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复兴三十年：当代中国佛教的基本数据(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10/06 00:33:04
汲喆
（接本文的上半部分）
四．僧尼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中国佛教协会所公布的传戒数据中，两次详细指出了受戒僧、尼的具体人数，这使我们得以推算、比较僧团的性别比例。总地来看，在中国大陆1993年以来的得戒僧众中，比丘的数量要明显高于比丘尼。具体来讲，1993年至2003年有得戒比丘19000余人、比丘尼9800余人；2007年，则有得戒比丘3899人、比丘尼2020人。据此推算，自1993年以来，僧、尼比例始终保持在2：1左右。具体百分比见下图：
图3.汉传佛教僧尼比例（1993-2003，2007）
这一比例，和目前台湾僧、尼比例为1：3到1：4的情况刚好相反。[14]既有的资料表明，台湾女众出家较多的情况并非是一个晚近的新现象，从50年代有统计以来，台湾僧团中受戒的比丘尼即较比丘为多。不过，就整个汉传佛教而言，台湾的情况似乎仍属特殊。根据我们提到过的1930年代中国佛教会在大陆进行的调查计算，当时僧团中女众所占比例为30.5%，男众所占比例为69.5%（分别为225200人和557800人），与目前中国大陆的总体情况相差不远。[15]
五．寺庙的数量与分布
在前文中所依据的有关僧尼数量的资料中，也有对汉传佛教寺庙数量的记述。此外，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肖贤法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至1980年9月，“全国佛教寺庙有宗教活动的已有一百多所”。[16]这里的“一百多所”显然包括了各大语系的佛教寺院在内。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大体上可以描绘出汉传佛教寺庙自1949年以来的数量消长。
图4.汉传佛教寺庙数量变化趋势（1949-2006）
(技术问题，图片稍后上传)
2006年，在香港注册的中华佛教出版社出版了以江苏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寺院名录编纂委员会的名义编订的《中国佛教寺院名录》2006年版。[17]这部名录收入了大陆约1万5千所汉传佛教寺庙、约2千所其他语系寺庙以及近1千所港、澳、台地区的寺庙的名称和地址。尽管有些寺庙只注明了大概区位而没有详细地址、有些省份的寺庙收录数量明显低于实际水平，但是，这部目录已经为我们把握中国各地区寺院的基本分布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信息。[18]配合2006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中列出的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据，我们就可以得到各地区佛教寺庙相对于人口的分布情况。
图5.各地区佛教寺庙分布密度（2006）
由于各地寺庙数量的统计并不十分完整，因此，由此得出的各地每百万居民拥有的寺庙数量也不十分精确，总的来说，这些数字是应该低于实际水平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各地的统计误差大体相仿，那么，上图还是能够明显地揭示出各地区寺庙分布密度的相对情况的。统计结果表明，除了西藏、青海这两处藏人聚居区佛教寺庙较多以外，中国大陆汉传佛教最发达的地方集中在福建、浙江和江西这三个东南部省份。这一点与我们田野调查的印象也十分相符。
当然，寺庙数量并不能代表佛教资源的全部。而且，每个寺庙的大小不同、社会动员能力也各异。一座大的寺庙可能有常住僧众数百人，而仅由一、两个僧尼住持的小庙也不罕见。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宗教管理部门和佛教协会尚未形成定期公布数据的制度，而国家综合性统计部门所编写的各种年鉴上对于有关宗教的信息也是讳莫如深。目前我们手中仅有部分地方性的数据，无法就全国的相对情况做出判断。不过，我们不妨假设寺庙数与僧尼数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维慈（HolmesWelch）曾根据1930年中国佛教会的调查总结了各地区的僧尼分布密度，[20]法国历史学家高万桑（VincentGoossaert）也根据清代的资料计算出了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部分省份的佛、道教僧侣的分布密度。[21]我们可以就此比较一下佛教影响最大的一些省份在这几个时期的相应排名。
表1.中国大陆最受汉传佛教影响的地区
1730年代
1930年
2006年
排名
佛、道教僧侣数/人口数
佛教僧侣数/人口数
佛教寺院数/人口数
1
湖北
江苏
福建
2
四川
浙江
浙江
3
江西
四川
江西
4
浙江
福建
云南
5
广东
云南
广东
由于统计数据并不完整，各地区的行政划分亦有年代差异，上述排名的变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各地区佛教力量消长的直接反映。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三百年来，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省份始终是中国汉传佛教最兴盛的地区。
五．佛学院与佛教期刊
最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佛学院建设和期刊出版情况，这两方面分别涉及到佛教的传承与传播的具体机制。据我们了解，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间相继成立或恢复了至少46所不同层次的汉传佛教佛学院，其中36所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成立或恢复的时间。如果说80年代初佛教刚刚恢复活动时比较集中地重建了一批佛学院，此后90年代初也出现过一个兴办佛学院相对集中的时期，2000年以来，这种趋势似乎再次出现。[22]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佛学院在正式成立前已经以“僧伽培训班”等形式存在了，为此我们所依据的成立时间与这些佛学院得到宗教局批准正式挂牌的时间稍有不同。还有一些佛学院有合并、迁移的情况，或者有先后成立男众部和女众部的情况，我们均以其中最初的成立、招生时间为准。
图6.中国大陆汉传佛教佛学院历年新建（复建）数量（1980-2004）
单从数量上来看，近三十年佛学院的发展仍未达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的学校模式刚刚引入中国时的水平。根据维慈的统计，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50年的三十八年间，尽管局势动荡、战火连绵，但中国佛教徒先后成立了至少71所佛学院，培养了7500名学员。
目前，中国大陆的佛学院不招收在家佛教徒，也不兴办世俗教育，僧团和世俗社会的沟通仍基本限制在专门的膜拜场所，如寺院、居士林或念佛堂。在广播、电视仍被政治权力垄断的情况下，纸质媒体和网络就成为僧俗两界沟通的重要中介。近年来，中国大陆佛教期刊的种类增加十分迅速，根据我们收集到的名单，198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佛教出现过的期刊已达137种。当然，这其中有部分刊物没有坚持多久就停刊了，但目前继续出刊的仍在百种左右。这些期刊中包括发布官方信息的佛教协会的刊物、内部交流的定期刊印的研究动态、工作总结，以及居士佛学社团的定期出版物等等，但最多是由一些较大规模的寺院主办的弘法类刊物。如果说1981年恢复出版的《现代佛学》、也就是后来的《法音》是文革后最早的佛教刊物之一的话，[23]那么，我们收集到的最近出现的佛教期刊包括由上海复旦大学学源俱乐部·禅学会于2008年创办的双月刊《佛教观察》和由湖南南岳佛教协会于2009年创办的季刊《磨镜台》。
不过，即使仅从数量上讲，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期刊仍不能与民国时期相媲美。维慈曾指出，1912年至1950年期间中国大约先后出现了70种佛教期刊。而最近由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则收集了152种佛教期刊。[24]更何况，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刊物仍有“内部”、“公开”之分，有一些内刊一般很难接触到。当然，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如今佛教传播的手段已经变得极为便利，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能拥有的条件。
结语
以上我们主要从定量的角度，总结了当代中国汉传佛教的基本构成与演变趋势，在某些问题上，还与1949年以前的历史时期做了简单的比较。正如我们所一再指出的，我们目前所收集到的数据是不完整的、不精确的。然而，我们仍然不畏野人献曝之讥，大胆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客观地记录历史是一项不能不做的工作。和一个民族一样，一个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持“笼统颟顸”态度的宗教也是没有前途的。一种宗教，只有当它对自身的历史和处境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之后，它才能以理性的方式立足于世、以反思的态度建构自身。这种自觉意识和反思态度的基础就是科学的社会史研究，而收集、整理可靠的数据就是这种研究的第一步。为了这种研究能够更好地开展下去，我们衷心希望，各地佛教协会和佛教团体能从各自的角度，努力发掘六十年来与佛教相关的文字与口述史料，记录当前佛教的点滴新闻，并以各种方式公诸于众；各名山大寺也能将1949年以来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不同局势下的文物、文献妥善保存，并对当代的史实——包括人员、接待、财务、争讼、土地转让等等方面详加记述、建立档案。我们认为，对当代佛教史的整理不仅是佛教僧团与教团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是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
最后，我们想要强调，要全面评价文革以后中国佛教的基本状况，仅仅象本文这样凭借定量因素勾勒出大致轮廓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定性的角度对佛教的发展水平和变迁方向做出比较和分析。维慈在整理完1850至1950年间的史料之后，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清末民初这一个世纪当中被普遍认可的中国佛教的复兴真的“是复兴吗？”除了建筑数量和僧团人数以外，他提出了需要和历史加以比照的几个方面：“唐朝时教义论争迭起，政府强力支持，公众热心参与，难道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宗教活力吗？”“佛教的创造性在艺术上有再现吗？”“寺院生活的净化、道德与管理有回复到了唐宋水平吗？”[25]如今，中国佛教再一次“复兴”已有三十年了，我们不妨也提出类似的问题，思考一下可能的结论。
[14]有关台湾佛教僧尼的比例，详见陈美华对相关统计的归纳：陈美华，“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7期，2002年。
[15]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在中国大陆女性出家的比例较低，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热心参与佛教集体活动的在家佛教徒似乎仍以女性为多。
[16]肖贤法，“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法音》，1981年第2期。
[17] 桂未冰 主编，《中国佛教寺院名录（2006）》，香港：中华佛教出版社，2006年。
[18]当然，这部工具书也有不少可以改进之外。我们注意到，在随后出版的2007年版中，原来2006年版已经收录的一些寺庙反而没有了。就此而言，编者应该详细说明其收录标准以及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读者了解其效度。同时，我们建议编者至少应该给出每个行政区（例如分为省、市或县两级）的佛教活动场所的合计数，标出寺院的建成（或重建开放）的时间。如果可能，还可以列出各寺建筑面积、常住僧尼和居士人数，以便读者估计寺院的规模。最后，还应该尝试以数据库的形式发行电子版。事实上，只要稍加改进，这部名录就可以超出通讯录的功能，转而成为极具价值的有关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个基本数据库。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 见Holmes Welch，《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下），附录一。
[21] Vincent Goossaert, “Counting the Monks: The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 in Late ImperialChina, 2000, Vol. 21, No. 2。
[22] 我们估计，10所我们尚未确定具体建立时间的佛学院大多是最近几年兴办的。
[23] 有的地方性佛教期刊可能以非正式的形式先于《法音》更早恢复。
[24]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25] 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第十二章。
刊于《佛教观察》总第五期，2009年7月。
佛教观察网站：http://www.buddha-eye.com/
佛教观察博客：http://blog.sina.com.cn/buddhaeye09
http://buddha-eye.blog.163.com/
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转载时请注明本刊出处。
（接本文的上半部分）
四．僧尼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中国佛教协会所公布的传戒数据中，两次详细指出了受戒僧、尼的具体人数，这使我们得以推算、比较僧团的性别比例。总地来看，在中国大陆1993年以来的得戒僧众中，比丘的数量要明显高于比丘尼。具体来讲，1993年至2003年有得戒比丘19000余人、比丘尼9800余人；2007年，则有得戒比丘3899人、比丘尼2020人。据此推算，自1993年以来，僧、尼比例始终保持在2：1左右。具体百分比见下图：
图3.汉传佛教僧尼比例（1993-2003，2007）
这一比例，和目前台湾僧、尼比例为1：3到1：4的情况刚好相反。[14]既有的资料表明，台湾女众出家较多的情况并非是一个晚近的新现象，从50年代有统计以来，台湾僧团中受戒的比丘尼即较比丘为多。不过，就整个汉传佛教而言，台湾的情况似乎仍属特殊。根据我们提到过的1930年代中国佛教会在大陆进行的调查计算，当时僧团中女众所占比例为30.5%，男众所占比例为69.5%（分别为225200人和557800人），与目前中国大陆的总体情况相差不远。[15]
五．寺庙的数量与分布
在前文中所依据的有关僧尼数量的资料中，也有对汉传佛教寺庙数量的记述。此外，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肖贤法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至1980年9月，“全国佛教寺庙有宗教活动的已有一百多所”。[16]这里的“一百多所”显然包括了各大语系的佛教寺院在内。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大体上可以描绘出汉传佛教寺庙自1949年以来的数量消长。
图4.汉传佛教寺庙数量变化趋势（1949-2006）
(技术问题，图片稍后上传)
2006年，在香港注册的中华佛教出版社出版了以江苏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寺院名录编纂委员会的名义编订的《中国佛教寺院名录》2006年版。[17]这部名录收入了大陆约1万5千所汉传佛教寺庙、约2千所其他语系寺庙以及近1千所港、澳、台地区的寺庙的名称和地址。尽管有些寺庙只注明了大概区位而没有详细地址、有些省份的寺庙收录数量明显低于实际水平，但是，这部目录已经为我们把握中国各地区寺院的基本分布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信息。[18]配合2006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中列出的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据，我们就可以得到各地区佛教寺庙相对于人口的分布情况。
图5.各地区佛教寺庙分布密度（2006）
由于各地寺庙数量的统计并不十分完整，因此，由此得出的各地每百万居民拥有的寺庙数量也不十分精确，总的来说，这些数字是应该低于实际水平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各地的统计误差大体相仿，那么，上图还是能够明显地揭示出各地区寺庙分布密度的相对情况的。统计结果表明，除了西藏、青海这两处藏人聚居区佛教寺庙较多以外，中国大陆汉传佛教最发达的地方集中在福建、浙江和江西这三个东南部省份。这一点与我们田野调查的印象也十分相符。
当然，寺庙数量并不能代表佛教资源的全部。而且，每个寺庙的大小不同、社会动员能力也各异。一座大的寺庙可能有常住僧众数百人，而仅由一、两个僧尼住持的小庙也不罕见。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宗教管理部门和佛教协会尚未形成定期公布数据的制度，而国家综合性统计部门所编写的各种年鉴上对于有关宗教的信息也是讳莫如深。目前我们手中仅有部分地方性的数据，无法就全国的相对情况做出判断。不过，我们不妨假设寺庙数与僧尼数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维慈（HolmesWelch）曾根据1930年中国佛教会的调查总结了各地区的僧尼分布密度，[20]法国历史学家高万桑（VincentGoossaert）也根据清代的资料计算出了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部分省份的佛、道教僧侣的分布密度。[21]我们可以就此比较一下佛教影响最大的一些省份在这几个时期的相应排名。
表1.中国大陆最受汉传佛教影响的地区
1730年代
1930年
2006年
排名
佛、道教僧侣数/人口数
佛教僧侣数/人口数
佛教寺院数/人口数
1
湖北
江苏
福建
2
四川
浙江
浙江
3
江西
四川
江西
4
浙江
福建
云南
5
广东
云南
广东
由于统计数据并不完整，各地区的行政划分亦有年代差异，上述排名的变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各地区佛教力量消长的直接反映。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三百年来，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省份始终是中国汉传佛教最兴盛的地区。
五．佛学院与佛教期刊
最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佛学院建设和期刊出版情况，这两方面分别涉及到佛教的传承与传播的具体机制。据我们了解，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间相继成立或恢复了至少46所不同层次的汉传佛教佛学院，其中36所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成立或恢复的时间。如果说80年代初佛教刚刚恢复活动时比较集中地重建了一批佛学院，此后90年代初也出现过一个兴办佛学院相对集中的时期，2000年以来，这种趋势似乎再次出现。[22]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佛学院在正式成立前已经以“僧伽培训班”等形式存在了，为此我们所依据的成立时间与这些佛学院得到宗教局批准正式挂牌的时间稍有不同。还有一些佛学院有合并、迁移的情况，或者有先后成立男众部和女众部的情况，我们均以其中最初的成立、招生时间为准。
图6.中国大陆汉传佛教佛学院历年新建（复建）数量（1980-2004）
单从数量上来看，近三十年佛学院的发展仍未达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的学校模式刚刚引入中国时的水平。根据维慈的统计，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50年的三十八年间，尽管局势动荡、战火连绵，但中国佛教徒先后成立了至少71所佛学院，培养了7500名学员。
目前，中国大陆的佛学院不招收在家佛教徒，也不兴办世俗教育，僧团和世俗社会的沟通仍基本限制在专门的膜拜场所，如寺院、居士林或念佛堂。在广播、电视仍被政治权力垄断的情况下，纸质媒体和网络就成为僧俗两界沟通的重要中介。近年来，中国大陆佛教期刊的种类增加十分迅速，根据我们收集到的名单，198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佛教出现过的期刊已达137种。当然，这其中有部分刊物没有坚持多久就停刊了，但目前继续出刊的仍在百种左右。这些期刊中包括发布官方信息的佛教协会的刊物、内部交流的定期刊印的研究动态、工作总结，以及居士佛学社团的定期出版物等等，但最多是由一些较大规模的寺院主办的弘法类刊物。如果说1981年恢复出版的《现代佛学》、也就是后来的《法音》是文革后最早的佛教刊物之一的话，[23]那么，我们收集到的最近出现的佛教期刊包括由上海复旦大学学源俱乐部·禅学会于2008年创办的双月刊《佛教观察》和由湖南南岳佛教协会于2009年创办的季刊《磨镜台》。
不过，即使仅从数量上讲，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期刊仍不能与民国时期相媲美。维慈曾指出，1912年至1950年期间中国大约先后出现了70种佛教期刊。而最近由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则收集了152种佛教期刊。[24]更何况，目前中国大陆的佛教刊物仍有“内部”、“公开”之分，有一些内刊一般很难接触到。当然，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如今佛教传播的手段已经变得极为便利，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能拥有的条件。
结语
以上我们主要从定量的角度，总结了当代中国汉传佛教的基本构成与演变趋势，在某些问题上，还与1949年以前的历史时期做了简单的比较。正如我们所一再指出的，我们目前所收集到的数据是不完整的、不精确的。然而，我们仍然不畏野人献曝之讥，大胆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客观地记录历史是一项不能不做的工作。和一个民族一样，一个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持“笼统颟顸”态度的宗教也是没有前途的。一种宗教，只有当它对自身的历史和处境有了明确的自觉意识之后，它才能以理性的方式立足于世、以反思的态度建构自身。这种自觉意识和反思态度的基础就是科学的社会史研究，而收集、整理可靠的数据就是这种研究的第一步。为了这种研究能够更好地开展下去，我们衷心希望，各地佛教协会和佛教团体能从各自的角度，努力发掘六十年来与佛教相关的文字与口述史料，记录当前佛教的点滴新闻，并以各种方式公诸于众；各名山大寺也能将1949年以来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不同局势下的文物、文献妥善保存，并对当代的史实——包括人员、接待、财务、争讼、土地转让等等方面详加记述、建立档案。我们认为，对当代佛教史的整理不仅是佛教僧团与教团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是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
最后，我们想要强调，要全面评价文革以后中国佛教的基本状况，仅仅象本文这样凭借定量因素勾勒出大致轮廓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定性的角度对佛教的发展水平和变迁方向做出比较和分析。维慈在整理完1850至1950年间的史料之后，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清末民初这一个世纪当中被普遍认可的中国佛教的复兴真的“是复兴吗？”除了建筑数量和僧团人数以外，他提出了需要和历史加以比照的几个方面：“唐朝时教义论争迭起，政府强力支持，公众热心参与，难道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宗教活力吗？”“佛教的创造性在艺术上有再现吗？”“寺院生活的净化、道德与管理有回复到了唐宋水平吗？”[25]如今，中国佛教再一次“复兴”已有三十年了，我们不妨也提出类似的问题，思考一下可能的结论。
[14]有关台湾佛教僧尼的比例，详见陈美华对相关统计的归纳：陈美华，“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7期，2002年。
[15]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在中国大陆女性出家的比例较低，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热心参与佛教集体活动的在家佛教徒似乎仍以女性为多。
[16]肖贤法，“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法音》，1981年第2期。
[17] 桂未冰 主编，《中国佛教寺院名录（2006）》，香港：中华佛教出版社，2006年。
[18]当然，这部工具书也有不少可以改进之外。我们注意到，在随后出版的2007年版中，原来2006年版已经收录的一些寺庙反而没有了。就此而言，编者应该详细说明其收录标准以及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读者了解其效度。同时，我们建议编者至少应该给出每个行政区（例如分为省、市或县两级）的佛教活动场所的合计数，标出寺院的建成（或重建开放）的时间。如果可能，还可以列出各寺建筑面积、常住僧尼和居士人数，以便读者估计寺院的规模。最后，还应该尝试以数据库的形式发行电子版。事实上，只要稍加改进，这部名录就可以超出通讯录的功能，转而成为极具价值的有关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个基本数据库。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编，《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 见Holmes Welch，《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下），附录一。
[21] Vincent Goossaert, “Counting the Monks: The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 in Late ImperialChina, 2000, Vol. 21, No. 2。
[22] 我们估计，10所我们尚未确定具体建立时间的佛学院大多是最近几年兴办的。
[23] 有的地方性佛教期刊可能以非正式的形式先于《法音》更早恢复。
[24]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25] 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第十二章。
刊于《佛教观察》总第五期，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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