、川西、川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及一些地下党员，都积极加紧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的争取工作，以配合西南的解放。1949年9月，刘文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联合西南实力派准备一道举行起义，并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即回电：大军行将西指，希望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这一指示精神，更坚定了刘、邓、潘起义的决心，同时进行准备与蒋介石周旋，等待起义时机的到来。
接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中、上级军官黄隐、谢无圻、杨晒轩、伍培英、马毓智、潘清洲、陈离、刘元瑄、刘元琮及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保安第二指挥官兼第8团团长吴宗国，前绥署副官长黄骥、副参谋长万里等川军将领和民主人士黄慕颜等，由邓锡侯部95军军长黄隐领衔，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拥护刘、邓、潘起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随即3部官兵在彭县、新都、新繁、郫县、灌县等地起义。
在酝酿川西起义的时候，刘文辉也加紧西康省地方政府的起义的准备工作。刘文辉及第24军军长刘元瑄宣布起义，标志着西康起义成功，西康省获得和平解放。
西康起义后，胡宗南部和王陵基的保安团，在人民解放军日渐逼近，即将被歼的情况下，企图攻占西康，打开一条退往云南、逃往国外的生路，于12月中旬向西康发动攻击。起义部队进行了英勇的阻击战斗，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贺龙司令员亲自主持改造整编起义部队的工作。起义的24军与解放军第62军合编，起义之95军与解放军第60军合编。对起义官兵分别进行了妥善安排。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苟延大西南，以川康为基地，等待反攻的梦想，加速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最后覆灭。川西和西康起义，为后来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邓锡侯
邓锡侯（1889－1964），号晋康，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1889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回龙乡。他曾先后出任过护国军营长，川军团、旅、师长，国民党部队第二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储及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重要职务。
早期经历
邓锡侯出身贫寒，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长，故俩长感情甚笃。少年时，邓曾就读于乡中私塾，由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因而布线优异，深受塾师李樵（号铁樵）的赞赏。清朝末年，朝廷统治腐败，内忧外患日深，民台倒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地处川北偏僻之乡的营山县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刚开始懂事的邓锡侯常与友人议及国家民族之大事，曾叹息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与挚友相约，忍痛离开养育自己的舅母和故乡，到省会成都寻求出路。
1906年，邓锡侯初到成都，人地生疏，正在焦虑之际，恰逢成都陆军小学堂第一期招募新生。于是，邓决心弃文习武。由于他身材魁伟，脑子机灵，遂被录取。1909年，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所属的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堂。因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又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在革命党人的教育下。邓锡侯尚未毕业就离开学校，毅然回四川参加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又转到四川陆军刘存厚的第四师任职，先任副官，后为连长。
护国战争爆发后，正在川南叙州(今宜宾市)、泸州一带清乡的川军刘存厚率先响应"反袁护国"的号召，时任营长的邓锡侯随部配合蔡锷领导的入川滇、黔军作战。他奉命坚守要隘马鞍山，凭借险要地势和自身的英勇机智，给北洋军以重创而荣立战功。随即受刘存厚的派遣，前往驻大洲驿滇黔军总部向蔡锷报告战况。蔡见邓还是一个年不过二十、雄姿英发的年轻军官，顿生爱惜之情，奖慰有加，要他回去转告刘存厚，要进一步严明军纪，能战者赏，怯战者罚。蔡锷特对邓锡侯说："梁任公(启超)电告，护国军得到中外支持。广西陆荣廷已经宣告独立......倒袁必胜。"蔡并专拨枪械五千以补充川军。待日后向北洋军发起总攻。护国战争胜利后，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团长，驻防成都市北校场。
1917年7月，川军师长刘存厚等与四川督军罗佩金，戴戡在成都巷战。邓锡侯因率部阻击支持罗佩金，戴戡的滇黔军有功，并处决了纵兵殃民的祸首黔军旅长熊其勋，受到奖赏。1918年，邓锡侯升任四川陆军第五旅旅长，驻防眉山、彭山、仁寿一带。邓为培植壮大自己的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在眉山创办了"军事教育团"，自兼团长，将所辖各团，营军官集中轮训，每期四个月，获得了明显的成效。1920年，邓升任四川陆军第三师师长，先后驻防成都、广汉、保宁等地。他又趁四川军阀混战之隙。在保宁举办了"军事教育团"，再次培训全师中下级军官。1922年，邓在军阀混战中率领第三师第一次进驻重庆市，并举办了"浮图关教育团"。这时，邓锡侯作为川军将领已逐渐形成一文独立的军事力量，可以自主地在省内从事内战活动了。
1922年8月，四川陆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成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以邓锡侯想当军长而对废除军长职衔的决定不满为由，秘密挑动邓的旅长刘铭吾、刘汉鼎反邓。但事机泄漏，邓锡侯乘春节在重庆看戏之机将刘铭吾、刘汉鼎二人解职、扣押，并联络唐廷牧、田颂尧、刘斌等师长通电反对刘成勋，挥兵直捣成都。嗣后，邓锡侯部又遭到熊克武部的攻击，被迫撤离成都，败退川北绵阳，阆中一带。不久，邓又联合北洋军阀支持的杨森等部，通电拥护北京政府，指责熊克武、刘成勋等"擅开战衅，阻碍国家统一"。由此，邓锡侯受到曹锟、吴佩孚的嘉奖，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并加"骠威将军"的头衔。1923年冬，邓锡侯、杨森兵分五路向熊克武部发起全面反攻，先后攻占重庆、成都．反熊各军胜利以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于
杨森当了四川督理，野心勃勃，妄图独霸全川。这年秋，刘湘、邓锡侯、袁祖铭、刘文辉、田颂尧组成倒杨联军，分兵几路向成都进军。邓锡侯任联军副总司令，率部担任主攻资中、资阳的任务。在宝兴场的遭遇战中，杨森的主力团被击溃。杨森被迫退出四川后，邓率部进驻成都。随后，联军头目在自贡召开分赃会议，他的实力仅次于刘湘，因而分得盐税专收权，月征三十万元，并占据华阳、简阳、遂宁、合川、南充、彭县、广汉、新津、灌县、郫县，以及松(潘)茂(县)等广大地域。此时，邓锡侯已成为四川军阀"四巨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之一，独霸一方，在川军中以其保定系关系而颇孚众望。
当1926年秋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进抵武昌时，川军各部也相继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邓锡侯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邓任军长。他将该军扩充至五个师，十七个混成旅，一目一十四个团，另有炮兵特科部队若干。邓及其所部之旅、师长在自己的驻防区内，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就地筹饷，预征田赋；抓丁派夫，扩充部队。驻地有民谣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一年几征粮，百姓饿断肠"。同时，他在松(潘)茂(县)等藏、羌民族地区，实行所谓"用阳刚的手腕，图温和的成绩，举国家的财力，实力，强制其同化与统一"的大汉族主义政策。邓锡侯还一度控制了设在成都的四川造币厂，大量铸造银洋铜币，以保障日益增长的军需供应。
1932年秋，四川军阀之间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混战，即"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由于邓锡侯暗中协助刘湘袭击了刘文辉，刘文辉愤恨至极，曾欲设"鸿门宴"诱杀邓锡侯及其部属。邓获密报出走新都宝光寺，在旅长以上官员的会上动员说："大家要众志成城，万箭齐发，一举渡过毗河，再克成都。这一仗打胜了，薪饷才能按月发放。"当刘文辉指挥第二十四军攻占崇宁县后，刘、邓两军便在毗河两岸对峙，并砍掉都江堰内河的马杈，造成毗河两岸泛滥成灾。邓锡侯感到对峙局面于己不利，乃不得已通过刘湘的高参刘从云向刘湘讲明：邓、刘两军鹬蚌相争已呈胶着状态，只要第二十一军出兵，刘文辉必定垮台，甫公(刘湘号)就可以趁势统一四川了。刘湘采纳其议，下令出兵。果然，第二十一军一出击，刘文辉即由毗河向岷江一线溃退。在邓锡侯、刘湘、李家钰的联合进攻下，刘文辉部全线瓦解，只好率残部退守西康。至此，四川军阀最后一场混战宣告结束。
正当邓锡侯与刘文辉在毗河鏖战时，徐向前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达县等地，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一面调集"中央军"胡宗南部进驻川陕甘边境阻止红军北上，一面委派刘湘就任四川"剿总"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全川各军。邓锡侯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剿川北苏区；他在"剿总"会上表示："末将听令，愿效驱策"，为完成剿灭共军的任务，"牺牲一切在所不辞"。但会后他却不听刘湘的调遣，把第二十八军的四十一个主力团分为前方进剿与后方整训两大部分，定期轮换，不把军力全部投入前线，以免输光本钱。他命第七师师长马毓智代理军长，驻在成都与刘湘周旋，自己则坐镇设在绵阳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里督师。
1933年11月，邓锡侯部十多个团先后到达昭化，广元一线布防，伺机出击。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王树声部自动缩短战线向后撤退，邓军得以踯躅前进，半年多才占领旺苍、南江两县。
1934年6月，邓部奉命进攻通江，进抵小通河沿岸与红军对峙。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一战击溃刘湘主力，军威大振，迅即回师西向，横扫川军其余各部。邓锡侯部望风披靡，阵脚大乱，损失惨重，邓只好到广元整顿残部。他对惊魂未定的部属说；"你们进攻了几个月，才打到小通河，但是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第二十八军撤至广元县不久，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五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方向转移。邓锡侯令其前敌总指挥陈离率部在剑门关堵截，结果一个团被红军歼灭，邓只好命令所部退守江油、中坝、梓潼一带。当红军西进茂县、汶川等藏族，羌族聚居地区时，邓锡侯又令四个团在松(潘)茂(县)地域设伤，妄图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果又被红军击溃。
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又迅速攻占天全、宝兴，欲与在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邓锡侯奉命率部企图从后山侧击已抵达宝兴县之红军。行军途中，他接到红军总司令、护国战争期间就已认识的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信。信中恳切劝告邓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邓一方面受到感化，一方面也为保存实力；一方面要按照朱、刘的要求给红军让路，一方面又要向"剿总"交差应付，因此只好命令跟踪部队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距离，不时还要对空乱放几枪几炮。就这样一直尾随红一方面军离开宝兴，翻越夹金山。
抗战名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锡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等的影响下，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主动请缨，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
邓锡侯的一番激情壮浯，使在场的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欢送大会之后，邓又召集第四十五军驻成都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他说："一二五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全中国民民，出川抗战。目前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
国民政府为适应前线战局的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河南省许昌县，邓锡侯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9月初，他指挥所属部队陆续沿川陕公路出发。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只有徒步行军，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父老叮嘱杀敌立功，使部队倍受鼓舞。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这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因娘子关吃紧，命邓军立即赶赴山西前线。
12月中旬，日军相继侵占南京、济南，随即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邓锡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集团军总部设在军事要地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以阻击从山东泰安方面南下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一带，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这样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暂时扭转，人心初安。滕县战斗，王铭章壮烈殉国。但川军的巨大牺牲掩护了国军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到位。
邓锡侯率部驻防鲁南时，能体察民情，尊重民俗。鲁南是孔子的故乡，礼教十分严格。邓特整肃军纪，严禁部属扰民、拉夫、派款，严禁部队进入民间内室，因而军民关系融洽。正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
天上遥瞻节钺临(指川军来)，
安危须丈老谋深(指邓锡侯)。
晋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蛮倚七擒(指胜利在最后，目前胜败无足怪)。
中府一朝诛贰竖(指杀韩复榘)，
阳光普照靖群阴。
川军将帅皆韩岳，
岂有神州竟陆沉。
山东民众对邓部的爱戴，使将士非常感动，他们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县，与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这年初，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故，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邓锡侯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现在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
邓锡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时，川康绥靖公署的文武官员大多为刘湘的旧属，对邓怀有疑虑。他为巩固统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战，公开声称愿以"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他在一次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官员会上说："我回四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邓锡侯在以后处理军政事务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稳定了局势。此外，他还在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方面，在外援交通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维持四川战时经济体制，组织兵员、武器和粮秣方面；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血。
领衔川军起义
1948年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专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十万石军粮和加征十二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部进行反共内战，挽救国民军队的败局。邓认为在抗战八年期间，四川的粮、税和壮丁的负担已经太重，胜利后再苛刻征调，情理难容，必然造成"官逼民反"，于是婉言拒绝。蒋对此十分不满，再加上邓在处理四川学运问题上又不得力，便召邓到南京。蒋介石对邓说："共军刘伯承部队企图入川，四川大后方任务重，晋康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为党国军事方面效力吧。"随即，邓被迫辞职"养病"。后来，蒋介石虽然也曾发表邓锡侯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川陕区绥靖主任等职，但邓已明知纯属是敷衍自己，以减少反蒋力量，于是以种种借口，拒不到职。
此时，邓锡侯也正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排斥，处于失意、徬徨的时候，他一方面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决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更加怀念往昔朱德、刘伯承，吴玉章、张澜等对自己的关照与厚望；另一方面，邓又顾虑自己的官僚、军阀身份以及参与堵截红军的历史，怕全国解放后会受到追究和歧视。就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有关人员，川东、川西及川康地下党的人员，民革、民盟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都先后做邓锡侯的说服、开导工作，希望他在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中为人民立功。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邓提出了关于起义的三条意见：第一，起义应按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第二，起义人员的财产概予保护；第三，起义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移防，应就地维持秩序，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邓锡侯完全接受了这三条原则。
与此同时，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也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解放大军行将西指，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团结起来，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的电报对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率部起义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他们三人更加经常地秘密聚会，分析瞬息变幻的情势，商讨对策，并联络民主力量和地方势力作好起义准备，迎接解放。
24日，邓锡侯等就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复电。电报说："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并要求邓等所属部队，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响应第二野战罕的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这时，刘文辉、潘文华卧病在床，邓锡侯便主动担负起义的组织指挥工作。他命令所属部队紧急动员，择要设防，对胡宗南部采取临战姿势，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人；又派出部属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动受命准备进攻起义部队的陈克非，罗广文等兵团的部队起义。
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陈兰亭率部起义的配合下，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30日，邓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率部胜利入城。
解放后，邓锡侯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裁撤，恢复四川省的建制，邓锡侯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4年后，邓又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不能遗忘的川军抗战名将-----邓锡侯及陈离
抗战名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锡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在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等的影响下，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主动请缨，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
邓锡侯的一番激情壮浯，使在场的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欢送大会之后，邓又召集第四十五军驻成都的出川抗战官兵，作了动员训话。他说："一二五师官兵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的。......但是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抢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全国一致请缨杀敌，我们军人的天职就是全中国民民，出川抗战。目前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接着大声问道："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全体官兵激于义愤，齐声应道："愿立即出发杀敌！"
国民政府为适应前线战局的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河南省许昌县，邓锡侯被任命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9月初，他指挥所属部队陆续沿川陕公路出发。由于车辆奇缺，全体将士只有徒步行军，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父老叮嘱杀敌立功，使部队倍受鼓舞。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抵达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这时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因娘子关吃紧，命邓军立即赶赴山西前线。
12月中旬，日军相继侵占南京、济南，随即一面从南京北渡长江，一面由济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铁路。苏北战略要地徐州吃紧。国民政府军委会急调各路大军保卫徐州。邓锡侯奉命率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山西洪洞驰赴鲁南，将集团军总部设在军事要地临城。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邓部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兖州设防，以阻击从山东泰安方面南下之敌。邓以第四十一军防守津浦铁路沿线各要点，并令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集结滕县一带，筑城固守，以第四十五军一二五师从界河前进，阻敌于泗水以北。这样徐州危急局面才得以暂时扭转，人心初安。滕县战斗，王铭章壮烈殉国。但川军的巨大牺牲掩护了国军主力部队迅速集结到位。
邓锡侯率部驻防鲁南时，能体察民情，尊重民俗。鲁南是孔子的故乡，礼教十分严格。邓特整肃军纪，严禁部属扰民、拉夫、派款，严禁部队进入民间内室，因而军民关系融洽。正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下，
天上遥瞻节钺临(指川军来)，
安危须丈老谋深(指邓锡侯)。
晋文攮楚先三舍，
忠武服蛮倚七擒(指胜利在最后，目前胜败无足怪)。
中府一朝诛贰竖(指杀韩复榘)，
阳光普照靖群阴。
川军将帅皆韩岳，
岂有神州竟陆沉。
山东民众对邓部的爱戴，使将士非常感动，他们感慨地说："为民族而战争，能得民众如此爱戴，可以死而无恨了！"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有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其所部三千官兵喋血滕县，与城偕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这年初，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汉口病故，四川政局发生波动。2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邓锡侯到汉口，征询治川意见。邓锡侯呈述了三点：其一，四川是抗战后方，留驻川康的部队不少，应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以统率川康部队，其二，现在日军正猖獗进犯，战区扩大，应再抽调一些川军出川抗战，增援前方，其三，张群是四川人，熟悉四川事，建议委张为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基本采纳了邓锡侯的意见。
邓锡侯回到四川主持川康军务时，川康绥靖公署的文武官员大多为刘湘的旧属，对邓怀有疑虑。他为巩固统治，安定川局，支持抗战，公开声称愿以"公、诚、和、信"四个字来对待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属。他在一次绥靖公署处长以上的官员会上说："我回四川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是为了团结川康军民，安定后方，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因为抗日战争是关系民族存亡之大事，决不能为了争权夺利影响抗战，原绥署处级以上官员一律不变动，照常供职，我只派一个参谋长和各处几个副职人员协助工作。望大家安心工作，实现安定后方支援前线的共同愿望。"邓锡侯在以后处理军政事务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因而提高了威信，稳定了局势。此外，他还在调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川康地方以及地方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方面，在外援交通极端困难情况下，为维持四川战时经济体制，组织兵员、武器和粮秣方面；以及争取美国、印度对四川的支援等方面，都费了许多心血。
陈离(1892—1977年)四川安岳县人。字显焯，号静珊。清光绪
1911年（辛亥），陈离在安岳县立小学毕业后，考入潼川府（今三台县）中学。适值辛亥革命暴发，革命浪潮振荡全国，也普遍激动了青年人火热的心。当时他年仅19岁，遂在民主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投笔从戎，与胞弟陈谷生一起，步行到重庆参加学生军。那时，张列五任蜀军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蜀军政府办有一所“蜀军将校学堂”，很有诱惑力，他旋与弟一起投考，结果双双录取。谷生读该校速成班，6个月毕业后分配到川军充任初级军官。川渝两军政府合并后，陈离转入成都的“四川军官学堂”继续深造。1915年从军官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二师炮兵第二团见习，继后升为排长，调到第二师步兵第五团。
在一些地方老顽固的眼里，他是新潮的，步伐未免走得太快了。他在防区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如免除一切苛杂和所有巧立名目的摊派；向大地主纳预征粮，其中包括国民初年四川第一任都督尹昌衡、法国教会的骆主教。陈离坚决要求他们同新都的老百姓一样交纳，还要他们补足过去悬欠的预征数额，这些人都找他的顶头上司邓锡侯为之缓颊。但得到的答复仍是NO！骆主教最后不得已，在缴纳粮款后，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邓锡侯，表示从此绝交。在国民党右派的眼里，他是革命的、左倾的，他在新都、广汉防区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受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卢梭的《民约论》，以及托尔斯泰的一些学说的影响，他很羡慕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个人的政治倾向也不由自主的走入改良主义的道路。当时，他在广汉公园大公堂门前，仿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塑建了一座能发光自由之神，神像高高地举起火炬，下面题上“自由之光、普照世界”八个大字，还亲自在下面撰写一篇激情四益的《自由之神序言》，结尾像诗人般吟道：“伟大的自由呵！你是一切被压迫人类的希望，你是全人类宝贵未来之象征，你是世界前途的指示，也就是中国被压迫民众黑夜中的向导！”并在文后署上“四川安岳陈离”。国民党要员戴季陶是广汉人，对家乡的变化感触很深，特别向蒋介石吹嘘了一番故乡的建设如何美好，居然说动委座到广汉来游览。在广汉自由神像下老蒋一字不漏的细读了全文，立刻勃然变色，大为恼怒，叫道：“娘希皮！这全都是共党的腔调，应立即把它销毁！”陪同的县长大惊，马上叫人用石灰泥把碑文糊了起来，泥封多年之后，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出川抗战
陈离时任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师长，率部从成都出发，沿川陕公路步行出川。当时川军武器简劣，十之八九为川造，十之一二为汉阳造。至于轻机枪，全师不过十余挺，全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炮、野炮一门都没有。部队出发时，已是秋风萧瑟，每个士兵仅有粗布单衣两件，绑腿一双，单被一条，小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已。陈离在写给弟弟谷生的信中这样写道：“谷生弟：日前飞渡秦岭，积雪盈尺，较川中气候早寒，可想见本师部队现尚单衣赤足，扬旅（三八一旅，旅长扬宗礼）刻在汉中道上（川陕公路），陶旅（三七九旅，旅长陶凯）已到宝鸡。明日乘车到西安，兄现住西京招待所……兄离
当这些赤足草履的川军，翻越秦岭走到宝鸡时，满怀希望地认为在此改乘火车到达西安后，即能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承诺的武器装备的补充，殊不知，当时国民党山西的正面战场在晋北忻口与晋东娘子关正受日军猛烈攻击，战况紧急，西安行营蒋铭三（鼎文）主任奉转军事委员会命令，要二十二集团军所属各部立即由宝鸡乘火车直开潼关渡河，隶入山西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战斗序列，驰援晋东。
滕县保卫战
1938年1月，由于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津浦线北段无兵防守。此时陈离所在的二十二集团军的两个军划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川军在外作战，好象没有娘的孩子，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邓锡侯曾说：“川军出了川才感到大家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意死在一起……”此时，陈离升任第四十五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邓锡侯奉命回川继任刚病故的川康绥靖公署刘湘的主任职务。由于孙震（德操）升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陈离率一二七师和一二五师及四十四军的一个旅担任前敌总挥，负责防守滕县外围任务。王铭章师长（四十一军的一二二师）任守卫滕县的总指导。西北军张自忠集团军负责临沂方面防守任务。三个师部和一个旅部均设在滕县县城内，陈、王、张三位将军每天都要在县城里会商当前军情。
进犯滕县之敌，为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的全部和第一O六师团的一个旅团（板垣师团），配备有大炮七十多门（其中十五榴弹重炮十二门），战车四、五十辆，飞机四十多架、装甲火车两列，共约三、四万人。而我军守滕县的战斗部队只有三个师部和一个旅部的四个特务连（警卫连）、十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还有临时来县城运送弹药的一个步兵连，共约二千五百人，此外，滕县县长周同所属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约五、六百人，合计起来城中共有武装力量三千人，但真正的战斗部队，尚不满两千人。武器方面，主要武器为川造步枪、大刀、手榴弹和数量很少的川造轻、重机枪、迫击炮。重兵器如山炮、野炮、重炮、特种兵器如高射机关枪、战车穿甲炮则完全没有；通讯、补给、卫生等各种装备亦均阙如。
椐族谱记载∶
15日，敌人除主力继续猛攻界河主阵地外，另以三千余向我第一线阵地的左右方龙山、濮阳山迂回包围，此地也属陈师长指挥，我军奋勇据守，敌猛攻整日，亦未得逞。下午5时许，敌人企图撇开我正面阵地而直攻我战略要点的滕县县城。迫使我正面阵地不战自弃。
守城的三千勇士，彻夜构筑工事，彻夜搬运弹药粮秣，这天夜里，从临城运来一列火车的粮弹，其中多为手榴弹，真得感谢这些手榴弹，后来被证明它是守城战中最得力的武器，每个士兵都分配到一箱，每箱中有五十颗。
16日黎明，约有万余日军继续向我龙山、濮阳山阵地猛攻。上午7时50分，滕县东关外附近各村庄先后响起枪声，敌人已开始向我守备东关的部队进攻。8时许，敌炮兵约一个营（山炮十二门）以排子炮的密集火力向我东门、城内和关西火车站猛轰；同时，十二架敌机飞临县城上空，疯狂轰炸、扫射。此刻炮弹、炸弹如狂风骤雨般从天而降，城内居民顿时慌起来，男妇老幼纷纷出城向西逃难而去。半小时后，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居民百姓，除了守兵而外，简直成了一座空城。看过电影《血战台儿庄》的观众可能还能记住那惊心动魂的一幕，师长王铭章得到孙震的令命——死守待援——而援军了无音讯！王师长、陈师长及旅长们商量，如守城不行，打算在城外机动作战。电话又打到临城孙震总司令那里，得到的回答仍是：死守滕县，固守待援.
二十二集团军由于与指挥部失掉了联系，也不知道太原已经要弃守的情况，仍按原命令蒙里蒙咚地向着太原开进。一二七师在前先行，其先头己经按命令到达太原东面二十余里的北营。奉命坚守太原防线的右翼，但是防线的正面孙连仲和左翼冯钦哉根本就没有就位就退到太原的西山去了。坚守在这里的一二七师陶凯旅失去了友邻，黑灯瞎火地成了独立支撑的局面。
这时，邓锡侯总司令及集团军总部人员随一二四师沿着一二七师的路线西进，孙震和一二二师尾随在后，全军将士仍不顾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早赶夜赶，参加纸上的太原保卫战去。
一二七师王文拔团长送来几匹战马给邓锡侯总司令，并派兵一连护送，由连长率领雇用响导带路前行。总司令之后是副官王席儒、高参李鸿涛、译电室主任郭开铭、副官邓石民骑马相随。还孙震副总司令又加派了一个手枪排殿后。途中王席儒发现路边有一个纸盒子，上面画有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旁边还注有外国文字。大家都看不懂，自以为是在战线的后方，不会有大的意外，仍旧毫无警觉，扔掉了事。队伍继续前进，不知道前面却是一个陷井。
后退之中殊知一条濠沟横在路上，邓锡侯纵马一跃，恰似演出了一幕刘备当年的“马跃坛溪”，马失前踢，邓锡侯被掀入道左深深的泥淖中，陷在其中欲拔不能，形势万分危急。王席儒一见不好，立即冲过去将邓总司令扶出泥淖，背起来就跑。敌人的炮弹仍不断在周围爆炸，跑在邓锡侯周围挡子弹的手枪排的士兵己经半数伤亡。村里的敌人己开始向外追击出来，形势依然十分危急。
王席儒背着邓锡侯跑了好几里地，早己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正好此时我一二二师三六四旅在行军的途中走到这里，突然听到枪炮声大作，立刻警觉准备战斗。忽又看见身穿和自己同样灰布军装的一百多人从北向南朝这边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叫：“不要打枪，是自己人，后面有敌人追赶，你们赶快顶住！”到了跟前一看，才知道是邓总司令和他的随从人员遭受伏击，立刻摆开阵势，拼命猛打，将敌人击退。幸好这股占领南畔村的敌人不多，否则，邓总司令就可能成为开战以来全国阵亡最高长官的第一人了。
总司令部遭到袭击，不得己转向西行进，后来遇到太原城内出来的散兵，才知道太原己经在
王铭章率领一二二师在平遥一带游击。平遥是位于同浦铁路上一座重要城市，南距太原
这就是俺爷爷康烈光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记录,俺为俺爷爷是一位国.共两党都崇敬的民族英烈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潘文华
潘文华1885—1950
身份功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二级陆军上将。历任川军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长、国民党第7战区23军军长、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字号别名：号仲三
出生籍贯：四川仁寿县文宫人
早期经历
虔诚佛教信徒
重庆第一任市长
抗战名将
领衔川军起义
抗日56军成员
第28集团军 总司令潘文华
24军军长刘文辉,副军长陈光藻(刘文辉集团)
136师师长唐英
137师师长陈光藻
56军军长郭昌明,潘文华(继任)(刘湘集团)
163师师长陈兰亭
164师师长彭焕章
95军军长黄隐,副军长刁世才(邓锡侯集团)
126师师长谢无圻
新9师 师长杨晒轩
集团军直属
新17师 师长刘树成
新18师 师长周成虎
新28师 非川系部队
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 主任潘文华副主任陈兰亭
56军军长郭昌明(刘湘集团)
163师师长陈兰亭
164师师长彭焕章
公署直属
新18师 师长周成虎(刘湘集团)
生平历史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四川仁寿人。二级陆军上将，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川军将领。
生于
彭县起义
起义将领潘文华
潘文华（1886—1950），字仲山，仁寿县文宫乡人，幼年家境贫寒，母早卒，由继母抚养成人。14岁经人介绍到成都一帽铺当学徒。一年后，入伍当随从，勤练武术，武艺超群，人称“潘鹞子”。1908年进入成都陆军速成学校，并参加同盟会，以拜把为名开展活动，1909年从陆军学堂毕业。
在反袁战争中，潘文华逐步升为团长、旅长，驻通南巴一带。
1920年起，四川军阀混乱，刘湘、刘文辉为争当四川王，发动“二刘之争”，潘文华以2万银元支援刘湘，刘湘大获全胜。此后，刘潘联手，潘文华任刘湘教导师师长，左冀总指挥，率5个旅的兵力与刘文辉激战，不克，只得退守荣县，以保自贡。而红四方面军趁川军混战之际，正由陕入川，进驻通南巴。潘文华被任命为剿共预备军总指挥，调两路兵力通江进攻，遭到失败，刘湘被迫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插手四川，任潘文华为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市长。
为了顺利入川，红四方面军派张署时、郭秉毅与刘潘洽谈，刘潘得知蒋介石插手四川迟早是要吃掉自己，为自保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策，当红军北上到贵州后，潘文华任南线总指挥，以3个旅的兵力佯称3个师，采取“入川则打，过川则送”的策略，配合红军北上。
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抗日阶段，潘文华任23集团军副司令，出川抗日，在广德、泗安等地与日交战，广德失守，潘文华被撤职留用。第二年，刘湘病逝，川军混乱，蒋介石重任潘文华为28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席、主持大巴山防务。但又怕潘文华与当时省主席王缵绪、刘文辉等人搅到一起，把潘文华支往阆中。对于蒋介石这种抚控兼施手段，潘文华亦是心中有数，暗中四处联络，步步设防，作好与蒋作战准备。1939年，蒋介石以修西康公路为由调潘部入康，潘文华以“筑路兵力已足够”为由加以拒绝；1944年，蒋介石又以欲立杨森为西康主席之事与停办《华西日报》为由两次召见潘文华，都被潘文华以“称病不朝”而加以拒绝。蒋介石几次碰壁后，更是怀恨在心，等到抗日胜利后，便以复员整军为由，削弱潘文华势力，只保留其第56军军长之职。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又重任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潘文华为配合解放军作战，采取了东征西调肢解部队的方法，以“保持距离，避免对消”的方针，使同年7月，解放军就顺利攻战襄阳、樊城。蒋介石气极败坏，又撤销其职务，使潘文华挂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虚名。
早在1938年，周恩来到成都时，由张秀熟等同志引见，潘文华得到以与周恩来会见并接受指导，鼓舞很大。1944年，潘文华在重庆两次与王若飞会面，亦深受影响，并由进步人士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其阆中绥靖公署还专设电台为中共服务，并由专人守护。在此基础上，当1949年解放军入川时，中共派人继续做潘文华的工作。几经筹划，潘文华接受起义，将保安团第8团交给川西地下党指挥，命令其儿子潘清州率235师向成都靠拢，伺机起义，而潘文华自己，则于
潘文华戎马倥偬，却不忘民。在重庆市市长任职期间，倡导开办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解决居民照明用水难题，整顿街道，发展工商业，修渝简公路，支持重庆抗日运动。对于其故乡仁寿县，更是不遗余力地资助，曾捐款赈荒；指定自己开办的补益大药房，为仁寿免费提供防疫药品；曾出假条据，抵任务，减轻仁寿应征兵员；曾派一团的兵力，修筑仁寿至藉田乡的公路，长达10余公里；先后捐资11万银元在仁寿文宫乡创办“文华中学”，为家乡培养人才。
解放后，潘文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
潘文华将军传略
（1886—1950）
潘文华，小名文生，字仲三，绰号潘鹞子。1886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宫乡农兴村二组（棕树湾）。父名在田，清代秀才，教私塾谋生。生母江氏，生姊妹三人，于1892年病逝。遂迁居文宫镇下街，做小生意维持生活。不久父续娶张氏，生弟昌猷、世英。后又随父迁高桥镇（文宫镇附近），就读私塾，但泊于生活，不久辍学。1896年父死，生活无着。堂叔潘秀峰见其颖悟过人，资助他再上私塾，年余弃学，投拜族兄潘书堂学习武术。不到一年，另学堪舆。1900年与二叔潘贵成一道上成都，经父友贾金华介绍到华兴街一家药店当学徒。1902年由贾金华担保，离店从戎，在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相当于混成旅，驻成都东较场）当随从。两年后升为二等兵。此时，他在各项器械、枪术、剑术、擒拿格斗、上房越脊等方面，都名列全协前茅。能在两丈余高的城墙上跃下，然后徒手攀上，多次反复，面不改色，由此得“潘鹞子”绰号。
1908年潘文华因器械体操表演出色，四川陆军武备学堂当堂破格委任为牟目队体操助教（牟目，指陆军低级武职），既而以牟目助教资格免试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速成学堂加入反满团体，留名写有“炎黄华胄，岂戴胡儿天子”的《金兰谱序》，险抛头颅。
1909年9月，陆军速成学校第一班毕业，潘文华被任命为排长，随部队进藏，在波密战役中，以“功”升任连长。1911年，在西藏江孜率领全连起义，响应辛亥革命。由于英军扶植的藏军不愿起义，与潘率领的义军对敌，义军粮、弹缺乏，孤立无援，潘文华等不得不经印度、缅甸、云南步行返川，在顺庆（南充）李挽澜部下任连长。
1913年至1916年间，袁世凯梦想称帝，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在进步党人张澜策动下，潘文华随钟体道师长、李挽澜旅长响应蔡松波号召起义反袁。袁世凯倒台后，潘文华先后升任营长、团长。1918年李挽澜在内江阵亡，潘文华代理旅长职，退驻陕南。1919年，潘文华进驻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1920年潘文华离通、南、巴，率队退往川东，投刘湘部，时刘湘为四川陆军总司令，潘被任命为师长。1923年，潘文华担任第三十三师师长时，奉命举办军官传习所培训干部。
1926年北伐开始，潘文华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兼重庆市市长。此时，他积极筹办重庆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修筑公路，美化公园，重庆父老衷心拥护。1933年，潘文华任教导师师长，兼任刘湘部预备军总指挥。
1936年，“西安事变”后，潘文华晋升为刘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潘奉命代理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出川抗日。在四川各界人士欢送大会上，潘以“胜则生，败则死”为中心的讲话，深受爱国人士欢迎。
潘文华当了将军之后，热爱家乡，不忘桑梓，值得赞颂。
1934年，潘文华派周万俊率领部队修筑成都至借田一段公路。1937年元月又开工修筑借田至仁寿城的公路，于1939年全线通车，全长99公里，涵洞二百余个，老百姓未摊一分钱，概由潘文华负担。
1938年仁寿地区大旱，大、小春几乎无收获。潘文华与四川省政府商议，拨给仁寿救灾粮“九
1934年，文宫士绅拟培植壁山庙为校址，兴办小学。一切商妥，唯差小学基金。潘知道后，立即捐洋一千元，于是文巷小学于1935年秋开始招生。学校的仪器、风琴等大量设备全由他捐赠。
1937年，潘文华出资在文宫场十华里许的潘家谝（马鞍山山脚）、潘家祠（现松林乡黎明村）开办两所潘氏私立小学。不分姓氏的儿童入学一律免费，潘氏子女入学还发给书籍和衣裤等，外姓困难子女入学也有照顾。
早在1934年，潘文华念及“本场民众，向多守旧，固执异常，民智不开。推原其固，实因教育未能普及，民众读书缺乏培养……感以往之闭塞，谋将来之改进，特捐助私立学校基金洋二千元……”①寄文宫团总购谷生息，以备兴办中学。1936年，潘文华慨然捐助建校基金洋一万元，购得冯子绥的十五厢熟地及园林计十四亩（现文宫中学校址），修建私立文华中学。学校建成后，又以重庆银行十万元存款折捐作私立文华中学办学基金，报省立案。文红中学于1939年秋季正式招生，潘文华亲自赠送匾额一幅，横额是“国家灵魂”，题联语“愿天下同文同轨，教诸生立己立人”。从招生之日起，仁寿县境及邻县市均有青年子弟来此求学。其成绩优异和家庭贫困的学生曾享受学费减免。为了纪念潘文华办学功德，文宫民众在文华中学校门对面修建一亭，亭中石碑大书：“潘公仲三兴学纪念亭”。
1942年春，文华中学学生因聂生明校长离职，黎怀渭继任文华中学校长，对董事长冯子绥强烈不满而罢课月余。虽经冯子绥及仁寿县长软硬兼施，但无济于事。黎不得已以函告潘文华。潘为此事同其子潘清洲专程回家，在潘公馆亲自主持学生代表座谈会。学生代表人人就坐，潘清洲则侍立潘文华座侧，经半日不曾离去。潘文华态度和蔼，虚心听取学生意见，然后向学生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并表示适当时候再聘聂生明来此掌校（聂生明果于1945年春第二次掌校文华中学）。学生代表口服心服。回校后，学校正常秩序很快得以恢复。
潘文华回故里，必来文华中学向师生致意，并设慰劳筵席。
潘文华还在文宫乡捐资创办私立文华民众教育馆一所。又发给文宫乡农民每户一本《农民识字课本》，促其学习。1935年，潘文华在文宫镇朝阳山观音阁兴办图书馆一所，供中小学生及社会民众阅览。潘文华划数十亩土地作图书馆的固定资金。不仅如此，潘文华还在仁寿县立中学设“文华奖学金”，对学习成绩优异者（前三名）发给奖学金，以资关怀鼓励。潘文华胞弟潘昌猷，也曾赠给文华中学有关书籍和药物，曾于1944年捐赠给仁寿县女子中学图书及劳作器械购置费十万元（法币）。
潘文华乐善好施。1931年建筑小河桥（现文宫乡长虹村五组），人民为了感激他，于桥头树一石碑，大书“脱舟逊惠”四字（碑石于“文革”初毁掉）。春秋两季青黄不接时，对文宫乡的贫困户施发赈济。对贫困致死者施以棺材。在文宫镇街头为乞丐修建两处乞丐营。故文宫民众在文宫上街进场处，为潘公树立碑曰：“万家生佛”（碑石于“文革”初毁掉）。
潘文华自幼家贫孤苦，对曾给以同情和支援者表示谢意，不忘酬谢。1922年他返乡拜谒母墓时，拜见小时乳母李婆婆，并以厚礼酬谢。叔父潘贵成被他多次接到重庆休养，待之如父母。对资助他上学的潘秀峰更从重酬报。他对拳术老师潘书堂尤为敬重，只要回家都备礼拜见。对两次保他去工作的贾金华，赠送给几十亩土地让其欢度晚年。
潘文华一生爱国爱民，敬老尊贤，宽厚信守，热爱桑梓，重视教育，关怀青少年。至今人们赞颂不已，记忆犹新。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