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指标:百年中国心灵图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10/05 22:33:03
(一)百年前的中国心灵图画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7年到1923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在此之前,社会停滞、百年屈辱,在经历李鸿章时代的器具(洋务)努力、以及孙中山时代的政制(共和)革命之后,两场复辟不仅宣告了共和制度的挫折,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在此之后,主义与刺刀的结合、一个准军事化国家的出现……如果说,百余年来,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词的话,那么,1917年到1923年的主题词,是思想、精神与心灵。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主题词,“青年”。
历史上,以思想为主题的年代,异常罕见;而以青年为主要人群的时代,更近乎绝无仅有。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和魏晋时代,当那种最强大的传统、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复返时,这两个时代的思想者也或号哭、或倾诉、或憧憬、或抒发,并且他们的声音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的话,那么,民国初期的历史色彩更加黯淡,也更显绚烂:春秋以公侯为主角,魏晋以士族为支柱,而民国初期,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皇帝、官僚、军人、绅士、职业革命家……纷纷束手无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青年踏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体。两个异端性的历史现象因此叠合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鬼斧神工般的杰作。
这短暂的几年,可以称为“少年中国”时期。它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不仅是“五四”,也不仅是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
“少年中国”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众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一期间毛泽东接受的“新村主义”,不仅影响到他个人思想的形成,更因此改写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至于邓小平,这个最后的世纪伟人,正是在“少年中国”的尾声,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
在这一组文章里,我们试图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主角,兼顾“新民学会”、“少年贵州会”等地方性青年社团,勾勒出“少年中国运动”的大致面貌;
我们试图通过“少年中国运动”的几个关键性台阶,背景、兴起、发展、转折、分化与衰亡,来折射那个时期的中国表情;
我们试图以这样的书写,叩问二十世纪中国的深处灵魂。
(二)“少年中国”之少年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进京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三)大时代的青年潮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初潮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万类霜天竞自由”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他们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地席卷、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7年到1923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在此之前,社会停滞、百年屈辱,在经历李鸿章时代的器具(洋务)努力、以及孙中山时代的政制(共和)革命之后,两场复辟不仅宣告了共和制度的挫折,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在此之后,主义与刺刀的结合、一个准军事化国家的出现……如果说,百余年来,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词的话,那么,1917年到1923年的主题词,是思想、精神与心灵。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主题词,“青年”。
历史上,以思想为主题的年代,异常罕见;而以青年为主要人群的时代,更近乎绝无仅有。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和魏晋时代,当那种最强大的传统、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复返时,这两个时代的思想者也或号哭、或倾诉、或憧憬、或抒发,并且他们的声音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的话,那么,民国初期的历史色彩更加黯淡,也更显绚烂:春秋以公侯为主角,魏晋以士族为支柱,而民国初期,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皇帝、官僚、军人、绅士、职业革命家……纷纷束手无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青年踏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体。两个异端性的历史现象因此叠合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鬼斧神工般的杰作。
这短暂的几年,可以称为“少年中国”时期。它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不仅是“五四”,也不仅是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
“少年中国”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众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一期间毛泽东接受的“新村主义”,不仅影响到他个人思想的形成,更因此改写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至于邓小平,这个最后的世纪伟人,正是在“少年中国”的尾声,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
在这一组文章里,我们试图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主角,兼顾“新民学会”、“少年贵州会”等地方性青年社团,勾勒出“少年中国运动”的大致面貌;
我们试图通过“少年中国运动”的几个关键性台阶,背景、兴起、发展、转折、分化与衰亡,来折射那个时期的中国表情;
我们试图以这样的书写,叩问二十世纪中国的深处灵魂。
(二)“少年中国”之少年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进京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三)大时代的青年潮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初潮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万类霜天竞自由”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他们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地席卷、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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